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何种弑君？孰当讨贼？——以《春秋公羊传》关于“君子辞”的讨论为中心

自古以来，儒家视君臣为大义所在，故以弑君为大恶。面对弑君之罪，《公羊传》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责任主体，即天子、方伯或诸侯、臣民。然而在周末礼崩乐坏的政治背景下，臣民通常负有最主要的讨贼义务，不过，《公羊传》又基于对现实情形的具体考量，提出“君子辞”之说，从而宽恕了臣民不能讨贼之过。文章又结合宋以后儒家对此问题的···

【刘梁剑】天亲合一与身体的成长——船山《西铭》题解孝道思想引义

船山《西铭》题解着意阐发天亲合一之理。船山认为，从理学史的问题脉络来看，《西铭》大义在天亲合一。船山区分“大者”与“切者”，主张“从其切者而言之，则别无所谓乾，父即生我之乾，别无所谓坤，母即成我之坤”。从自己亲生父母身上实实在在体知父母之乾坤。较之天地，亲生父母具有切身意义上的优先地位。从其切者，不仅是从理上了解，···

【田飞龙】反蒙面法上诉得直的宪制意义

但香港的黑暴行为已带有恐怖主义特征，仅仅依靠被“柔化”的反蒙面法是不够的，特首应当会同行政会议做好研究和立法的准备，以订立更为严厉且在法律依据上更为直接（如直接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而不是“公共威胁”条款）的紧急规例。当然，这一判决给出了香港法院的司法复核立场与基准，政府立法应当充分研究如何使···

【陈来】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

阳明中年讲学，确立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哲学定义，以此来支持他的格物功夫论。而这一具有基础意义的对物的定义，在其晚年有所变化。他对“物”的界定，不再以“意之所在”定义物，而以“明觉之感应”来界定物，宣称“物”就是与心发生感应关系的对象，表明王阳明晚年学问功夫向肯定物的实在性方面发生的变化。

【李景林】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

丧祭礼根据“称情而立文”的原则设立，表现了亲亲的内在性与尊尊的普遍性规定之统一与连续。情文的统一规定了丧祭礼仪的本质；情文的连续则表现了文明创制与自然之间的动态的历史性关联。重情、复古，由血缘亲情而返本复始，以上达契合于天地生物之本，从人的生命情态之自然等差性的内省与外推的成德历程中，建立超越的基础，这体现了儒···

【唐文明】中国思想的转向与经学问题

古典意义上的经学和近代以来的经学研究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岂止是两回事，后者根本就是前者的反动！要恢复经学首先就要彻底清理和批判近代以来种种以国故立场、疑古立场或反古立场出现的所谓经学研究，而这亦应当成为终结“五四”之思想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姚中秋】疫变：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终结后，中国思想将引领全球价值重建，从个人主义转向亲亲仁民，从厘定权利转向行仁履义。当然，中国将坚持“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古训，从而开启一个思想、宗教多元并存的时代。

【丁为祥】“践行”还是“践形”？——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根据、先驱及其判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则属于从“践形”系统出发对于程朱建立在认知基础上之“践行”系统的一种根本性扭转。这一扭转，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认知程序，却由此凸显了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的深层分歧及其不同的人生作用。

【杨虎】论观心与感通

感通是中国哲学中用以表示“事物”（人、物、理、事等）发生某种勾连活动及其呈现状态的观念。感通论贯穿于儒家哲学主线之中，儒家心性论的主流思路揭明了感通之于心性开显的意义，即感通是心性本体的自身开显机制，却遮蔽了更加本源性的感通领悟。

【孙向晨】我在德国讲《孝经》遭质疑：现代世界讲这些还有意义吗？

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就被屡屡改变，对于这种不适应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代表，而所有非西方世界无非是迈向现代社会。这样的说法，虽然大家现在普遍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多多少少还留有这样的思想痕迹。当中国哲学开始“进入”时，实际上，就会对他们的传统规范造成某种冲···

【陈明】朱子思想转折的内容、意义与问题——以儒家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结构关系为视角···

本文从“文化政治”的视角描述、分析和评价朱子心性论和道统论的形成过程、逻辑关系和文化意义，认为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由于在作成人才、变化风俗方面的作用，朱子的努力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结构的地位，甚至形塑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但是，也存在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我们今天解决。

【常达】儒家始祖形象的三种形态及其意义

传统儒家从未停止对事物根源与本质的探索。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始”之字义常常兼具逻辑上的原初性与价值上的根本性。始祖作为生民存续之始和人道的开端，其形象隐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关联着儒家思想与制度的核心。本文分别从感生之祖、始封之祖、生民之祖三种形态出发，追溯始祖形象的特点，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来理解儒家家···

【任蜜林】董仲舒在两汉经学中的地位

董仲舒在两汉经学中有着奠基性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才使得儒家由先秦的一家之学变为西汉政治的独尊之学，从而对两汉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儒家经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儒家经学对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何俊 刘夙】阳明格竹的分析：阳明学与植物学的一场跨学科对话

一方面，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维是不可避免要在实践的层面上废弃掉的，但另一方面，现代科技思维也不负责解决生命的意义、精神世界的依托这样的终极问题。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不可能全盘西化的，因此，是否有可能用现代科技思维这种最为有效的“格物”方式，去填补阳明心学中在认知外物上的局限和困难，是很值得探讨的问···

【杨朝明】灾妖不胜善政

“灾妖不胜善政”，这话出自孔子之口，可谓明确而响亮。天灾地妖、诡异反常给世人以儆戒警醒，因此人不能坐待“天命”。人之敬慎，要体现在行动中。越是敬慎，越要积极主动。灾难纷至沓来，容易击垮理性，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让光照进黑暗，要从容机智，以国家的行动力，形成凝聚力、抗灾力。

【田飞龙】疫情之下，美国为何还要操弄“台北法案”？（附：美国《台北法案》中文全···

美国涉台立法有可能进一步向“台湾安全”议题升级以及出现“类似建交”的高度迷惑与极限挑战行为，中国对台战略研究与维护主权行动必须转换思维，凝聚人心，申明利害，果敢突破。

【白彤东】在新冠疫情下看劣质文化与劣质制度（上）

全球化和中国于其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得这种紧张造成的恶果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影响全球（这也是这次新冠病毒比SARS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问题是任何人群迅速致富都会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即国家治理的问题。

【郭沂】条陈十三策：反思新冠灾疫，完善国家治理

回到首尔的每一天，仍然在紧盯疫情的动态，目光随着病毒的脚步聚焦钻石公主号、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伊朗、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紧张、恐慌、惊诧、担忧和悲伤之外，当然也有思考和反省。身处首尔，不免特别关注韩国的经验，故略陈数端。

【徐水生】日本近代文化“脱亚入欧说”质疑

明治维新以来在“文明开化”政策引导下，西方文化迅速而大量地传入日本诸岛，在日本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学、科学、哲学诸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日本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契机、增添了活力。但是，近代日本是否完全抛弃了东方传统文化？日本近代文化是否为西方文化的复制品？

【马永康】大同的“发明”：康有为《礼运注》析论

康有为通过《礼运注》“发明”大同，目的是以传统文化资源接纳近代政制与价值。它以传统价值理念来锚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融合西学，呈现了一个中国式的未来社会想象。这种想象对于指引未来社会的可能发展有其意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批判现实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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