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公益的平等化,使‘人人公益’‘全民公益’成为现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创新企业公益理念与公益模式;为许多非专业的个人与组织深入参与公益创造了机会和平台。”
十余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社会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了承载民族情感的重要符号。希望在这一背景下,能走出文化虚无、逆向民族主义的阴霾。西装革履、白色婚纱固然可以穿戴,但不必将其视为独一无二的正装,而传统汉服衣冠,则更不能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基于耶林式的法权观念批判旧伦理与旧道德,并以此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了旧伦理与旧道德,而是基于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旧伦理进行规范性重构,将旧道德淬厉为新道德。
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泛民”取得了过半议席。这是香港理性精神进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这是一次暴力氛围下的特殊时期的选举,其结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测试香港所谓“主流民意”的民调依据。
「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
《乐记》是中国首部专论歌乐舞的乐论专著,系汉武帝时刘德与毛生等所作(公元前130年前)。西汉末年刘向校《乐记》得23篇,11篇于东汉马融时编为《礼记·乐记》,另西汉褚少孙采《乐记》补《史记·乐书》,余篇散佚。郑玄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乐记》要义为何?“乐”字当作何解?
王阳明的致良知工夫论,堪称传统儒家修身工夫的正法眼藏,也一直是现代学者论说不休的学术热点。陈立胜先生《入圣之机》一书,以阳明学“致良知工夫”“良知论”“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龙场悟道”等著名论题为焦点,从修身工夫的向度对阳明心学的内涵予以追本溯源,抽丝剥茧,疑义与析,以期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
判定“四有说”的依据不在于是“至善无恶”,还是“无善无恶”,而在于“有善有恶意之动”。相对以“先天正心”为理论基础的“四无说”,“后天诚意”是龙溪语境中“四有说”的基本内涵。“四有说”体现了龙溪对阳明“四句教”的特定理解和定位。
国家认同是国家统合的前提,而教育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回归之前,港英政府采取隔断中华文化脉络、推进语言征服、禁止讲授中国近代历史等方式,造成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难题。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
“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教玉人雕琢成为妨碍治国任贤的代名词,但治国任贤并非如玉人雕琢那样只是一个专业问题。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慎择其业之意,又由“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
本文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包含了几次改朝换代、改造社会的革命。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之际,整个社会氛围转向重新检视革命的缺失和代价。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盘评估与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同时,对“一国两制”及香港制度完善提出若干关键性判断及安排,是应对香港危机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自由意志所可以作之为之之善与恶,究竟是夐然独立于自由意志外,自由意志为之也无加于其为善恶,不为也无减于其为善恶,还是其竟取决于自由意志之为与不为,为之然后成其为善恶,不为则亦无所谓善恶、不见其有善恶?
旁尊降和余尊厌是丧服制度中的两种降服,然而两者的制服原则并不十分明确,且在适用上多有纠葛。本文旨在探明旁尊降和余尊厌的性质,相互间适用的规则,以及各自适用的亲属范围。
现在大陆的态度很明确:香港既然要闹,就让它闹,结果自己承受;受制于“一国两制”,大陆对此也无能为力。香港的命运掌握在港人自己手中:是继续被人忽悠、利用,以香港萧条、衰退为代价替居心叵测者火中取栗;还是幡然醒悟,脚踏实地地争取相对可能的目标?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