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处于人格和思想的关键成长期,对教师课堂讲义与言论缺乏审慎的理解与判断,不适合承担课堂监督责任。学生举报与告密机制损害了师生关系的基础性信任,破坏了教师的师道尊严,甚至倒逼教师照本宣科,疏远学生,不负责任。学生监督机制的政治收益远远低于对师生关系破坏的社会成本,更造成课堂思想活力与学术前沿互动的衰退。
长久以来,我们社会所争议的,往往只是常识、底线意义上的事情。对常识、底线的不断争议,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凝聚,表明底线屡屡失守、被突破,当此之时,却从来没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出来坚持常识、捍卫底线。
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
萧萐父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学人,他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之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这样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
宋儒为复兴三代王道之治、重建本朝政治宪纲,在经学中以“先王之道”的内涵为切入点,展开对“治体”问题的探究。宋初诸儒逐渐意识到,要建构此“治平之理”的“治体”,需要先奠立“性命之理”的“道体”。北宋经学由探究“治体”转向奠立“道体”,再由“道体”发用出“治体”的进程,有着由“外王”转向“内圣”,再又转出新“外王”之曲折。
在晚清以来蔑经废经的大潮流中,少数学者对经学的价值提出了各种辩护。其中,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论便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一种。然而,唐文治有关读经问题的论述长期湮没无闻。本文旨在阐发唐文治的读经主张,并就其「读经救国」论的理据进行检讨。
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
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本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
韩国瑜还是来了,终于“登陆”了。他没有在九合一选举获胜后马上登陆,没有和国民党团队一起组团,没有走传统的“统战水路”,而是以高雄市长身分光明正大地公务来访拼经济,回避敏感政治议题。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唐蔚芝先生师从经学家黄元同先生,而又以理学名家,他究竟如何处理黄先生那里的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比唐著《中庸大义》与朱子《中庸章句》、黄元同《子思子辑解》之间的异同,指出,他对朱、黄二家之说均有采择,也均有批评。注重教育、人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是唐先生思想最重要的特···
礼制的宗教意义一向被忽视。朱熹对经学的贡献、朱子学的宗教内涵,同样被忽视。这种情况起因于学术界未正视古代中国的宗教性质。宗、教二字拼合为宗教,对应西文religion,人们反而不认识古代中国的宗教了。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信仰,也是中国人的宗教。古代中国的宗教表现为礼制,是敬天法祖的制度实现。换句话说,礼经展现的,既是社···
本总目录附有编自《讨孔战报》的《彻底砸烂孔家店!》第一集全书目录,本总目录据原件录入整理,原件见附图。本总目录于每辑上的图片不计不录,于每辑上的毛泽东、林彪语录及其他宣传标语不计不录,于原无署名的文章在作者项上予以空缺如故,并于原件个别排印错字误字在编录时予以更正,且加[ ]文字为整理者所加。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不断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蒂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
钱穆在抗战末期的《政学私言》中专文论述元首问题,直指民国初年来数次制宪时刻民主心智的一大迷思,呼吁正视元首的独立价值与复杂性。在政体革命之后,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的稳定团结与持续发展,这是钱穆论元首制度所触及的根本秩序问题。思考现代中国的政制构造需要将其内置于以立国之道为中心的文化与政治大传统。的元首论开辟出一···
为什么书院之制不早不晚起于唐?我认为,这与科举制度从隋创立至唐成熟而成型有关。……书院之兴,殊与“科举”异调,它是对官办主流教育的一种反拨和补缺。
清代中前叶的浙西有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以张履祥为发端,吕留良为助手,经过吕葆中、柯崇朴、严鸿逵、车鼎丰等吕氏门人的接续,直到张氏之私淑祝洤,为拯救风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将朱子学作为道德践履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的著述并重而分别加以刊刻或选编,在选编之时喜好使用朱子《近思录》的学术诠释范式,···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革命”是儒家表达王道理想的一套独特理论。“文王受命称王”的事迹是这一理论的形象表现。但儒学史上也曾有从君臣伦理角度否认文王称王的观点。及至晚清,“革命”从古典含义转变为以共和、平等、民权为宗旨的现代含义,并开启了现代革命的进程。在此期间,曹元弼辨析“文王称王”问题,既是对古典“革命”理论,也是对现代···
学界对白沙的研究,集中于其思想体系,却相对忽略了在其生活世界中理解其学术与事功。回到白沙的生活世界,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形态产生的经验来源,更可以看到其所秉持的儒家信念如何体现与落实在地方社会之中,这对于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联,意义尤为重要。
董仲舒的《春秋》阴阳灾异说实现了《春秋》的阴阳化之后,为经典与政治的互动立下了基本范式,治其他经典的学者纷纷效仿。董仲舒以帝王对天之「畏」作为其立论前提,有效沟通了帝王之「欲」、「惧」与学者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