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关注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伊儒会通,它不仅仅局限于明末清初之回儒的著述活动,实际上伊斯兰、儒家、佛教和道家在这些学者那里融汇成了新质的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进程与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需要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景林师的“转向”——如果有此“转向”的话——就是在追求“客观性”之途上的“进阶”,而不是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向”。套用景林师关于教化的论述,景林师为学境界上的“进阶”既是金景芳先生“教化”之“成果”,也是他自我“教化”之“成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文明讲道理的方式决定了他能够从差异出发看待世界的统一性,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人类各大文明的圣贤以其各自方式探索人类未来的美好,但不必走齐同的道路,而是可以“各美其美”,通过充生达理实现美美与共。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与流离。但是,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和场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却可以说是“天才成群而来”。不过,若就中国哲学这一领域来说,尤其是对融会中西而具备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来说,如果要选出整个20世纪最为杰出的中国哲人的两位代表人物,恐非唐君毅和牟宗三莫属。而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使得这两颗同年出···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有机的宇宙观、生态观。由于中国先哲对其所论较简,使这一语句的意义并不明朗。有必要经过解释和阐明,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的因由,明确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和基本意涵,并赋予、彰显其现代含义和价值。
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种子,才使得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可以迅速接受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也是中国文明的伟大遗产之一。一些人对儒家和中国传统有误解,以为好的事物都是近代从西方来的,而本国传统一片黑暗,毫无优点。
在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并非指向以心灵体验作为位点敞开去身体化、去社会化、去宇宙化的作为终极根据的绝对者,而是走向历史过程中文化宇宙的绵延,道体通过体道经验而被纳入历史文化世界,参与超越性根据就是参与历史文化宇宙的赓续。
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孔子对仁的追求,可由“爱人”与“自爱”的维度加以审视,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如作为精神修炼技术的“内省”与“忠恕”。孔子后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论话题,即有关于“诚”与“独”的思考。这些作为孔子后学精神修炼的关键,最终要求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保持内心的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获得德性、达成理想人格···
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所传心法”,标志着理学在实质层面上开启了“心学”这一儒学新路向。阳明的道统论与其心学构建则是接续理学的道统论及其所蕴含的心学路向展开的。在阳明那里,道统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脉络中确立儒家学术的精神命脉,而正统则是在共时性的多元学术形态中贞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古代东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不乏对人的身体和知觉予以负面评价的。在宋儒张载那里,形(质、形质)和知觉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关形的论述构成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气必然发生聚散的分化和对立,这就使形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是对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妄之观点的直接回应。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
晏子以其高洁孤忠之情怀竭力辅佐齐国三代君王,可谓臣子之冠冕也。然晏子一生无著述说其治,亦无门人传其学,其生命终结,其政治事业亦随之已矣。无著述、无门人,说明晏子并无政治理想以期传之后世,只有“事”之究竟,而无“理”与“学”之发越,以此较之孔子,可谓霄壤云泥也。
道体论者的体用论却非如此,他们的形上—形下的结构不是套套逻辑的恒真式构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美自足的,但同时也要自行创化的。落在道器论上讲,即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学,道的内涵有待器来补足;器的内涵,其本质也是流动的,它是“流形”,它需要作为本体的道的支撑。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
“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观念起源于视觉形象及视觉心情,并非是起源从“大羊”或“羊大”的味觉义。“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悦,但今作价值概念早已超越对视听价值的指称,佳好者尤感官感觉好者皆可语称为“美”。美学的基本内容或基本体系主要在美的概念(语文)、美感机制(心理)、美治机制(工艺)、美的学说(史论)四方面,一切···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