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以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
滞美期间,康兄因海外自由派学人多不解儒家,常为儒家辩护;又因海外学人多误解本人,亦多为本人辩解。呜呼!今日康兄往矣,洋洋乎而在其上矣,吾何得重闻康兄之语,再觌康兄之面乎?康兄尝言,其一生宿命,是走不开故国,亦不想走开故国,奈何如今却等是有家归未得,嘉江波涌哭斯人,痛矣!
孔氏族谱体例由简而繁,内容由独记载大宗世系和闻达人士而及全族普通族人,编修机构也由个人独立完成到严密完善的组织体系,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不断变迁和发展过程。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史料证据,很多支派的世系衔接也存在多种版本,更有一些支派的衔接明显与历史史料存在矛盾之处。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更充分的史料和出土文物。···
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为功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围绕与汪沛合著的新书《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ies: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贝淡宁介绍了源自儒家政治哲学的社会层秩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并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为例,指出正义的层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全球事务的参···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
舍勒有关同情与爱的区分表明,同情不具有价值构成功能,爱才是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恻隐之心在当代学界常被视作同情,因此有必要从舍勒这一区分出发,重新审视孟子文本。相关辨析表明,恻隐的本质是爱,不是同情。作为爱之端的恻隐在儒家传统中同样具有源发性和价值构成性的特征。它的发生结构与存在方式可以称为感通。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他们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作为对待古代精神产品的一种态度和对之处理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历史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新经学。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加强研究,积极传播。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天人合一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也有天人的相分,而且我们对天的定义不同,那么天人合一表述的理论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天人互动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来考量中医的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所以才性美学是其生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维。“才性”作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才性美学却是由牟宗三开掘出来的。只有在新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系框架下,它才被提升到生命美学的系统高度。
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的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孟子的心性论是上通天道的,心性的工夫在觉知天道天德及天命之性,天道天德降命于性而性有仁义礼智并显发为“四心”之端(“四心”只是仁义礼智四性之端表端显)。“性”是与生俱有的,孟子就天言性,以性有仁义礼智等,仁义礼智等是“天之所予我”、“我固有之”,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本逻辑与观念理路。
孔学堂是一所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是一座按照“省市共建共管、部门协同建设、社会广泛参与”的创新思路,由贵州省、贵阳市倾力打造的多功能、复合型、地标性的大型公益性文化综合体。贵州创办这样一处全国仅有的新时代儒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传承、展示、学习基地,令世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