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1]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他们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
连日来,香港反对派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破坏行为的下限,对香港法治与民生利益造成持续性损害。8月11日,香港发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弹袭警事件,包括湾仔警察总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袭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员受伤,这不仅有着进一步暴力升级的意味,更有着将示威活动变质退化为“港式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在士大夫回归“三代之治”的合唱,封建制度的构思及其功能的设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张载继承和光大了这种设想,他的“封建”思想,是地方分权的主张在北宋现实社会中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将封建寓于郡县的改革措施。他察觉出中央集权政治对地方治理的狭隘和不到位的缺陷,试图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有效地扩张地方政治权限来···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逃犯条例”的最初聚焦点,演变成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并极限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无大台”的青年学生为主,以周期性“游击”方式与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行为刷新了香港社运激进化的纪录。
孔孟儒学立足于“世间情”建构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也有别于古中东、古印度的信仰主义。它立足于世间来寻找救心救世的力量,它是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既获得平衡又保持张力的一种独特传统。
社会儒学要具有旺盛生命力,就应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政治生活领域,融儒家政治哲学或政治儒学所蕴含的德治论和法治论于一身,以进一步开拓社会儒学的政治向度和政治儒学的法治向度。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故法律可以借鉴,但无法移植,不经过中国化的洗礼,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或者迷信西方的原教旨主义,都无助于法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蒙先生认为:“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在先生看来,“经”不是属于哪一科的问题,经学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与一般所说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相近,自有其发展脉络,须仔细辨认。
今天一国两制面临困难,重新站在十字路口,北京有责任,香港也有责任。北京当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相关政策当作此长考。香港当知家贫不嫌母丑,赤子之心拳拳在焉。华夏子孙,皆当反求归己,修辞立诚,抛开过往,团队一致向前看,共谋华夏复兴大业。
除了与理智德性的修养有关的“心术”之外,不曾放弃对儒家传统道德德性之追求的荀子,同样考虑到了与之有关的精神修炼技术,即那些与“气”有关的修养方式。对于后一种修养方式的思考,荀子称之为“治气养心”,且相关思考,主要是从矫正性的角度着眼。荀子所谓“治气养心”之术是以改变自己为目标的学习、修身手段,这些技术与荀子所提倡的其···
为应对近代自然科学与思维方式对儒家的冲击,使传统儒学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康有为采取了“续制新义”的方式,对近代科学进行了儒家式解读。
自由主义是一个条件谱系,可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诸多特征。以该谱系为标准,对照儒家,可知儒家在诸多重要特征上都不满足自由主义,即缺乏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定性上,儒家自由主义不成立。
儒家道德可理解为“成人”道德(“学以成人”)。成人道德在实践上有相对性,即要面对理想的无限性与现实的底线原则、道德的无条件性与其实现的有条件性、伦理的客观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之间的张力。
“礼乐”乃儒家文化的核心所在,而“祭祀”之礼更是各种礼仪中尤为重要者,“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也记载,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将祀礼视为“十二教之首”。在各种祭祀之礼中,列入国家祀典并绵延至今的文庙释奠礼,具有文化传承、文明信仰的崇···
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所说的“阴阳之灵”,集中体现了理学家解释“鬼神”的思路。一方面“阴阳”构成了限定,意味着不存在阴阳之气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学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谓能够轮回转世的鬼神。
一方面,在现代儒学的各种版本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空洞的仁学,其实是将原本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精神指引彻底抽空其内容而为种种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背书,而这些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自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被经过有意的扭曲性解释的阳明学成为现代儒学的主流,其实是在“夷天地为物质”的科学主义蛊惑下继续···
中华慈善的独特之处可以从高攀龙的一生看出来,这种慈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为了外在光环和利益,而是内在生命的需要,是将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于人是内化的,弥散化的,不是切割出来与其他东西分开的一部分,它贯穿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慈善与个人、家国、天下融为一体。儒家讲“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