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转型、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强化了晚清以来的“文化对待观”,具体表现为古与今的对峙以及中与西的划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对立,虽然在当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在观念上带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开启了后来思想文化···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对暴力的解禁与放任,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在七一事件中达到某种极高点。七一暴力占领立法会是“港式太阳花学运”的完成式,也是反修例运动暴力升级的巅峰形式,标志着这场运动合法性与道德基础的自我消解,但其消极后果和长远影响很难短时间消除。
儒学现代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伦理学与政治学,更根本的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心灵哲学,实现儒学心灵哲学的新开展。新型儒家心灵哲学的开展应在“显相论(本源论)摄实相论(本体论和广义知识论)”的思想视域下展开,以显相观(本源观、真情观)为根本思想方法,主张“知识出于真情,用于真情”。这种新型的儒家心灵哲学将不···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该项目通过面向基层、面向民众普及传播以孔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该项目对促进新时代民间儒学的创新发展、推动官方儒学与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的转化,做出了有益尝试。总结“孔子学堂”推广建设情况,将有利于民间儒学的进一步开展,也将为深···
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法社会,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突出强调天下观念而忽视国家观念,重视家庭而淡化团体和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国进行巨大变革的时期,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相继撰写了《东西文化及···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种性取向合法化,人们不免哀叹“家”正在走向衰落。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
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和谐”的起源与内涵,乃至如何真正进行“和谐”的实践,都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同样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定位这一价值,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我总希望这两种世界观、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能够相辅相成,互相理解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低估。至于我们个人,则首先必须能在专业与生活中,运用这两种态度中的其中一种,力求彻底到位地处理各种问题与需求,并同时尊重与学习另一方面,以获得生命较佳的平衡及智慧。
德、艺、知之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今日哲学家皆言真、善、美,但多是平铺言之。中国哲学讲德、艺、知,则将三者理解为以德为核心的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