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哲学之研究往往不出训诂与条理,究其根源,实在于不明头脑纲脉,缺乏整体观照。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之宗旨与总纲。分而论之,“道即良知”是其头脑;“一三三一”是其纲脉。卷而藏之,一心也,良知也;舒而展之,三也,本体、流行与工夫。
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辨的前提下,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在心性论层面,主张要发挥“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并指出“夜气”与“心”二者互相牵动,“心”会梏亡于旦昼所为。这就引入到了工夫论的层面,即要在旦昼之际的作为中操存此“心”。
《周易传义大全》所引诸家之说,除主要来源于董真卿《周易会通》之外,其余多源自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纂修者所自行采补者,仅有胡炳文、吴澄、胡方平三家。从《周易传义大全》对材料的去取与删改,可以看出其在纂修时,遵循了合于程朱、避免重复、重理轻象的原则。
本文系戴季陶(戴传贤、戴天仇)著作之单行本,全文为戴季陶手迹,线装19页,有虫蛀之损。作者自署时间是1934年作,实际印制年份不详。本文单行本封面题“民族扫墓与祭孔之意义孝园先生命题陈天锡敬署”并有“陈天锡印”红色钤印一方,另文末作者署名后有“戴传贤印”、“季陶”红色钤印二方。原稿无标点,点读整理时录为简化字,凡校正处标以···
本书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孔丛子训读》,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通读《孔丛子》,熟悉《孔丛子》的文本和结构,并对一些相关文化常识和疑难文字作出简单地注释。第二部分讨论《孔丛子》中的《尚书》学专题,其中不乏一些聚讼千古的公案。本书对一些专题的讨论可能会沿着某一问题进入与《孔丛子》或者《尚书》完全无关的领域,望能引···
以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和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清末从儒家传统视角展开的《明夷待访录》批评充分展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转型之际的内在张力。李滋然基于守旧立场而对《待访录》展开的激烈抨击,其实并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于儒家经典政治理想而顺应、反思西方近代政治发展趋势的《待访录》···
王夫之所谓“销行以归知”的批判,乃是从实学透视心学的结果。当今西方二分法把道德动机细分为“意动”动机(motivations)与“动行”动机(motives)两种,王阳明的“一念之动”就是“动行”的而非“意动”的动机,因为这种本土化的道德动机本身就是诉诸于“行”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恰恰包含了道德之内所蕴含的三个基本要素:观念、意志与情感。
当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丧葬话语体系,并树立权威;而广大农村中的村民,表面上接受了这套话语体系,实际上却排斥抗拒。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也是农村丧葬问题冲突的根源所在。当前农村丧葬改革的重心,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对于广大农村中已经存在的土坟,应予以尊重,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方式加以铲除。现行的丧···
渭南地区人性质直朴厚,大致还保留了这些古老的美好风俗。历史上,从宋代朱熹到清代顾炎武,籍贯外地的前辈君子圣贤,都很欣赏我们陕西人的性格。秦人普遍有坚刚不易之先天性格——大儒朱熹说秦人有刚德,刚德是成为圣贤的天资之德。也就是说,随风更易、乖巧灵敏的性格,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但不是圣贤之德的天资。
儒家思想是伟大的,不然,中华文明凭什么领先世界几千年,日韩至今沿用深刻的儒家思想,也传承了中国古代的礼仪风貌。儒家、墨家都是伟大思想体系,各种流派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影响着历史进程和文明进化。
节日虽然与人有根本的联系,却基本上是超人为的。从其本性(第一来源)上讲,节日是不可规定的,不可强迫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规定者与被规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体与客体、观念理性与感官欲望……那里都没有真正的节日。节日是生命节奏与命运感受相交和而生发出的赞歌:它们是追忆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时行乐、忘怀得失之···
“亲亲相隐”在现代的争论其实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秩序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现代个体主义生命观与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之间的巨大矛盾。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似只涉及“亲亲相隐”是否公允,其实关乎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这篇“国粹多是国渣“,李零教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中国是个大杂烩,说到底是个空篓子。可能李零教授所看到的“三古”本来就是如此。庸俗的实用主义与虚无的拿来主义,从来大抵是配在一起的两种元素。如此说来,李零教授在《我读论语》中说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以为他会不会在反其道而行之。
风俗习惯并非随时随地适应顺遂于任何人,可以说,之所以是风俗习惯,就在于它在执行过程中,会裁抑个人的行为和情感,这种裁抑是强迫性的,且从未停止。这正是风俗习惯的价值,简单说,就是取大多数之宜,方便大多数。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王船山易学虽然属于义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学一理”思想,试图以此统一象数与义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船山“占学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并没有从内在义理上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占学一理”思想背后更深的哲学诉求,并指出船山“占学一理”之论的目的表面来看仅仅是为了防止《周易》流为渎乱之书,站···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止于至善”之“至善”界定为“事理当然之极”,强调“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当然性,从而在本体层面为世间万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会和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佛老及现代思想潜含着将人“抽离”社会、去除人的社会性的危险,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松弛和伦理规范的···
康有为在近代倡导大开智学以与西方列强斗智,并在大同建构中强调智教,并设立奖智来防止社会退化。他对智的系统提升,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变革性的因素,而以仁智并举来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在价值理念上重视智在“人道进化”上的动力作用,无疑切中了传统儒学对社会发展动力关注不够的缺失。
经学元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往往给司空留以末位。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十分特别。其原因在于,《王制》要通过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来突出官职职守在制度建设中的递进次第。这种对次第的重视,反映了《王制》职官部分特别关注“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