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乃儒家文化的核心所在,而“祭祀”之礼更是各种礼仪中尤为重要者,“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也记载,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将祀礼视为“十二教之首”。在各种祭祀之礼中,列入国家祀典并绵延至今的文庙释奠礼,具有文化传承、文明信仰的崇···
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所说的“阴阳之灵”,集中体现了理学家解释“鬼神”的思路。一方面“阴阳”构成了限定,意味着不存在阴阳之气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学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谓能够轮回转世的鬼神。
一方面,在现代儒学的各种版本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空洞的仁学,其实是将原本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精神指引彻底抽空其内容而为种种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背书,而这些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自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被经过有意的扭曲性解释的阳明学成为现代儒学的主流,其实是在“夷天地为物质”的科学主义蛊惑下继续···
中华慈善的独特之处可以从高攀龙的一生看出来,这种慈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为了外在光环和利益,而是内在生命的需要,是将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于人是内化的,弥散化的,不是切割出来与其他东西分开的一部分,它贯穿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慈善与个人、家国、天下融为一体。儒家讲“小···
最可恨的还不是一线的青年黑衣人,而是幕后策划者,是他们的卑劣政治利益和精神蛊惑导致青年人陷于法治的不赦、不义境地,自身却逍遥法外,疯狂抽水分赃,颇有“政治嗜血者”的阴郁形象。对后者,不仅其心可诛,更应当长线追踪、揭发、检控和惩治。
中西方都有“治体论”,但各有特色。我不赞成将“治体论”作为“政体论”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相参照的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相互观照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
康晓光认为,当下中国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价值,而非简单拒绝多元化。“建构路径、寻找方法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和书本,而是要真正把项目设计运营、组织架构、团队成长实实在在地落地,体用打通、体用合一,让这些有益的价值观对行业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如果我们的交流永远停滞在分析问题层面,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孔子对孝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于创新性地在关系性孝中引入了公平与平等思想,并为孝文化奠定了本体论的根基,因此孔子不仅是个守旧守成的文化传承者与批判者,更是个开思想新篇的理论创新者和修正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不仅是儒学之孝的本体与实体所在,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与定言命令,由此决定了儒学的孝是具有科学性的伦理···
事实上,作为主流中的支脉,“浙学”每每通过挑战主流思想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学术品格:王充挑战当时主流的经学,事功学派挑战主流的儒学,王阳明挑战正统的理学,章学诚挑战主流的乾嘉学派,等等。直到近现代,马一浮的思想也蕴含着对西学思潮的某种挑战。可以看到,以有别于主流的独特方式延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构成了浙学的个性特···
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中国虽然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五十年不变,但不等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适修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夯实一国的基础,才会让两制健康成长。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力,实事求是地检讨《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担负起中央政府的宪制责任,由全国人大进行修订。
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