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绝不是一个只知饾饤之学的书呆子,而是有着非常宏大的文明构想,汉魏之间经学与制度的演进,正是这一构想不断修正和落地而形成的。由中唐赵匡等人的新经学,到宋代经学体系的再造,以及清人向郑学的回归,郑学体系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底色。至于华喆所说的“经学的棱镜”如何形成和被误解,以后的经学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今日···
儒家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与其他宗教争地位,而是如何恢复和重建教化体系,其中包括让经典阅读活动重新进入课堂。因而需要开展大量扎实严谨的学理研究工作。儒教无论作为宗教或哲学都有自己极为独特的性格,它长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支配的作用,但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走组织化、建制化的道路。历史上的儒教从未因信仰问题与其···
我们通常说,五四运动为中国请来了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位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其实,还有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也是那个时候请来的,这就是“和女士”(human rights,人权)。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却偏偏忽略了她。也是因为这个不该有的忽略,两位先生的烦恼一直得不到解决。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更是塑造起一个对中国历史的想象传统,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从根子上、从基因上就是败坏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体现为辫子、缠足等令人厌恶的象征符号,并进一步被延伸为“亚细亚社会”或“东方治水社会”,因此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涤荡。
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
“五四精神”要求科学与民主。要实现本真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则须引进西方抽象传统。抽象传统即凝聚、消辟两种势用中坚执前者,用儒学术语表达则为“坤先”。这就是说,西方传统要求阴盛阳衰。因而,无须惊奇,在近、现代中国,西方传统影响的实际效用是促成“阴盛”。中西文化接触之后果并不是把中国社会导向西方化,而是造成中国社···
在学术脉络上,孟子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也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内在精神气质。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
作为一个亲历者,回顾一下婺源朱子文化建设所走过的路,研究一下婺源朱子文化建设所经历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我觉得,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大环境、大气候的原因外,主要的问题出在定位不准、定位错误上。
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周初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张惠言···
风雨连江过野山, 清声慈范棘丛间。 十年但信不孤默, 天上良知算等闲。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朱熹对《太极图说》的阐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阐释路径,黄宗羲的阐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阐释路径,伊藤仁斋的阐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朴学阐释路径。
为何儒家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与西方古典、近现代自由主义以及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的解读如此不同,其理据何在?其对于当代中国人考虑家庭的关系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探究在所谓“人工道德主体”身上植入儒家伦理准则的功能性。本文援引儒家经典《论语》,思考哪些伦理规则可被纳入机器人道德。本文也将对比康德型、功利主义型、儒家型这三类人工道德主体,考察它们各自的优劣之处。本文认为,尽管机器人并不具备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如孟子所捍卫的“四端”,但我们能够借由儒家所强调的那种道德准则···
朱熹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持负面的评价,以为浙学不“高”则“卑”,均不能于中间“亲切合理会处”有恰当的体贴。但相较于陆学之“高”,朱熹对吕学之“卑”给予了更多的批评。
人工婴儿为什么容易产生问题?人工婴儿不是人生的,如果没有父母的人类一定是人类的亚品种,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本身对人的看法和我们对人的看法有可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即延长寿命导致改变生命的欲望和相关的行为。
《释统》和《后正统论》集中反映了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后正统论》作于宋濂点拨之后,被认为是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更成熟之作,应该给予重点分析。但是,他的《释统》也同样不能忽视。尽管史家的学说在帝王的绝对意志面前作用不大,但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意义以及在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既成的历史···
自清季春秋公羊学复兴以来,中华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学者代不乏人。西方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学者、著作,以及《春秋繁露》的译本。西方哲学百科全书中对董仲舒的介绍也逐渐丰富。通过比较可知,东西方学术界的董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更加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东方更加重视思想的阐发,更易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为更好地开展···
在“内在超越说”已经被问题化的前提下,借鉴“批判哲学”的思路,充分挖掘并发挥“内在超越说”的文化批判潜能,是这一学说打破单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实现哲学重构的可能路径。儒学“内在超越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哲学命题,这标示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的当代诠释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
阳明的“良知”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主体的先验性、内在性、普遍性以及道德情感等方面绍述孟子。他的“良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孟子“良知”概念的超越与转化,这主要表现为他将“良知”提升为宇宙精神本体、赋予“良知”道德反思的特质、通过“气”与“良知”的感通作用实现万物一体、展开“良知”无善无恶的超理性维度等四个方面。阳明的“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