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作者：郭沂（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廿二日丙子

          耶稣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积德行善﹑明哲保身﹕“《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不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见于今本《尚书》。按照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删之余。”“孔子所删之余”恐出于臆测﹐但以之为“《周书》之言”﹐当属有据。

自从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就极其重视人伦关系﹐正如孟子所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当时支配人们思想的﹐主要是传统宗教﹐也就是天命思想。到了殷周之际﹐以文﹑武﹑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在这方面﹐周初统治者可谓身体力行。史载虞﹑芮两国为争夺边界的土地闹得不可开交﹐便一起去找时为西伯的周文王评理。他们到达周国以后﹐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十分惭愧﹐双双让出有争议的土地。这正是《尚书‧周书》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历史背景。

自此以后﹐尊德重道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和晋国大夫范宣子曾就什么是“死而不朽”各抒己见。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闻之”二字看﹐其下三语乃当时流行的格言﹐代表了时人的共识。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呢﹖ 那是因为其人虽死﹐但其道德﹑功业﹑说教已被载入历史﹐为人们世代传颂﹐经久不灭。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的不朽存在于上帝的话﹐那么中国人的不朽存在于人们心中。“立德”居“三不朽”之首﹐可见中国人对道德的珍视。

春秋以降﹐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为儒家所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将其用于政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就会像众星朝斗那样维护君王和社会。孔子虽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认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将政令法治与道德教化做了一个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不但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短短数语﹐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论的基础的。人性有善有恶﹐政令刑法遏制阴暗的一面﹐道德教化发扬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为根本。羞耻心就属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纵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不仅如此﹐孔子还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周边的蛮夷戎狄﹐孔子并不主张武力征服﹐而是坚持用文化和恩德去感召他们。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区分王道和霸道﹐更是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进一步阐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那些国君行仁政﹐施王道﹐谆谆告诫他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然而﹐历史似乎和孔孟开了个玩笑──最终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并非行仁政﹑施王道的国家﹐而是赤裸裸推行霸道的秦国。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政治学说的失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思想的破产呢﹖ 且慢﹗ 我们不要忘记﹐秦王朝在历史上不过存在了短短15年﹐而正是由于弘扬儒家学说﹐继秦而起的汉王朝才得以长治久安﹗ 历史又一次印证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