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分别为“宋代近世”论者提出的两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的晚明,“冲击—回应”论者提出的晚清。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呢?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就生态保护而言,制度、法律的保障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也只是手段,如果没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真正反省,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不能真正返归“人道之正”,那么,制度、立法层面的保障最终能否起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仍然值得疑问。
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泰州学派的思想,包括对个体意愿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其中展现的对人的自由的向往,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更广义上对平民化的追求以及其中蕴含的平等意识,等等,依然呈现多方面的意义,这些观念在经过转换之后,可以成为建构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国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
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应当受制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这应是制约的总纲。除了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外,包括科技人在内的现代人还应有信仰。无信仰则无敬畏之心,我们对无所畏惧者深怀畏惧之心。
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着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系着对整个经学史···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太玄不断吸积、本能实现充塞,以“罔直蒙酋冥”的序列螺旋运动,呈现“环四中五”的特征,并贯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扬雄构建出文王、孔子、颜回的道统谱系,以默识道德形上本体为道德修养工夫论旨趣,对于宋明理学有启沃之功。
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课题,荀子诉诸于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权力)于一体的圣王。作为道德权威,圣王的正当性源于民众对其特殊的品格构造和超凡德能的认可;而作为政治权威(权力),圣王的正当性则在于其政治权力是经由其道德权威而非民众的意志同意这一合法化过程而转变为政治权威的,亦即权力的权威化是由圣王的道德身份来给予的。
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
直白的文字,有其动人的一面,但直白之外,更可典雅。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用于之今日今事,却是何其适当。人不分国度,地不分南北,全人类皆关注于武汉,关注于湖北,这是人性的光辉,这是温情的力量,而人性之温情,经以古人诗句而加以完美表达,真是文化力量之佐证。
性虽大致不远,发而爲情,则或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感应。人人所感不同,发而爲诗,必不能千篇一律。而评判文学作品有一个简单直截的标准,那就是“仁”,亦即基本的同情心。而诗教的根本精神,正是培育此仁心。
敬畏上天源于古人对天的信仰。人们对上天以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鬼神精灵都有怀有敬畏戒惧之心,才会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就能使帝王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因此,每当出现灾异和人为的治理失误时,帝王就会自我反省。
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牟宗三和安乐哲都采取迂回切入的研究方法,分别引入康德哲学和过程哲学来建立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混淆了孟子的本意和自己的诠释,没有区分尽可能准确理解古代经典和建构现代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虽然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只有研究者对这种区别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才能更好地理解经典、建构理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才能···
李文亮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做了一个普通人该做的事却成为英雄,说明这个社会和时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正因为对此形成了共识,不满而又无力改变,大家对李医生之死的悼念和歌颂才不约而同,才在忧戚之中包含许多的愤怒和恐惧。
在充分理解各国自主管制的政治与利益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构。武汉肺炎新型危机对中国进取型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是一次重要的意义挫折和挑战,中国必须在抗疫周期中展现其制度协调力、技术攻关力、价值渗透力与全球合作力,否则必然产生“国民信任危机”和“全球信任危机”,掏空新时代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