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启蒙派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只有官府和臣民,而没有社会中间层的自治文化传统,这其实是基于各类偏见和误解形成的错误史观。如果客观理性地审视历史,应该能承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主流传统,有着强大的历史生命力。
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历程证明,思想一旦被思想者发现并成体系地表述出来,它包含的真理就会被人们认可并成为信仰,而且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凭权力如何杀伐和打压,也无法彻底消灭它的存在。因为思想是永久的,而权力的施为则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内彰显。历史当然也记载权力的辉煌,但那只是历史;而思想却是永久的存在,时时能激动···
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发明且始终坚持厚生主义。中国的存在和繁荣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人类要走的唯一的路,人类完全可以另做选择,选择发展经济、造福人生之正道。我们以厚生主义这一“中国话语”,描摹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连贯地刻画出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概括历史上的主流经济思想,可资以构···
由于象不是存在(“是”),它所给出的并不是道的本质,也因此,象跟道之间总有某种错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相反,要获得对道之象的把握,要超出有形之物而观摩到其背后的形上之道,需要克服人的主观任意性。这就需要感通,感通既是观物取象的内在可能性,也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枢机。
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国与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国崛起与列强相争,而是全人类共趋大同之域。其所谓读经救世,乃是阐发经中仁义学说,使之沾溉及于全世界,永久消弭人类自相残杀的惨祸。仁义学说的精髓,则在孟子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
垄断信息与屏蔽哨声,不仅压抑了表达自由,也挫伤了社会成员相互预警及官民互动合作的信任基础,总体上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及治理体系的控制成本。寻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声”,而是保护哨声预警机制,官民互信互动,社会合作治理。期待疫情过后,吹哨者不再恐惧而有荣耀,当政者不惧哨音而有敬畏。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
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
蒙文通对“禅让”的解读,既遵循了现代史学的求真精神,又避免了传统价值被抽空的危险,完整地呈现了“禅让”如何从一个最初的事件原型,逐渐演化为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特点的古史传说,继而被儒学赋予重要意义和价值,并随着儒学与现实政治的互动,成为西汉时期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学说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兼顾义理价值的···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注。从朱子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
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
曾几何时,自己和周围人一样,除了累死累活的科研项目,就是累死累活的教学任务。我没有自己独立的追求,人家忙乎啥我就忙乎啥,国家号召啥我就干啥,得到了也没有喜悦,浑浑噩噩,刚40岁就弄了一身病。如今,儒家把我从一个多病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把一个缺乏精神高度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喜悦的、有追求、有信仰、活得畅快的人,一···
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
泰州学派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在于自觉地把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民间化、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传播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当前,我们面临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我们可以以泰州学派为借鉴,吸取其有益经验。
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
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将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并以此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释。
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千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放式办学,开明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因此,在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复兴属于我国首创的书院教育模式,使其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