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注。从朱子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
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
曾几何时,自己和周围人一样,除了累死累活的科研项目,就是累死累活的教学任务。我没有自己独立的追求,人家忙乎啥我就忙乎啥,国家号召啥我就干啥,得到了也没有喜悦,浑浑噩噩,刚40岁就弄了一身病。如今,儒家把我从一个多病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把一个缺乏精神高度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喜悦的、有追求、有信仰、活得畅快的人,一···
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
泰州学派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在于自觉地把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民间化、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传播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当前,我们面临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我们可以以泰州学派为借鉴,吸取其有益经验。
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
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将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并以此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释。
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千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放式办学,开明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因此,在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复兴属于我国首创的书院教育模式,使其发扬···
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民国的群星璀璨,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的救亡思潮,士人群体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赞君王,不侮苍生,不为俗困,不为物驭,他们既是最低的道德底线,也是最高的价值标杆。汉唐器识,魏晋风骨,如今世间有几人
通过辨析前人注释之得失,可以将《孟子·尽心下》第16章“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解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人),(仁也者)道也”;将《孟子·离娄下》第26章所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解为全天下的人们谈论人性,都是根据人自身的作为(则故)来谈;将《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解为浩然···
在程颐看来,成为道德的人是一种快乐,每个人应该并且能够成为道德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种类的人应该有不同程度的爱。而程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发展出一种对古典儒学中的道德价值进行本体论-神学论阐释的道德形而上学。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情绪又被半夜两个不想干的突发新闻给影响了:一个是春节假期延长,一个是科比坠机身亡。
但如果你把视野调整一下,你把最近的一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你就会知道,历史是关于未来的沉思,科幻是关于当下的映照。站在无尽永前的时间长度与无界永在的空间高度,你或许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洞悉人性之本——关于时代的洪流,关于卑微的苍生……
从张载本人的思想探讨出发,到其与《六经》《论》《孟》的对话、对先秦儒学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以及其作为理学家对佛老之学的钻研、批判到其作为关学学派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交融互动,包括关学学派自身的历史发展,也就构成了我们张载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三人虽有前后承继关系,却更突出地体现了不同背景下的三种解读方式。赵岐代表了经学思潮下的伦理解读,朱熹代表了理学思潮下的哲学思考,伊藤仁斋代表了异域文化视野下的政治教化期待。这三种解读方式反映了儒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
关于中国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分别为“宋代近世”论者提出的两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的晚明,“冲击—回应”论者提出的晚清。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呢?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就生态保护而言,制度、法律的保障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也只是手段,如果没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真正反省,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不能真正返归“人道之正”,那么,制度、立法层面的保障最终能否起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仍然值得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