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起源

作者；余觉中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九日甲申

           耶稣2016年10月29日

《孝经》在六经之外，可是对我们文化的影响，不低于六经。如果要在我们传统的经典里面，找出一部字数最少，文字最浅显，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经，无疑就是这部《孝经》。从字数来说，这一部经一共1800多字，我们现在写论文，动不动就几千甚至几万；从语言角度来讲，它远远比其它的五经，表面要好懂得多，可是只是表面好理解，它的内涵，它的义理，却非常非常之深。

《孝经》是夫子在晚年跟曾子讲的一部经，可以说，夫子把做人的最精要道理都压缩在这部经里，所以，从某种角度说这部经也是最难懂的。如果它不难懂，我们历代以来，尤其是近代，对这部经的争议就不会那么多，如果说六经里被反对最多一部经，也是这部，它既是影响最大的，也是遭受非议最多的经。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就像《红楼梦》，全世界那么多专家专门花一辈子去研究它，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莫衷一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内涵太深了。如果是一个很粗浅的东西，大家一看就明白它是什么了。所以凡是一个东西，有两个极端的异解，那说明这个东西是很深的。

我们先讲讲，《孝经》是怎么来的。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先儒有一些主要的观点，比如说是孔子做的；也有说孔子说，曾子记；也有说，孔子做，曾子的弟子整理的，孔子跟曾子说，曾子的弟子整理的；也有甚至说是汉儒伪造的，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因为我们从现有的这些数据去考证这样的一个事情，实际上是很难考证到位的。尤其是我们清代以后，对我们的过去的经典，这个疑古之风大盛，有许多书，甚至很传统的很经典的这些主要的书，都被认为是伪书。这个清代是很重考据的，如果看他们写的东西，我们现代的人很容易去相信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断代太久太久，我们今人的一些根本的理念，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根本的观念跟古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看待古书的时候，无论是对他的义理，还是他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我们近现代，受西方文化的洗脑，更是有自以为是的人，提出实际上不一定符合史实的种种看法。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实际上首先我们要通过学习，把经文的义理，给它搞明白，这个大的义理搞明白了，其它的有些事情，可能你不用怎么去考证，它自然就解了。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对古人说的真正的含义并不了解，尽在这些皮毛上考证来考证去，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笔墨官司，再打一万年也打不完。

那么我们从经文本身来看，这个“仲尼居，曾子侍。”开篇就讲了，他们师徒两个人有一天在一块，然后孔子提出一个孝的问题，考了考曾子，问他懂不懂，他不懂，然后就给他讲这个孝。后面引用的，主要的都是孔子的话。所以，《孝经》是谁做的？无疑就是孔子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这种著作权的观念，我们现在说，某本书是谁写的，也就是他亲笔写的。那么古人，过去是圣人，尤其是这个夫子，是“述而不作”，他是去传承上古的大道文化，并没有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的什么理论。在这点上，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我们的文化是讲传承的，一代一代圣圣相传的道理，哪有你发明的地方？你创造什么呀？你要是所讲的这些道理不合古圣的道理，你就走向异端。所以我们这个文化的道理是需要传承的，由老师传承给弟子，弟子听话，去继承它，去践行它。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并不是探求未知，而是让你去认同证悟已知。这个大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对东西文化的两种表现形态根本就不明白。

西方人的科学是以探求未知为目的，谁能够发现新的道理，谁就最了不起的，所以要鼓励独创，老师跟学生是平等的。所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还有“探求未知”。钱学森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这种创新的人才？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是两种文化的价值理念根本上不同所造成的。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其价值是放在人本位上的，就是你做的一切学问，真正的价值在于这些学问能够回归到人生上来，能够使你身心健康，摆脱烦恼，走向康乐，这是真学问。假如说，我们把一生的努力都放在探求外在的未知上，而我们的生命质量越来越差，身心状态越来越糟，那就变成假学问了，这个学问就没有意义了，离开人所做的学问也可以讲这个学问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不讲什么成功，所谓成功是把外在的目标当目标，把功当目标了，你去成那个功。我们的文化不讲这个成功，要讲成人，把这个人做好，这不是很大的一个价值理念的不同吗？

可是近来，因为中国文化的这种成人的学问传承，由于教育失教太久，这种失教还并不是近百年的事情，差不多从孟子以后，整个本民族是大大的失教。因而，异端邪说风起，真正的圣人的中庸之道，越来越被越少的人所知道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生存的这种方式，我们的价值理念，跟西方人实际上已经很相近了。可是我们是东方人，我们的血液里面还是流淌着我们先贤的文化因子，所以，要我们完全变成西方人，也是很难做得到的，哪怕我们表面学他们科学，学了一百多年了，可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还是没有被改变，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这种在骨子里面的一种文化，导致了我们现在学西方学科学也学不了，学的是表面。西方的这种科学精神，它的科学之道，我们根本就没有学到。所以你追在它后面学科学，想超过他，也是很难的。

上礼拜天我到南开大学，拜访了南开大学已经退休的一位化学教授，因为他过去出过国，对于西方的教育比较了解，在谈话当中，他实际上把钱学森的这个问题解开了。比如，我们现在带研究生，你怎么带法？这个教授让学生做的课题，一般来说都是教授熟悉的，因为他熟悉，他才可以指导学生，那么学生做这个课题遇到问题怎么办？他必须去找这个教授去指导，在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这个教授他指导的课题，可能是他自己一无所知的，学生不知怎么做了，如果要找老师的话，这个老师首先问，你觉得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学生他可能就会说，我会试试变种方法，这条路走不通，我会试试走那条路，这个教授一听，然后他可能会出个点子，你刚才说的某一种做法，可能行得通，你去试试看，他是这样的去指导的。用他们的话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已经知道了，我要他研究什么呀，研究就是研究未知的呀，人家这种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精神，就是这个学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接受知识，接受知识的目的也是在于你有本领去探求未知，他的重点是放在求未知上。学生的理念，老师的理念，全部在这点上是认同的。所以，学生做不出成果了，没有人去埋怨老师的，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有这种科研经费，你说你的研究就一定成功吗？不见得，但是他有大量这种的资金，科研经费，如果给他了，全部耗完了，还没有出来，那是很正常，他想做还可以继续做，可是在中国行不行呢？你的钱不知搞到哪里去了，还想要钱？又没这个学制，他们的博士是七年，就是有很长时间给你示范，没问题。而我们的学制是定的，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如果不搞出名堂来，你毕不了业。种种的这种理念跟它这个制度是配套的，人家的这种价值观，他的这种整个的制度，他就是适合于搞科学的。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最擅长的，最要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去做，恰恰要学别人，结果学不像。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各有特点，你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各有特点。在我们自己你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你去接受什么文化，你可能就会方便些，讲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我们这个早期，没有著作权一说，比如《论语》，他不是孔子写下来的，包括佛经也是，耶稣的讲的，他只是把自己证悟的人生的道理，讲给需要听的人听，总有些弟子会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有启发，把老师的话给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的这些话，可能会对别的人有帮助，他就能够传开来。那么，你说佛经的作者是谁？这个《论语》的作者是谁？这种思想，或者他讲述的一种方式方法，这是老师传下来的，这个著作权就是老师的，可是真正把他形成文字的，不见得就是老师自己，可能是学生。那如果用我们现在这种著作权的概念要署名的话，他可能是属于什么合著了。所以这个道的传承跟我们现在，一种私有观念的那种文化，这种学问，他是两个概念，你现在拿私有的这种观念去套过去的这种经典，它说不通。

我写过一本《学书悟道记》，把历年我拜访我的书法老师，他跟我讲的一些书道，我每次回来，我都给他记录下来，后来写文章时候，给他放到文章里面。那这些话，我当时没带录音，他讲了以后，我听到有启悟，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把听到主要的东西，我给他用我自己的文字，给他记录下来。好了，然后这些话，有著作权的话，是谁啊？这个意思我肯定不会去妄造老师的这个意思，但是他是口语讲的，我又给他落到了笔头上来，那肯定在语言表达上不太一样，详略也有取舍。所以，过去的这些古书呀，它们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你说《黄帝内经》是黄帝写的，那是他一字一字的这样写的？他不是那个概念。真正的这个部经的形成，他可能就在战国时期最后形成的，但是这种理念，对于自然，对人体的这种认识，他可不是后人，这个浅薄之辈，能够造出来的，不可能。所以，这个道的东西，他是一种境界，他是需要这种传承，这种传承的方式，它有它的一种方式，这个地方如果理解了，我们对于后来讲过去的这个伪书那个伪书，我们就明白了他们这样说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实际也证明，由于出土的文物的展现，前人所说的尤其清代说的好多伪书啊，发现出土的里都有，不攻自破了。所以，夫子啊，他信而好古，我们现在后人啊，很难做得到。那么古人的这个，尤其是这些很有文化的人，他的道德修养很高，一个能潜心去学圣人的人，他怎么会有像我们这种，好像为了求名求利去捏造这些经典呢？那做不出来。所以，这些地方，我们现在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么，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法，说《孝经》呢，是孔子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这显然并不太合理，因为呢，里面还有曾子，这个曾子，他是孔子的弟子曾参，加一个子字，是学生对他的尊称。所以呢，整理这部经，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孔子跟曾子讲孝道了，为什么跟曾子讲孝道呢？因为在孔门里面，这个天性至纯，自然很孝，这个悟性特别好，不用讲，就能比较明白的，你像这个颜回、闵子骞、冉雍仲弓，你像这些弟子，可能不用怎么跟他说孝，他自然就很明白，那么其它的好多弟子啊，可能对于这个孝，领会得也并不太深，做得也并不太好。但其它弟子中这个曾子，他是踏踏实实的行孝，他的孝行是很感人的，但是他对这个孝的道理呢，也不见得认识得太深，所以呢，这个因缘就促使了夫子给他讲《孝经》。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夫子给他讲了孝道以后，曾子听了是非常受用的，所以给他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就发表流通了，有可能是他自己修持用的，然后呢，这些道理，可能在曾子教他的学生的时候，也把他拿出来教一下，这就开始一代代传了，然后这些学生，在曾子教他们的时候，可能把这些孔子所说的话，给它进行整理，比较有条理性，然后这些学生，可能曾子不在了以后，再进行整理，把文字啊，篇章啊，可能给他完善一下，这是有可能的。可是他本身的道理，在这个孔门的弟子里面，谁都不敢随便去捏造的。

然后说汉儒假造的，这个完全讲不通，因为，当时最迟在公元前241年，当时战国产生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叫《吕氏春秋》，这本书在公元前241年已经出来了，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面就有引用《孝经》的话，而且他题目就直接用孝经这个字。

因为这个六经的“经”字是后人给他加上去，他本来没有这个经字，但是这个《孝经》，一开始就有这个“经”。那么这个经是什么意思？经典的意思就是常也，法也，就是这种常道常法，叫经。这个孝道，他是一个道，成人、齐家、治天下，都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大学》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修身为本”，那么，修身为本，修的，用什么东西修的这个身？《孝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修身要以孝为本，以孝为本就是《孝经》的一种主旨。所以，整部《孝经》，因为它是讲的一种孝道的道理，行孝的方法，而且里面又讲到，这个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之经也，所以取了这个经，这是讲这个题目，跟这个书的来源。

下面呢，我们讲讲这个争议问题。这个讲争议呢，还要涉及一个版本的问题。我们现在一般通用本，都是十八章，这个十八章版本，叫今文《孝经》。什么叫今文呢？今文是相对古文而言，但是这个今文古文，不是说我们现在白话文跟古代的那个文言文，不是这个概念。因为这个《孝经》，我们讲了至少在战国晚期，他肯定是已经形成文字了，但不久以后，碰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孝经》也在焚烧之列，因此，他等于是消失了。可是有一个人，河间人，叫颜芝的人，这个人啊，他偷偷的把《孝经》给藏起来了，没有烧，他有个儿子，叫严贞，在汉初的时候，到汉惠帝的时候，汉高祖以后就是惠帝，这是西汉出年的时候。当时禁书已经解禁了，他才给它献出来。所以，献出来的这本，我们知道当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这个各国的文字不统一，当时秦国用的文字叫大篆，也叫籀[zhòu]文，而其它六国的文字都不一样，统称为古文，也叫蝌蚪文。因为我们先秦的好多经典都是用古文写的，可是到秦代，他统一这个文字，叫丞相李斯，我们知道，以小篆作为标准的字体，慢慢的又发展成隶书。那么，这个颜芝藏起来的这本到汉代献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用小篆，或者已经用隶书，已经改为当时的现代文字，叫今文。所以这个十八章的《孝经》，被称为今文《孝经》。

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当时鲁恭王，拆了孔子的旧宅，想扩建学宫，结果发现在墙壁里面也是藏了一些书，有《尚书》啊、《论语》啊、《礼记》啊，还有《孝经》。据说当时拆墙的时候，闻到钟鼓琴瑟之音，他不敢拆了。因为在里面挖出来书，是用当时六国的文字写的，就是蝌蚪文，当时一般人已经不会认了，所以这个《孝经》叫古文《孝经》。

当时也是孔子的一个后代，大学者，叫孔安国。他就感到在外面流传的今文啊，可能在流传传承的过程中有些词句已经混乱了，然后，当时给今文、古文做注的，最早，他叫郑氏注。对于这个郑氏是谁，学术界也有争议，我们知道汉代有位大学问家，注《五经》很著名的，叫郑玄，当时只说是郑氏，但是不是郑玄，有些学者怀疑，为什么怀疑？觉得他这个注《孝经》的风格，好想跟注别的不一样。也有学者认为这个郑氏是郑玄的孙子郑小同等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就是郑玄注的，现在没有定论。那么，孔安国就觉得，当时的今文《孝经》，许多解释也不对，文字也错乱，所以他得到这个古文《孝经》以后，他也给他做注做传，后来把这本献给国家。

刘向是一个大学者，参照古文跟今文两个版本《孝经》，整理成为十八章《孝经》。我们现在传下来这个今文《孝经》，就是刘向整理的《孝经》。到了梁代，因为世乱，古文《孝经》就亡失了。到隋代的时候，一个河间人王劭，突然发现了孔安国注的《孝经》，把他献给当时的大学者刘炫。刘炫在孔安国的注的基础上，给它做了解释，这本书叫《孝经述议》。不过，当时隋代就有学者怀疑，这个《孝经述议》是刘炫自己伪造的，因为当时主要流行的是今文《孝经》，他突然出来这么一本，一般学者都不相信。但现在又有好多学者觉得，整个文看了以后不可能伪造，因为里面对孔安国的好多观点，有一些词，错误点等，他都提出不同的看法。

到了唐代的时候，唐玄宗对《孝经》非常重视，因为当时古注可能有百来家，比较乱，他就把这个今文跟古文的《孝经》，让全国的一些特别有名的学者来议，怎么去取舍。他自己参照了各种注，重新出了一本，这就是《御注孝经》，前后整理过两次，后来刻成了石经，这个石经估计现在还在西安的碑林。唐玄宗御注一出来以后，郑氏注跟孔注的这个《孝经》全部都亡失了，大家都不用了，废弃了，所以，在五代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这两个注的《孝经》，我们现在还能见得着。这要谢谢日本人。可能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孝经》就传到日本去了。日本人对文化的尊重、保护，我看可能还是要超过我们。日本人得到《孝经》以后，对它的这种重视跟弘扬程度，可能比起我们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孝经》也是历代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的。汉文帝的时候，就专门设立《孝经》博士，专门教授。到宣帝的时候，在地方各个学校都要学，相当于我们现在小学课本似的。各个朝代几乎对《孝经》没有不重视的。到明清后来的科举考试，都要考它。那么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开学典礼的时候，还要跪拜《孝经》，还要念《孝经》。

后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本国古注的《孝经》已经没有了，当时有人去日本用心查访，看看日本人有没有。实际上更早的时候在北宋初年，日本有个高僧叫奝[diāo]然，当时就把郑注的《孝经》带回到中国，但是后来到北宋末年就又亡失了。后来，1731年，当时日本有个学者叫太宰纯，他在日本发现了有孔安国注的古文《孝经》，然后他还参考了别的种种版本，整理了一个课程，大概1742年有人就发现了他整理的，因而，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孝经》版本就又出来了。还有一个日本人，叫冈田挺之，他也刻过一本，他刻的是从唐代魏征编撰的，叫做《群书治要》，但这本书在中国也已经见不着了，但日本人还有，《群书治要》里面收录了《孝经》，这个孝经是郑注的《孝经》。后来，一个古文、一个今文都从日本那发现了，带回中国以后，中国好多学者不承认，觉得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但是实际上后来发现，是真的，有学者经过考证以后，尤其是在这个书后来也到中国来了，一看果然如此。

整个《孝经》的流传非常曲折，就有点像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这个道，有时候突然消失了，有时候又突然出现了。圣人这个教化，他讲的是万古不变的理，那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不见得大家都能认同他，不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会背离这个圣道，背离圣道的结果是我们人类吃苦，道德沦丧，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与痛苦，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又会生出来要求道，这个时候道又下来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像《孝经》这样的一部经，他讲的是我们文化根本的根本，但是这个根本的根本又不是虚悬的一种理论。孝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来，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父母的，而真正的就是我们做儿子做得很开心的，太少太少了，做子女的，跟父母的关系非常融洽的是极其少的。所以，这个至深的道理，它又体现在最平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对这个东西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践行它，这可能成为我们文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古人因为版本的不同存在争议，实际上版本不同，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章数有所区别，古文是二十二章，今文是十八章，但因为有些分章分法不一样，古文章有些可能把一章分为好几章，内容没有区别。只有古文章中有一章叫“闺门章”，这章今文是没有的。后来唐玄宗决定不下哪个好，叫大臣们商议，最后他还是选择今文章，因为今文章里面没有这一章，而且这个通行的时间比较久一点，所以御注的《孝经》是以今文为主的，其它有个别的一些词不太一样，基本的内涵道理，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学者们在这上面争论花了太多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现在古文《孝经》跟今文《孝经》都能见得到。

我在第一次编的《做人之道》的后面用的是古文的《孝经》，你们可以去对照一下，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这一次编的，是用的今文《孝经》。那么，我刚才讲了，这个《孝经》里面的道，太深太深了，所以，我们后人在对孝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不要说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理解，你看曾子他都不懂，所以，夫子专门给他讲。我们的修养、境界跟曾子差多远，他都不能理解，我们能理解吗？所以，一般人对于这个孝，尤其是近代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五四运动，有一些特别激进的一些人，对于这个孝口诛笔伐。他们认为这个孝，是培养顺民，制造顺民的大功臣，认为孝实际上是忠，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奴才的，这是一般人的一种看法。

他们这样讲，我们就毫不奇怪了，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别非常大，所以对这个的看法完全相反，不难理解。不要说他们，就讲朱子——朱熹这位宋代的大儒，朱子天分高，非常勤奋，他对于孔孟之道的维护，以及他对于这个经书的阐释所达到的深度，是很值得我们敬仰的一位先贤，他是一位大贤，但这个大贤跟圣人还是有境界的差别的，如果没有差别，他完全能领会这些圣人，那只有他成为圣人了，否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所以朱子一方面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种介绍，尤其是到宋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文化的主流文化，就孔孟之道，已经是衰竭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这个大道从孟子衰竭以后，有这个三教出来，来维持这个大道，但是三教既有统一又有纷争，因此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既有推动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当每一家都觉得自己对，去攻击对方破坏对方的时候，这就会导致文化的混乱甚至倒退。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文化格局下，这个宋儒起来，要回归孔孟之道，精神非常可嘉。因为当时宗教已经有点膨胀，影响到整个的国力，所以韩愈掀起来，接着宋儒从理上，进一步说明，所以这是有很大功绩的。

可是我们知道，他把《礼记》里面的一篇编出来当“四书”的这个《大学》，这个从二程开始到朱子都给它重新改编了。他为什么改编？他不是有意要歪曲破坏它。就是因为孔孟之道这种大道，当时已经没有圣师的传承，没有圣师的传承，那么，他自己又有那个心，而且又有那么高的天分，所以他把从孟子以后失传的，存心养性，怎么养浩然之气的这种心法，似乎从佛教的禅宗里面找到了。至少从周濂溪，就是周敦颐，从海严和尚那得到以后，传承下来，成为理学创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支柱。因为从那以后，读书人他们开始了半天打坐，半天读书，在过去的读书人，没有这种说法。正因为有了打坐的训练，人心能静下来，所以他对经文的形而上的领悟，就要超越了汉唐的这些学者，能够把我们中国文化的那种超越性的一面，展示出来。尤其是儒，当这个孔孟的心法失传以后，都被宗教界人看不起，觉得很卑微，很现实，很功利，实际上这都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也是情有可原。因为缺乏师传以后，这个东西断绝了。

所以，这个宋儒，他又想确立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要回到孔孟之道上来，一方面因为缺乏这个圣师的传承，他自己的修持并不是按圣道的修持一步步上来的，而这种客观的说，他是嫁接儒跟佛的一种修法。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理学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个好处跟这个缺陷也是这样产生的。

那么，对于这个宋儒，就是朱子他们解释《大学》，他为什么要去改编它？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大学之道的这个认识，并不是原本的孔孟之道的一种认识，因此他觉得有一些错解了，前后的位置颠倒了，尤其是丢失了，所以他要补过，前后的位置给他重新调整了，他是好心做这样一些事，因为经过他调整以后，大家一看，确实是比较有条理。所以，到后来，我们整个《四书》，作为这个科考的标准书，这个经典都是用朱子的这种思想来的。

但是这个里面就是，圣贤之道，如果说有一些地方跟他的认知不和的话，你把这个经文变了条，让后人，真正的这个道是什么，很难去悟，所以这种擅自改动经书的做法，一直不为后人所称道的，很多人对此大为诟病。所以，我们以后在对待经文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一定的境界内，对这个经文这样的说法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认为，你的理解就肯定对。当然也不是说，古书留下来的文字都对，因为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产生抄写等等的一些错误，但是这种必要的一种尊重，绝对是要的。

朱子对《大学》是这么做的，他对《孝经》也是这么做的。首先，他不觉得这是夫子做的，不是全部是夫子讲的。而且他认为古文《孝经》的前面七章相当于我们今文《孝经》的前面的六章，是夫子讲的，后面的不是，把它整理成传，就像整理《大学》似的。当然《大学》的那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前面一段是夫子那传承下来的，下面是曾子解释的，那个一般都公认是对的。但是他把这个《孝经》也这样整理（据说他还把经文有两百多个字给他删掉了），他觉得不合理，给他删掉了，所以这个做法一直是受诟病的。因为他对于这个《孝经》不太重视，所以在他的整个传承系统里面，这些弟子们对《孝经》，也往往是另有看法。所以从这里面也就可以看出，像朱子这么一位大贤，真正的对《孝经》说要领会得很到位，都是很难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跟过去的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在城市生活了，所以这种家庭的这种观念，实际上自然就要淡薄得多，我们好多人都是不跟家人在一块生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再去谈这个孝道，更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了。

可是，我们这个夫子所讲的这个孝，他是一个道，孝道，孝道，他是一个道，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是人人要走，人人可走，而且你走不好，人生就会出问题的，这个叫道。因此这个孝道，并不是说，某一种特定的一种生活方式你需要它，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不需要它。或者说我们东方人比较适合它，西方人就不需要了，不是的，那就不叫道。这个孝道，孝道，就是这个孝的内涵是个道，而这个内涵，因为我们受了历代的，有些是统治阶级有意歪曲的，有些是无意歪曲的，有些是先儒们没有讲清楚的，所以，让我们对这个孝实际上我们有了种种的一种误解，因此我们对孝反感，并不是对孝道反感，如果说把孝道讲出来应当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把孝看成什么呢？就是宋代以后的一种比较流行的对孝的一种看法，说什么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等等，把这种一味的听话，看成是孝道了。而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当孩子的，发现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很难实现，但是你说这是圣人教的，我必须要这样，不这样觉得违背圣人的教诲，违背经典，要这样呢，我们这个情感上又受不了，你说这人多痛苦啊！而真正的道是什么啊？道就是你按它去做，你就能得到快乐，得到自在，你违背它你才难受呢，这个叫道啊，是吧。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把对于孝，实际上包括对所有的这个文化，这种歪曲，这种观念，给它纠正过来，当人们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的时候，那么，我们去行孝，他就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经文讲的是非常全面的，就是不同的人，你怎么去行孝，这个孝道是一个道，但是不同的人，你表现孝的这种方式会不一样，他一章一章的讲得都是很清楚的，他有什么样的功用。我们说这个《孝经》它虽然短，虽然在六经之外，可是因为它讲的是我们文化的根，是夫子在晚年拿它来统摄一切道理的一部经，实际上它对这个世道人心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修身离不开这个孝，要治国、齐家，他也离不开这个孝，就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它肯定产生的这个影响会非常远，非常深。

那么，体现出来，这就是孝的一种功用。我们比较著名的，过去编有这个《二十四孝》，从这个尧，这个大舜开始，历代的行孝很突出的一种事例，编出二十四个例子。那么对于这本书，我们后人反感的很多，有些例子认为不合人道，很极端等等。这个《孝经》里面，讲这个孝能够“光于四海”，能够“通于神灵”，我们对于这些，就是人，过去讲，诚则灵，就是诚了以后，产生的一种身心的一种很异常的一种变化，我们现代人是基本上是不能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心跟这个身，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这个心灵的变化会导致于我们身体的变化。但是我们一般人，因为心不诚，这个心是散乱的，心没有多大的力量，所以，他改变我们自己跟改变别人，他没有太大的、明显的一种效果，因此，对于某一些人产生的，尤其是古人，因为这个至孝以后产生的一种，我们现在说很神奇，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多半不能接受，这也是很正常的。

一个人，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个境界的问题，一个小蚂蚁，它能够相信我们人的这种生活、思维吗？他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只有你差不多是个人，跟你讲人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做什么，你才能相信。那么我们虽然是人，可是我们境界的差异，有时甚至超过动物跟人之间的这种差异，也就是我们这个心灵，我们上次讲过，人是得天地的中气而生的，我们的心直接是，这个根是扎在这个道上，扎在宇宙的根源上的，所以人能够成圣。那么人跟天如果果然能够合一的话，人的这种能力就跟天一样大，所以，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作为有限，是因为，我们开发自己的这种心灵是有限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碰到在很紧急的状态下人的这种潜能，有时候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还能见到，有时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些东西呢，他并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不相信，然后呢，就一味的斥之为迷信、荒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孝的这个道理啊，并不能通过这种说服去让人明白，不可能。孝的道理，只有通过去行孝以后才能明白。

怎么去认识这个孝，它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我们整个世界和平又会起什么作用？我们通过学习以后，如果说，真正的有一种真切的认识，我们肯定会改善自己，也会改善整个世界。

这些具体的道理，我们下一次开始，通过经文的分析，一句一句的我们去学习，看看我们过去的哪些观念是有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哪些做法是有问题的，我们这样一边学一边去做，这样才能把这个《孝经》学好。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