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和朱熹把道德学说建立在先验的人性论基础上,注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王船山则认为,人性并不是基于某种绝对的本原而被内在地规定的,其形成离不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人性在本质上是“分殊”之性。船山对“分殊”之性的强调,与明中叶以来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个体性被日益重视起来的思潮不无关系。
联合声明是一份有效、重要且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它绝不为任何外国势力建构任何超越1997年时间框架的管治权和监督权。香港基本法不仅完全吸收了联合声明中的中方单方面声明,而且基于中国主权意志而增加了普选条款,提升了香港民主权利。
近两年来,我的主要精力用在倡导建立一所以培养面向社会实践、尤其满足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国学院。急家长与全社会之所需,以打通民间国学教育的上下通道,形成完整的“私塾-书院-企业”教育体系。所谓“学而优则仕”,让私塾孩子有属于与他们对口的教育接续之路,做到真正学有所用,与当下的社会与时代融为一体!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从其根本性的台独党纲出发,在两岸关系上否认“九二共识”,寻求“离岸替代”,实行极端的转型正义和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治理上则一方面政治封杀国民党,另一方面则滥用执政权全力准备“台独”相关条件。
虽然刘宗周认为两种提法大同而小异,但史孝复批评“意为心之所存”的命题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刘宗周提出“意为心之本体”“好善恶恶意之动”,史孝复指出由此而来的“存”之工夫无法践行,功夫主要在心之发用时做。通过对辩论的考察亦可看出,虽然与王阳明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刘宗周始终坚持与王阳明思想的一致,努力融纳史孝复的批评。在···
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是朝鲜阳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心灵哲学看,王阳明与李退溪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对行为主义的反对与辩护。
盖圣道贵博济,必由尽己性尽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自是一贯。故大学明德必至亲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论语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独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此即子贡终身行恕之终事也。
原有的基本法框架有问题,主要在于中央没有落地执法权和司法终审权,这也是迟迟不能在香港推行真正双普选的原因。
数字卦研究的不足在于它过分依赖经验论证和过分强调其独特性,以及对“数字卦”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易卦就其整体来说不是一个数字,“数字卦”其实等于“数字爻卦”或“数字爻画卦”的概念。“数字卦”的命名缺乏历史的正当性,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引起了混乱。
梁启超一生的宗教选择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可以给当今的孔教主义者们以启发,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更多的目光注视于政治与国家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过于高远和宏大。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义庄已在历史的发展之中消失,可义庄所承载的社会使命,所体现的价值观,运作的方式,对于当下中国,仍有着较多的借鉴意义。
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的关系,是儒学研究中首屈一指的大问题,被人誉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时代。他们纷纷建立政权,主动拥抱汉文化并最终走上汉化的道路。
黄榦将《太极图说》划分为陈述太极道体逻辑展开的本体论、具体人物生成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生修养论三个部分;从厘清“极”字的本义出发提出了一个对“无极”与“太极”概念的理解思路;认为太极有动静,但太极不能自为动静;对朱熹将五行次序分为生之序与行之序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五行次序只有一个,即水木火金土。这些理解既是对朱熹《太极···
要想解决百年来《诗经》研究发生的问题和纠正出现的偏差,我们确需回到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本身,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和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语境,破除《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的唯一认定,从“文学与伦理之凝合”(钱穆)的角度,来把握《诗经》精神,以期中国《诗经》学获得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崭新未来。
熊、贺二人面对着波荡的政局,以传统语境中的异端人物王安石和张居正作为取证,尽可能地调适着“学”与“主义”、“改革”等实际政治需要的矛盾,尝试在当权者面前为学术争得位置。相较前贤,他们的努力有异有同,但都是不完全成功的。基于以上的思想史观察,本文在最后简单讨论了这种权衡于学、政之间的论说在当代的表现与处境。
大游行及七一风暴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且有暴力升级,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中国当下所见能够相对完整演奏五声和七声音阶的乐器应从贾湖骨笛开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挖掘出数批、计数十支新石器时代早期6—8音孔骨笛后的认知。先民们的乐器实践,必有乐律理念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