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与社会治理——基于清代无锡华氏的考察

作者：袁灿兴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讲师）

来源：《原道》第31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廿三日丁丑

          耶稣2016年12月21日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义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不足。本文以清代无锡华氏义庄为例，对义庄在教育、祭祀、义冢、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具体作用加以探讨。义庄是一个家族兴盛的象征，也被视为积德之举，余庆子孙，备受江南望族重视。义庄对传统社会的贡献在于，它使国家政权认识到了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民众自治实践建立起一系列的组织、制度，实现乡村自治。义庄等机构，则是实施这套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套制度是套嵌在整个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之中。社会与国家政权并非对立。可以看到，义庄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官与民，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桥梁，是缓解官民冲突、整合乡村人力与资源，为乡村提供公共品所不可或缺的角色。把义庄放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之中，才能去理解理解义庄的意义。

关键词：无锡华氏；义庄；义田；社会治理；

关于义庄，最简要的定义就是：“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i]义庄必须要有义田，通过出租获得收入，维持义庄开销；同时，义庄也要有一定的房屋，作为开展祭祀、教育、储存等活动的空间。义庄在北宋由范仲淹始创，此后连绵千余年，成为各大宗族声望的标志。通过族产共有的形式，义庄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贫富差距，维持秩序。义庄承载了系列社会功能，它予族内弱势群体以赡养，为子弟提供教育，设置义冢使穷人得以体面下葬，参与各类社会公共工程等。一般认为，义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不足。本文以清代无锡华氏义庄为例，对义庄在教育、祭祀、义冢、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具体作用加以探讨。

一、清代华氏义庄述略

经历了清初的战乱与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明代华氏所办义庄全部被毁。至乾隆年间，当太平日久之后，华进思捐田创办义庄。

华进思，号葵圃。对于华进思的生平，留下的记载不多，只是说他“累积致富”。[ii]华氏为无锡地方上的大族，族人众多，其中不乏穷困者。华进思的父亲华端揆热衷地方事务，“一生蓄志，仿范文正义田千亩故事不克。”[iii]考虑到老父心愿未曾达成，华进思以数十年之精力，付出较多财力后，购置了常稔田一千亩，作为建庄义田。除了捐义田外，创办义庄外，华进思还从事于一系列地方公益活动。每逢冬月，华进思预置棉衣，凡乡里贫寒而无衣御寒者，不分男女，都可前来领取棉衣。华进思散发棉衣，前后历经多年，“岁以二十金为率”。为了施舍棉衣能常年持续下去，华进思特意捐出田地五十亩，附入义庄，以收入作为施舍棉衣的经费。华进思所创义庄，后世被称为“老义庄”，一直延续至近代。

华进思所创老义庄拥田虽多，但华氏族人众多，其中沦为社会底层较多。单靠华老义庄一庄之力，却无力赡养所有需要帮助的族人，更难以施行教化。清道光、同治年间，江南地方上出现了创办义庄的浪潮。

在这波浪潮中，以华存宽兄弟所办华新义庄规模最大。华新义庄的创办，源于华清莲。华清莲，字芬远。华清莲秉性尚义，笃念宗亲，一直想创办义庄，而力有所不逮。道光二十年（1840），华清莲临终之前立下遗嘱，命四个儿子，若日后有余力，定要创办新义庄，帮助族中贫困之人，稍解老义庄之困。华清莲长子华存恭，字廉终，号春亭，毕生辛苦，以勤俭起家。华清莲次子华存宽，字豫安，号耕乐，平生乐善好施，在创办义庄的历程中，华存宽出力尤巨。[iv]华清莲去世后，华存恭、华存宽兄弟等人一直未敢忘记乃父遗愿，筹划创设义庄。可义庄的创设，义田的购置，族中关系的处理，却是千丝万缕，需要多年的准备。

至咸丰十年（1860）正月，华存恭、华存宽、华存吉等七十二名华氏族人，汇集一堂，商量创设新义庄。此年年初，江南地方上情势复杂，清军在江南战争上处于劣势，节节败退。受战事影响，地方上民众生活困苦，诸多族人嗷嗷待哺。而经过多年准备，华存恭兄弟已购置得一定田亩，每岁可收田租375石。手中有了田亩之后，创设义庄，方有底气，华存恭兄弟遂在正月邀请众亲友会议，“将所置田亩，自愿尽数先立公账，每年租息，除办赋外，续田亩祠堂公务。”[v]

依照惯例，凡义庄有田五百亩，称“半庄”，有田千亩，方称“全庄”。此时华存恭兄弟筹集的田亩尚不足五百亩，故而议定，待筹到五百亩田地时，全数捐给宗族，以赡养族人。此时田亩虽未捐出，但已议定，此后华存恭兄弟及后人一切私人开销，均不从这批田亩中走。

在咸丰十年正月华氏族人的会商中，就义庄未来的发展做了长远规划。华氏族人众多，虽有华进思所办华老义庄予以援助，仍有很多族人没有得到补贴。登记等待义庄补助者，此时就有135人。华存恭兄弟所捐义田，可得田租不过375石，要救济这些族人，尚有不足。故而议定待筹到五百亩义田后，再建造庄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族人补贴。到了同治九年（1870），华氏各房联合捐出制钱五千串，此时筹集的田亩已盈千亩，足称“全庄”。“捐置义田一千二十三亩六分五厘二毫八丝，岁收额租一千一百五十八石一斗三升五合。”[vi]义田一千二百余亩，在苏南诸义庄中实力也称雄厚。

能发展到义田千亩的规模，与华存宽兄弟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关。在太平天国战事结束之后，各地出现了兴办洋务的热潮，出现了诸多机会。华存宽把握时代的脉络，投身于商业之中，很快发达起来。华存宽将经商所获余利，在无锡城内购置得堆栈一所，捐入义庄。同时议定，以每年租佃收入，继续购置田亩，以扩大义庄规模。华存恭、华存宽捐出的堆栈，有七十余楹，坐落县城内，“计有基地粮四亩七分四厘五毫，岁收租钱四百八十千文。”[vii]华华存恭、存宽兄弟四人，继承乃父遗愿，历经多年积累，在战乱之中着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华新义庄，将华氏义庄事业推上了新的高峰。

华氏义庄，历经明清二代，绵延不绝，拥有义田众多，赡养族人，效力地方。至清末，华鸿模出力扩建义庄，使华新义庄实力更为雄厚。华鸿模是华存宽之子，字范三，晚年号子随。华鸿模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幼而岐嶷有至性”。[viii]华鸿模少年时候敏而好学，得了廪生的资格。同治十二年（1873），华鸿模由廪生考中举人。[ix]但此后连续三次参加礼部试（会试），都名落孙山，华鸿模遂断了再参加科举的念头。此后他放下文人的身段，从事于工商业。华鸿模在荡口从事酿造及典当等行业，因其信用佳，财力雄厚，生意红火。

在雄厚财力支持下，华鸿模从事于修葺宗谱，创办祖祠，添建庄屋，增广堆栈，修葺历代祖茔，扩墓基，置祭田等活动。华鸿模又陆续购置田亩，捐入义庄，为未被义庄登记入册，却又迫切需要帮助的亲友提供帮助，此田亩称“固本田”。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固本田已得到很大发展，“迄今共得田租四百石”。[x]华新义庄得到商业支持，拥有更强的实力，相应地对义田田租收入的需要降低，也使义田租农负担相应减轻。

华鸿模的儿子华彦钰英年早逝，孙子华绎之六岁时由他抚养长大。华鸿模去世之后，年仅十八岁的华绎之接过了家族重担。钱穆先生在《华绎之传》中记道：“凡其祖所谓善举，如义庄，如学校，如修道路，建桥梁，浚水利，掩胔骼，恤孤寡，赈灾荒，施医药，君一一遵承，推行勿懈。”[xi]

义庄是一个家族兴盛的象征，也被视为积德之举，余庆子孙，备受江南望族重视。明代中期后，华氏家族持续四百年兴办义庄。由华氏的带动，无锡地方上出现了一大批义庄。据光绪七年（1881）《无锡金匮县志》载，无锡金匮有35姓，48处义庄，占地38828亩，堪为江南之首。义庄兴盛于苏南，据冯桂芬称，义庄“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者，而江以南尤盛。”[xii]在江南地方义庄之中，华氏族人所创义庄，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或者是持续时间，均居前列，被后世赞誉为“江南第一义庄”。在清代，华氏族人所创设的义庄，承担了诸多社会功能，对稳定社会秩序，帮助鳏寡孤独，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文教事业，起着重要作用。

二、祠堂祭祀

在现实生活之中，通过祠堂及祭祀活动，可以凝聚族人，推行教化。祖先的事迹，通过一代代的文字整理，口耳相传之中，将先祖的功德贤善深入人心，进而规范自己的现世生活。以孝悌传家的华氏，对于祠堂及祭祀自然格外重视。

清开国以后，至咸丰年间，华氏得到快速发展，族人众多。但宗族祠堂狭小，几不能容纳神主，不得不在族人居住的宅院中设置家庙，祭祀先祖。华鸿模之父华存宽，生前曾购置族人房屋一所，用作祭祀祠堂。华存宽新购置的宅院，“由甬道至大门，归祠内。其左右房屋，割与余从弟鸿渚为酿酒所。”同治二年（1863）十月，华氏先祖神主迁入祠堂之中。新祠与往昔相比，已形成一定规模，只是祠堂与酿酒厂共处，“酒气熏蒸，佣工嘈杂”。[xiii]华存宽对此很是不满，一直筹划再建宗祠。又过了数年，待华新义庄落成之后，在义庄之东营建祠堂两进。

光绪八年（1882），祠堂迁入新址。新祠“屋完整而静谧”，方便族人前来祭祀。华存宽考虑到自己这一支的先祖华兴康，[xiv]在祠堂中未能突出，“位置一如其旧”，故而想“建专祠以昭独尊之义”。此外，每逢春秋祭祀时，华兴定一支后裔人丁繁盛，济济一堂，更应兴建宽敞明亮的专祠加以祭祀。只是寻觅良久，一直未能觅得合适地块。此年华存宽去世，故去之前，遗命谆切，让儿子华鸿模创三省公（华兴康）专祠。此后十余年间，华鸿模多病，也未能用心于此。一直拖到光绪二十年春，终于在华新义庄西向购得合适地块，是年秋动工兴建。专祠地势向阳，所用材料精良，不负乃父遗愿。

两年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祠堂初具规模，但此年华鸿模母亲去世，无暇于祠堂事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地方上爆发灾情，华鸿模又忙于赈灾，祠堂事务再被耽搁。忙完灾荒之后，华鸿模身体不适，得了眩晕病。到了秋天，儿子华彦钰染病去世，华鸿模伤心良久，“病骨支离，心绪恶劣，百事俱废。”[xv]光绪二十五年（1899），华鸿模感叹老少俱失，自己也已年迈，若是不能早日将祠堂办好，有何颜面见先人于地下？[xvi]此年春季，华鸿模联系工匠，定制神龛，制造联额殿堂，门庑刷以黝垩丹漆。一直忙到秋天，宗祠装修一新，此时华鸿模病情稍解，计划在此年十月十一日，将先祖神位移入新祠。预订日期到来之前，连日阴雨，到了十月十一日，突然云开日漏，天空晴朗，道路干燥。

为了祠堂，华氏几代人付出努力，先后三次迁徙，最终将“三省公祠”造成。当日，仪仗辉煌，衣冠跄跻，族中三百余人齐集于祠堂之中，为一时之盛。面对此景，华鸿模感叹道：“呜呼，我先人之欲成此祠也，几费审度，几费经营。三迁乃定，从此先灵可永安，而先人之素志当可慰也。”[xvii]

宗祠为屋二十余楹，前后三重。祠堂除了祭祀之外，还增添了教育功能。华氏各房子弟及异姓子弟，在祠堂第三重中讲学，以品学兼优之士数人为主讲、辅讲，每月分期讲解。课堂上允许生徒质疑，以功课之优劣，以定赏罚之等差差，学堂开办一二年后，已有成效。[xviii]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华氏后人最终修成三省公专祠。专祠的建成，既缅怀着先祖的功绩，也激励着华氏后人承袭祖先之志，为地方、为宗族做出更大贡献。至光绪三十一年（1906）华鸿模创办果育学堂时，又以祠堂一部分作为校舍，培养了一批人才。

“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xix]义庄与宗祠，彼此配合，维系着宗族，凝聚着族人。义庄为现世的族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是为收族；宗祠通过缅怀先祖，起着慎终追远，凝聚人心的作用，是为敬宗。敬宗收族，祠堂义庄，共同凝聚着宗族。

三、救助事业

义庄创设之后，将义田收入用于祭祀祖先、赈济族人、设置义冢、助纳役银、创办义塾等。义庄的这些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从物质上赈济了族人，从精神上起到了教化作用，对于凝聚宗族向心力，促进宗族向善，具有积极意义。义庄这些功能的展开，都依赖于义田田租的收入。设若佃农抗租，则义庄资金受到限制，很难开展活动。那么，义庄是如何化解与佃农的矛盾呢？

义庄为了保证其运作，就要收租，而佃户若是租赋沉重，自然会抗租。拥有大量义田的华氏义庄，素来待佃农宽厚，与佃农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华老义庄规定每亩田收租米一石，实收时稍加折扣，一般每亩田租，按租额的七折收取，华新义庄则按六折半收租。对年底还清租子的佃户，义庄发给每户喜米五升，作为奖励。1950年，在土地改革的调查中显示，“华氏义庄的租赋较轻，农民对义庄的评价较好，还租率也高。”[xx]华新义庄又另外设置“恤佃田”，总计一百二十亩。如果租米都能全部按时收取，至来年五月份插秧时，“给赏各佃每亩黄米一斗，稍资饭食，以劝农工。”[xxi]华老义庄也设有专门田亩，予佃农以补贴。

在历史上，租佃之间屡屡发生冲突，产生诸多冲突。就义庄而言，因其“义”字当先，收租时相对比较宽容，租佃关系不是太过紧张。是故华氏义庄在整个荡口地方上，虽然占有大量田亩，却能得到佃户的认可，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与冲突。义庄与佃农之间建立起较好的合作关系，即使发生拖欠地租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义庄也不会提交官府处理。在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浪潮中，义庄的存在，起着缓冲作用，调节了地方关系，维持了社会秩序。

乾隆年间，华老义庄创办时，每年赡族义田、恤佃、施衣、埋柩等义田田租收入，计有一千余石。义庄田租的收入之中，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于完纳国赋。华老义庄重视官方漕粮，每年十月收完租米后，立刻缴纳漕粮，其余收入米仓，用作日后开支。缴纳漕粮之后的租米，发给族中四窮（鳏、寡、独、孤），余存用作义庄各项费用开销。每月月米的发放，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准。凡需要领取月米的华氏族人，需到义庄报名，同时请品行端正之人担保。之后再详细列出三代之内的分支辈份及名字年岁，并由董事查访确认，再登记入册。领取月米者，依照入册名次前后进行，不能因为私情拨前。月米凭票支取，每月初五前给发，一旦过了初五，则不准领取，待下月一起发给。倘若连续多月不来领取，属于违背规则，哪怕多月累积，也只发一季的月米。如果路远，且年迈残疾，行动不便，特准分四季领取，在每季之末支领。

华氏繁衍极盛，对前来登记的族人，很多难以辨别，只好靠担保人所写的担保书为证。义庄所帮助对象，又以本地族人为主。如果有族人迁居外地，因为路途较远，难以查核，再则给予月米操作麻烦，故而概不入册。若是得到补贴的族人迁居外地，义庄规定“应查缴米票，注册停给，以杜流散之弊。”

华老义庄具体收入分配情况，1950年土地改革时，曾对华老义庄作了详细调查。华老义庄田租收入，主要使用于下列方面：

1.大部分用于本族十六房。补助本族内鳏、寡、孤、独者计30人，每人每年三石六斗米，共108石。补助近房计8人，每人每年二石四斗，补助较近房一石八斗12人，远房一石二斗的400人。连前总计628.8石米。

2.对本房子孙的栽培。求学时代男孩供给学费，停学求业则供给铺盖钱，结婚时酌情补贴结婚钱。

3.地方公益事业。有关本族公用的桥梁、道路，有时加以修理，对地方性的桥路常津贴一部分。

4.慈善事业。在清代时曾施棺施衣，如每年冬季施棉衣一百件，并有一定田亩的义冢，给无地者殡葬，但仍须出一部分费用。[xxii]

华新义创办之后庄规定，所有四穷及废疾，五服之内每月给米二斗。五服之外的近亲，每月给米一斗五升，定以二百人。通族四窮及废疾，凡在老义庄领取每月一斗米者，可再到华新义庄领取五升，以为补助，其额定以五百名为率。去世之后缴纳米票者，五服之内给殡葬费三两，额外再给三两作为补贴。

义庄所发月米及菜金补贴，一般足够族人开支，如子女众多，所得补贴也多。即使失业、守寡、残疾不能工作者，一般日子也能过得下去，甚至还能稍有积余。逢年过节，华氏义庄额外也有补贴。族人的婚丧嫁娶之类，义庄均予以补贴。甚至族中的大龄男青年，如是世代单传，因贫困未能娶妻者，义庄予银三两，鼓励其早日娶妻生子。

义庄赡族功能之中，融进了诸多伦理道德内容，以推广教化。如族中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之徒，均不得享受补贴。还有四种人，最为义庄所不能容忍：“一曰僧道非吾族，二曰屠户必失仁心，三曰败类荡废祖业，四曰匪行有辱宗坊。”[xxiii]此四种人，哪怕流离失所，贫困不堪，也不得给予救助。族人之中，因为懒惰而四处流荡行乞者也不能入册。盖因此等自甘堕落，四处行乞者，“玷辱宗族，例不应给”。不过如果能痛改前非，义庄尚可加以通融。

华氏各义庄也从事于社会慈善事业。老义庄、新义庄都规定，义庄资金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用于族内救济款项，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用作社会救济款。遇到荒年时，义庄拨给租户一些种子费用，青黄不接时借给春耕费用，遇蝗虫灾害发给救济款。对于族外的贫困人群，生病时施舍药品，年关时发给冬季寒衣和年夜饭米。每年冬月，华老义庄、华新义庄都施发棉衣一百件。对本地之人，因为路远不能领到棉衣者，则发给白布，聊作安慰。至于各类修桥补路，施舍棺木，帮助殡葬等慈善救济工作，更是长年施行。

灾荒之年，若有逃荒人群过境，在指定的地方，由华氏义庄出资供给三餐住宿，帮助灾民过境。一旦发生水患，将使农业歉收，淹没房屋等生活设施，严重影响地方民众的生计。故而日常堤坝、桥梁的建设，切实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安全。荡口华氏是系列水利工程的倡导发起者，也是经费的主要筹捐者、工程主事者。在无锡地方上，每当发生灾情发生之后，华氏义庄成为抗灾，赈济灾民的重要力量。

义庄得到义田的财力支持，又由具有名望的族人掌控，维系着家族内乃至地方基层的秩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于传统社会而言，义庄功莫大焉。宗族的“自治”功能，由义庄而获得稳定经费支持与活动场所，其活动常态化，也能长期施行。就义庄的实际功效而言，其已成为地方政权的延伸与补充。由于义庄的存在及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整个乡村保持着秩序，应着对各类挑战威胁。此种秩序，既有利于官方的统治，又节约了统治成本，为官方所鼓励，并给予了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

四、义塾助学

江南地方上的望族，形成“尚文”风气，在宗族内部，设有族塾，凡族内子弟均可就学。哪怕不能在科举上取得功名，也能知书达礼。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创办义庄后，置屋聘师，创办义学，教育宗族子弟，“为其宗族者，宅于斯，学于斯”。[xxiv]此后各地纷纷效法。义庄有义田田租经费的支持，有固定的场所，是宗族活动的中心，自然成为义塾的天然所在地。

义庄承载了赡养族人，祠堂祭祀、义塾助学等重要功能，既追忆过去，更联系未来。以义庄为基础，设置义学，成为后世较为普遍的形式。清初，在战乱中一度被荒废的宗族教育，再次于无锡地方上发展起来。

康熙十五年（1676），荡口华氏利用三公祠后楼创办了华氏学海书院。学海书院在咸丰年间，毁于战火，旧址墙中迄今仍存《学海书院课田》石碑一块。清乾隆年间，华进思创办老义庄之后，又捐出义田五十亩，以田租收入，于每月十二日组织华氏族中童生在义庄内进行会课。

至同治年间，华存恭、华存宽兄弟创办华新义庄，初期以帮助族人为主要宗旨。至光绪初年，华存恭儿子华鸿模，在早先义庄基础之上，对义庄功能加以扩展，教育成为新义庄的主要功能。华鸿模先是创办义塾，取名为“怀芬书屋”，为华氏子女提供学习之所。此后华存宽扩大书屋规模，兼收地方上外族子弟，免费入学，更名为“耕余书塾。”

书屋、书塾由华新义庄提供资金，聘请宿学名儒，定期讲解书题，批阅圈注，命题完篇。值得注意的是，华氏所办义塾乃至无锡地方上的各类义塾，其教育不单单着眼于科举取得突破，更重视子弟的综合教育。若是科举上不能取得突破，通过教育也可在其他各类职业之中，获得发展机会。为了使教育稳定开展，华鸿模又继续捐田建屋。据华鸿模儿子华彦钰递送给官方的文书显示，为创办义塾，华鸿模特意购置了平田十九亩八分九厘八毫，再捐出堆栈一所，以堆栈的租息，作为教育经费。土地、堆栈及起造工料，共计纹银一万七千五百两。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义塾呈报官方，获得批准立案。[xxv]为了帮助地方上子弟在科举上取得突破，华新义庄又在华氏祠堂内设立“怀芬文社”，以缅怀先祖华清莲（字芬远）。每月既望之期，集合华氏族中及地方上生童加以考核，分别测试“贴括”及“韵语”。[xxvi]遇到乡试或院试之年，将应试考生集中，选择良师加以训练，以期取得突破。文社考核严格，入选文社的士人，要按期交出考核文章。文章由良师评定甲乙，位居前列者，给予膏火奖励。如果每年考核均在前列者，膏火所得更丰厚。文社帮助士人较多，“邻邑课者纷至，多至数十百人。”[xxvii]

一个家族在科举上的突破，却不能挽回科举的衰落。在清末的变革浪潮中，清醒之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十八日，华鸿模率先创办了新式学校华氏私立果育学堂，由义庄提供办学经费，学生免费入学。果育学堂学制分初、高两等，各为四年，由华鸿模担任校长。

创办之初，果育学堂有学生52人，教师8人，分四个教室授课。[xxviii]果育学堂师资雄厚，学风严谨，资金充足，教学质量在当时屈指可数。1909年，第一届毕业生华声之、华绎之等八人，连同连跳三级，提前一年毕业的钱穆等九人，报考常州府中学堂，九人全部被录取。多年之后，钱穆道：“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归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xxix]

1911年，华鸿模去世。1912年八月，华绎之将果育学堂改名为私立果育高等小学校。至1913年八月，受新式教育的影响，同时为了纪念祖父华鸿模，学校再更名为华氏私立鸿模高等小学校。“该校以华故校长艰难兴学，生前劳勤未忍听其湮没，拟更名为私立华氏鸿模高等小学校，以作永久纪念。”[xxx]

清代华氏所办义塾，对于提高华氏文化水准，普及教育起着重要作用。据统计，清代华氏考中进士者12人，考取举人者有52人。[xxxi]至近代，华氏族人更是敏锐地意识到了新式教育的意义，率先在创办新式学校、女子学校。华氏所办新式小学校，经费充足，师资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为无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古老的宗族与新式的近代教育，在华氏果育学校身上得到了堪称完美的融合。

五、义冢助葬

入土为安，死后下葬，是传统社会中礼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文王曾有“泽及枯骨”之举，被后世视为仁者之政。传统社会中，丧葬礼仪与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宋代就葬礼上冥器的多少，出殡时的仪仗，墓地的面积，坟茔的高度，均有严格规定。就丧葬的具体操作，明清两代官方也给出了规定。君臣上下，等级森严，就是底层的民众葬礼也要符合礼制规定。

对一般平民而言，丧葬费用太高，不得不典卖田地，拖累得破家亡产。贫民受财力限制，无力依照礼法要求举行葬礼。历代均设有专门机构，以帮助无力下葬的家庭。宋代设有漏泽园、慈济局等专办施棺助葬事务的机构，明初下令民间各立义冢。至清代，很多穷人缺乏埋骨地，只能依赖于义冢而下葬。

金匮县下属的南延乡，[xxxii]本有义冢数处，多年之后，均已葬满。地方上的穷人无力购得合适墓地，就将先人棺木停棺不葬。除了本地居民外，金匮地方还有大量外来人口，在人员死亡后，因为路途遥远，也选择不下葬。停棺不葬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首先，这与入土为安的理念相违背，各地官方屡屡出具告示，劝告早日下葬。其次，大量棺木不下葬，日久天长之后，产生环境卫生问题，容易发生疫情。其三，停棺不葬日久后，棺柩可能在战火被焚毁，或是被盗棺，事后后人追悔莫及，背上不孝的包袱。

清代江南，地多人少，大量贫民、外来人口死亡后无法获得墓穴安葬，主要依赖于官方、民间设置义冢。义冢分为两种，一类是普通义冢，由民众自行安葬，并可安葬死刑犯与乞丐。另一类则是专设义冢，有专门墓地，专人管理，安葬正常死亡的良民。前者缺乏管理，日久之后，往往棺木暴露，民众多不愿意将棺木葬在其中。

乾隆年间，华进思捐资兴建义冢，以安葬遗骸。华进思购得田八亩二分二厘二毫，立石表道，凡暴露地面，无人掩埋的尸骸，均收来下葬。凡来下葬者，并给葬费。[xxxiii]此后华进思又捐出五十亩田地，附入义庄，以田租收入作为义冢日常经费，“挟纩之意可永行”。[xxxiv]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带来了江南地方上的大量死难者，更加重了停棺不葬的风潮。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收埋尸骸，施棺助葬，成为官方与地方人士关注的重要内容。同治、光绪年间，江南地方上出现了设置义冢，赞助义葬的浪潮。[xxxv]光绪年间，金匮县地方上士绅华鸿模等华氏族人出面，预备选择地势合适，距离适中的田地，捐作义冢。但地方上的田主，对于膏腴熟田既不愿捐，又不肯卖，是以多年购觅，却未能购得田亩创办义冢。

在传统社会中，土葬普及与否，被视为地方风俗良恶的标志。“死者获体魄之安，生者尽送终之礼。其在闾阎，除凶秽之气，以召祥和，顺闭藏之理，以畅生机。此阴阳常理，为政者转移风俗之大端也。”[xxxvi]光绪十七年（1891），金匮县县令巡视地方时，见到很多棺椁无法下葬，颇是忧虑。在与南延地方士绅交流时，金匮县令希望能由士绅出面，购田设置义冢。华鸿模等华氏族人，则将此前购买田地存在的困难诉说。此后经过地方官与士绅联合运作，至光绪十九年（1893），共筹得平田十亩三分二厘九毫，以开办义冢。[xxxvii]义冢附设于义庄之中，由义庄加以管理，处理一切事务。

田地筹集完备后，即开工修筑义冢，很快修竣，此时发起新建义冢的众人，却发现操作中仍存在很多困难。南延地方上历年积累的停棺太多，一方面由于地势滨湖，可以作为墓地的干燥土地较少。另一方面，贫民无力将棺椁运到远地安葬，早先已有的义冢业已葬墓，且管理混乱，坟地颠倒错落，常不能寻到先人坟墓所在，故而民众多不愿下葬。

为了让地方上民众放心下葬，一方面，将义冢依附于华新义庄名下，由义庄管理，并提供经费支持。凡来送棺下葬的死者亲属，先到华新义庄报明登簿，领取号石，下葬后再到义庄领取补助。另一方面，雇南延乡地保，大力督促贫民将没有安葬的棺柩，在本年腊月底前送来下葬。对于邻县停留在在南延乡的棺木，因为无主，无从查起，故而请邻县一体出示告示，督促下葬。邻县所停之棺，也以腊月为限，如仍不归葬，由华氏族人筹集款项，将无主认领的棺木，一律编号掩埋，“以免日久暴露棺材朽残骸之惨”。[xxxviii]

汲取以往公墓管理混乱，乡人不愿将棺木下葬的教训。发起诸人约定，义冢“拟定章程，编号掩埋，庶几人可乐就。”[xxxix]义冢创办之后，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廿九日，江苏布政使司特颁发“仁周梓里”的匾额，以示奖励。匾额悬挂后，周知乡里，以劝谕各乡绅董效法。[xl]

入土为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的重要一环。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围绕葬礼定有诸多礼法规定，但在很多地方，限于财力，贫民常无法购置土地，实现“入土为安”。江南地方上盛行停棺不葬，甚至有停棺几十年不葬，这却与入土为安的理念违背。对无钱购买棺木的穷人及散落的无主尸骸，由义庄出资援助安葬，使穷人获得最后的尊严，堪为功德无量之举。义冢依附在义庄之中，既能得到经费支持，更能得到有效管理，使亡者入土为安。到了近代，义庄甚至在海外他乡得到发展，只是帮助对象从族人发展到同胞。华人在日本神户设有义庄，专门负责同胞丧葬事宜：“他乡客死，情实堪怜，异域抛骸事更可惨。兹本帮同人或商或工，在日本神户营生者，不知凡几。其有病死旅寓，惨无亲属，由同乡经理棺殓寄昔义庄。”[xli]

六、结语

从华氏果育学堂成长出来的钱穆，对孝悌仁义文化深有体会，他曾道：“人道应该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妇间，尚不能忠恕相待，爱敬相与，乃谓对于家族以外更疏远的人，转能忠恕爱敬，这是中国人所绝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xlii]虽然历代王朝都强调养育万民，但受到技术、财政、人力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在疆域之内存在着无数王朝不能照顾到的底层民众。而中国传统社会，以个体为中心，形成了阶梯式的、有等差的格局。在这个等差格局中，个人、家庭、宗族、地方，一层层延伸。个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捐助义田，帮助族人，进而再帮助外族。

在传统社会中，义庄能从政府手中，剥离出一片天地，留给社会。在此天地内，以血缘为联系的社会力量凝聚成团，创设义庄，益于宗族，益于社会。就功能而言，义庄与当代社会的慈善团体并无大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帮助弱势群体，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等领域。义庄的功能，不但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更考虑到了家族的发展，族中子弟的教育。义庄对于死者的最后尊严，也纳入其中。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社会之中，宗族的社会保障功能，更贴近于底层，更为有效。

在地方秩序的构建中，以义庄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中坚，成为一个地区、宗族的领导核心，对族人、晚辈起着强大的精神领袖作用。此精神统领的力量，比外界强加的秩序更为可靠，更为凝固，更为持久。义庄的创设与运作，受到官方欢迎。虽然明初朱元璋一度压制义庄，以打压宗族势力，可义庄在传统社会中的诸多良效，却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明中期之后，直至民国时期，各时期的政府，都出台政策鼓励、保护义庄，以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效。

毋庸讳言，创办义庄，对无锡华氏宗族而言，会带来很多回报，如官方的旌表，声望的凝结，科举的突破，物质的回报等。在宗族内部、在地方上，华氏有着更大的发言权，常主持地方事务，控制族人，处理各类纠纷。虽有着更多的话语权，但祖先的厚德，代代先贤的垂范，使得华氏族人却不自骄，能以内心良知加以自我约束。明清两代，少见华氏族人发达之后，鱼肉乡里者，他们更多地从事于地方事务，以义庄、为宗族、为乡党服务，从事于各类公益慈善，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声望与发言权。创办义庄，服务宗族与社会，获得声望，严谨持身，继续努力，培养子弟，家族兴盛，这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良性循环，这是一个不断累积的丰厚投资。

宗族福利是双向受惠，创办义庄的族人，多是族中功名有成或是经商致富者。通过创设义庄，他们在宗族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受到族人的敬仰，居于领袖地位。于其个体而言，巨大的声望与族人的推崇，这就是回报。而宗族同样需要能统率全族的人物，既能教化族人，又能影响族中事务。而族中的贫弱者，因义庄的补贴，能获得所需生存资料。义庄的创设与存在，满足了宗族内部各方的利益需求。

传统社会所重视的是社会的本体性，所强调的是“国之本在家”。家属于社会范畴，国是从社会中孕育而出的。在传统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复杂的和谐共生关系。传统社会认为，由天地、夫妇、父子、君臣关系建立的礼义制度，才是完整的国家与社会的生活型态。要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就要从“乡”展开，把乡村的实际生态研究清楚，将乡村置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礼记》讲“门内之治，门外之治”，门内相当于家，门外则相当于公共领域，门内门外都以孝为前提，孝是基础，此外还必须有“义”。“义”的表现在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提供乡间公共服务，如教化、赈灾、养老送终、扶弱和架桥等。义庄即是“义”的最好体现，庄存在于乡间，它不仅是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更在国家政治制度外壳失效时能维持住地方秩序与善良风俗。

义庄对传统社会的贡献在于，它使国家政权认识到了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民众自治实践建立起一系列的组织、制度，实现乡村自治。义庄等机构，则是实施这套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套制度是套嵌在整个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之中。社会与国家政权并非对立。可以看到，义庄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官与民，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桥梁，是缓解官民冲突、整合乡村人力与资源，为乡村提供公共品所不可或缺的角色。把义庄放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之中，才能去理解理解义庄的意义。

无锡华氏义庄，虽是中国古代慈善史上的个案，但由其中，可以管窥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生态。可以看到社会秩序如何依靠绅士阶层维持，宗族力量如何凝聚族人，教化如何在经济补助中推行等等。再现华氏义庄的历史，最终还是从其中探讨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历史上诸多先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优秀的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