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在逻辑上优先于“天人合一”,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际”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际”,人与自然世界互动意义上的天人分际,特定时代民众的生活实况是“天人之际”的实际体现。不同向度上的“天人之际”的有序融合,导向儒家所重视的不同境界。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病毒或将长期与人类共存,我们认为应当革新相见礼节,而拱手作揖礼简单易行,意蕴深厚,既可化解疫情之忧,又从容承载文明和自信,应当摒弃西式的见面握手礼,行用中国传统的拱手作揖礼。
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人习惯于将“和”(harmony)理解为功能配合,而中国人习惯于将“和”理解为心灵感应。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预设世界只有“这一个”、同时将人设计成身与心的和合,而不是灵与肉的紧张。也正是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使“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
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中国应在融合西方节日内涵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精神,建立中华传统节日体系,从而塑造体现中华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新生活方式,不仅应推动中华传统节日逐步取代“洋节”,还应该恢复传统节日的神圣性、庄重感。
《儒行篇》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篇》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
在早期的张载哲学研究中,将其定性为“以气为本”或“唯物论”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研究视角不同,张载气论定位方式及其结果也将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于“性质视角”的新视角亦即“纲领视角”,对张载哲学进行新的探索。
本文充分利用牟宗三的未刊书信,结合《全集》中的相关文献,全面展示牟宗三情感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亲情、师友之情以及自然之情,特别是他爱情与晚年亲情的方面。同时,还将检讨牟宗三的思想中“觉情”这一核心观念深刻与细腻的内涵,并力求在世界哲学的整体脉络中,尤其是在晚近中西方哲学重视和强调“情感”的动态中,指出牟宗三···
“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准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在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有着由技术导向发展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来赋予中国灵性社会工作价值内涵,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合传统与现代、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正是这种体现当代儒家历史使命与时代抱负的新儒学,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学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义理基础上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又体现人类普遍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学问。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
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真正保守的并不是儒家,儒家是将正义的、有道德的理念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某种主导的声音不正确却又很大,如果大家不断地从一种激进走向另一种激进,那就会导致社会处于危险之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都是由儒家来建构和传承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的价值、核心价值观也都是由儒家奠定的。
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