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基于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意识、意志和情感,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儒家“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在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和人类同样拥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不必一定只能是人类的威胁,而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护卫和朋友,有可能是“福”非“祸”。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
在中国文化中“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儒家的天地人相参是“三”,心统性情也是“三”。但这个“三”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一个完整理论系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人们大多语焉不详,更没有意识到它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思维方式。我的使命就是发现这个“三”,并由此建构一套系统的方法。这一成果是儒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我们研究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汪晖老师认为,不学哲学就不会问这些规范性问题,但研究历史,也有一些价值观。如果要研究当代政治,也一定需要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要。
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
《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尚书·洪范》的重要文献。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来看,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洪范五行传》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不但对后来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诗学、礼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婚姻的“神圣性”恐怕不是来自于民政登记或领取结婚证等现代世俗程序,而恰恰应该是落脚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实际上,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礼俗的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
阳明心学既是主张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也是强调德性修养的心灵哲学。王阳明通过黄金的“成色”和“分两”隐喻,形象地论证了“德性—才艺”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心学视域下,德性与才艺是一体成就的,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在才艺的培养上,王阳明主张“随才成就”和“素位而行”。
本文聚焦儒家伦理传统的思想定位及其与现代性的张力,以陈来的《儒学美德论》为中心展开讨论,指出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
现代学科划分常把《诗经》归作文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于是,《诗经》作为经书的意义被遗忘,《诗经》所承载的诗教传统亦因之而断绝。本书拟从齐、鲁、韩、毛四家诗说及宋明诸家《诗经》阐释出发,结合当代问题意识,重新激活《诗经》经学阐释的诗教义涵,回应时代问题。通过大义发微式的经典解释工作,作者希望能把《诗经》···
传统儒家的“生活政治”范式,将日常生活纳入社会政治领域予以思考,强调“存之所慎:齐、战、疾”,防患于未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来临之时,所要审思的不只是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应认真检视传统儒学文化现象及其行为方式。
意识形态上的失声和弱势,其实是经济、科技实力慢慢强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上最大的软肋。时至今日,香港和台湾社会已完全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所谓的「港独」、「台独」归根结底就是不惜割断与中华民族的族源、文化联系也要拒斥加入现代中国。这种离心离德,本质上是延续西方舆论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妖魔化和刻板成见。
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中华文明是相信“国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
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