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其形态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然而,阳明学的思想义理却有其自身的“普遍性”,如果我们只是强调阳明学历史形态的复数性、多样性,则不免导致偏激的历史相对主义。
两周前,做一个讲座,谈到孔子为守孝三年的辩护。根据那时的礼法,父亲去世,守孝三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孔子说,对一个君子,这不是外在的硬性要求,而是即使他吃好的,也尝不出味道。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两个月前一个人吃烤鸭的经历,顺嘴给听众讲了。但讲着的时候,发现其实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强忍着讲完了这个例子。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这一事业的直接意义是中国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实质性、技术性的问题亟待解决。从100年前的五四到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一个观点——一个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民族不能够跟自己的传统决裂。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才特别值得关注,这也是我们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的一个初衷。
中国穆斯林得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滋养,既保持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也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通过以儒诠经,赋予伊斯兰教以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中国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象。同时,通过以经诠儒,用伊斯兰文明丰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以先天来降、后天复归的环形世界观理解宇宙变化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伊斯兰教的存在论有关···
从天道论上来看,《中庸》以“诚”言天道,《易传》则以“阴阳”言天道。这种以“阴阳”解释“天道”的思想明显地受到战国时期阴阳家的影响。从工夫论上来看,《易传》的工夫论只有在《中庸》天道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文字表述方面,《中庸》“性命”“道德”等词皆未连用,而《易传》则明确提到“性命”“道德”等词,按照词语由单音词到···
在现代社会中,要实现优良的私人生活,其前提在于有着优良的公共生活。公共向度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题中必有之义,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理由与依据:一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而是人拥有公共参与的自然权利;三是良好的公共秩序能够保障私人生活的富足与稳定;四是人类情感和意志的满足也具有公共的向度。
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存在前后两说。前说为互藏交发说,其文本基础为《尚书引义》;后说为人心通孔说,其文献依据为《读四书大全说》。互藏交发说有两个支柱,即互藏与交发,而交发要求四端与四情数量完全一致。该说面临着性情不分的困境,解决出路在于回归朱子的人心通孔说。在后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中,船山既回归朱子,又区别于朱子。···
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成为追求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实中去实现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其中蕴入封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礼徒有其壳,表现出“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畅销书作家,吴钩多年来致力于宋代生活史、社会史与政法史的研究,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那么在他眼里,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宋之风雅是否还能复现?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导致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程序,开展进一步的公众咨询和民主协商。修例本于港府善良动机以处理涉台嫌犯移交及一体解决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未签署移交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法律基础问题。
本书为1800年以来迄今之马来西亚近二百年儒家学术史之撰述,以见各时期之儒家经、史、子、集之著作梗概。依儒学的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及王朝礼之五礼框架与其发展实况,本书暂分马来西亚近二百年儒学史为“1600(实1800起)—1876年间”“1877~1956年间”“1957~2015年间”三大时期,以为三章,每章分为五节,分别论述该时期儒学发展···
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且专业性讨论修例法律细节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对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冲击性,无限制地放大恐惧感,制造谣言,进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误导与动员。当然,仅仅依靠反对派自身的蛊惑与动员是绝无可能造成今日之对抗态势的,国际势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敏感时刻积极介入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因素。
内在于启蒙主义的信念,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两次激进化:第一次是启蒙的自我确认,旨在为启蒙清除一切旧制度及其相关的旧文化;第二次是启蒙的自我反思和继续推进,在政治主张上表现为从自由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在争夺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权的过程中,断裂论者和连续论者虽然呈现出尖锐的对立,但仍共享着启蒙主义信念。
东亚中、日、韩及越南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交感联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中又有阴阳,不分不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成人类命运共···
具见黔学之渊源流变,虽可溯至东汉之尹珍或更早的盛览、舍人,但真正发出电闪雷呜般历史性影响,追随者前后相续不断,乃至能形成颇有声势号召力量的学术群体的,仍当首推王阳明及在其影响下迅速崛起的黔中王门学派。
最近有学者在讨论中国为什么叫“中国”的问题。其实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景区嵩山的口号就是“天下之中”,中国早期的国家及文明集中出现在嵩山周边,包括景区内的王城岗遗址、阳城遗址,偃师的二里头遗址,郑州与偃师的商城遗址,以及洛阳的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所以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
汉末象数易学具有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以郑玄的爻辰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和虞翻的卦变说为典型;其推演包括两重逻辑:一重是从乾坤二卦到十二消息卦、再到六十四卦,另一重是乾坤二卦在一卦内部的推演。而卦爻象的逻辑推演又是卦气说的根本,后者只是前者落实到时空图式上的结果,这就形成了汉末易学以逻辑为纲,以方法(易例)为目···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们既有政治批判的传统、精神独立的传统,也有政治合作的传统。此外,还有文化保守的传统、文化变革的传统。而政治合作的传统、文化保守的传统以及文化变革的传统要实现,要由思想方案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和具体现实,就必须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双方协同,方能完成。
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已经是不争的社会事实,然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那种试图以简单的方式实现“基督教征服中国”和“中华归主”的想法理应成为基督教反省的过去。“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才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