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王国维曾过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所说的“国初”,即明末清初时代,确实产生了一系列大思想家,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此外如主张实学,被誉为“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的颜元(号习斋,1635年—1704年)等人,也在东亚大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
根据金圣文的观点,儒家公共理性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有助于表述现代儒家文化圈(如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又可以起到理论规范的作用,从而指导儒家文化圈国家发挥更好的社会与政治功能。金圣文对儒学公共理性的论述过于薄弱、抽象,与韩国文化之根所表现出的价值与实践背离太远。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阐述其理论并纳···
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一书存世,是他阐释《春秋》的著述,因此《春秋繁露》中“春秋”二字大家都能明白;“繁露”二字,笔者认为就是指《春秋》繁多滋润,因为《春秋》义理繁茂,而这些义理就是滋润养长天下万民的。但历代以来,对于“繁露”二字取名之意有较多说法。
追溯古代社会的“礼治之治”,并非发思古之幽情,“维新”的前提还是得追寻“旧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译中华法系和古代中国“礼法之治”历四千年不衰的遗传密码,撷取其中之治国理政智慧,开出“礼法之治”新境界。
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
读书会以“礼经郑氏学”为名,其实阅读范围包括了《丧礼郑氏学》中“礼经郑氏学”和“礼记郑氏学”两部分。在各自分别阅读的基础上,读书会每周在集中讨论一次,由一人作报告,梳理每条经文的大意和经学史上发生过的争论,总结代表意见及其理由;诸生讨论疑难之处,发掘经注和后代讨论中有启发性的内容。
那种“苟晶的命运源于孔子”的论调,表面看来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实则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将苟晶事件归咎于孔子,归咎于儒家文化,这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甩锅”做法。这种做法,既会严重歪曲事实真相,也会严重歪曲传统文化,最终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
由于古人所讲的人道与天道一致,并非以人为中心,所以终究与“人道主义”一词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于人怜悯尊重这一含义有别。因此,将西文humanism翻译成汉语中的“人道主义”,存在含义上的重要错位。
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
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没有“政教分离”,当然也就没有“政教合一”,只有“政教一体”。中国“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用西方“政教合一”的历史经验来批判中国的政治传统,现在看来是误解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所以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必须对“政教一体”与“政教合一”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
本文从儒家立场出发,直面现代“毋悔”观念的挑战,为悔过的意义做出了辩护,同时也对悔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悔过并不是徒劳、退转、虚幻、无力、全然痛苦和可有可无的。悔所具有的独特意识结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并改正过恶。现实中工夫的歧出与断裂,并不根源于悔,而应归因于尚不完善的人格结构。
陆象山也是吸收佛禅之“明心见性”以为己用的,其心学并非直承孟子,“十字打开”,反而是经过了程朱的。但陆不会作哲学的思辩和论述,概念含糊混乱,无明晰界定,故大张反支离之说,实质只在强调一个“用”字,切实践履就是功夫。吾人若知朱熹走的也是“明心见性”之路,且比陆为早,所谓“朱陆异同”,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了。现特将刊于山···
本书选取中国书法史上处于顶峰位置的汉碑精品二十件,对其中所蕴藏的礼乐传统、礼仪制度与祠祀活动等予以提炼和解读,旁及汉代政治、军事、地理、历史等不同层面,汇集成二十篇赏析作品,旨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汉碑透射到年轻读者的内心里。
陆九渊说学者多不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的首尾文义,然此“故”含义并非陆九渊所释的《庄子》“去知(智)与故”之“故”,孟子说的“则故”即“法本”之意而已,全章体现的只是孟子于自己“性善”论的反复宣说及坚信不移。以此观之,陆九渊精神精深而治学疏散。
2020年6月27日晚7点,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第二十四讲在腾讯会议、b站和抖音同步开启,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主讲。新冠疫情,凸显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种种问题,讲座基于白彤东教授英文新著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The Confucian Case的一些相关构想,回应新冠疫情中浮现出迫切的政治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