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更需警惕民粹主义

来源：盛洪

来源：FT中文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廿九日癸未

           耶稣2016年12月27日

图/百度

FT中文网：20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您觉得今年会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年份被载入史册？

盛洪：今年可能是这样一个年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到今年有所爆发。像特朗普的当选、像民粹主义的抬头甚至成为一种风潮，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积累的问题，到最后爆发了出来，并不代表今年刚刚出现这些问题。

FT中文网：有人说世界从2016年开始进入一个“乱纪元”，我们之前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和认同的价值观都在受到挑战。您认会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开始吗？

盛洪：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关世界的描述而已，不是真实的世界。比如国家之间要互相友善、互相交易、互相合作，四海之内皆为兄弟，而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主流的体系是民族国家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能最终解决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比如说全球化，似乎有着美好的前景，但它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现在讲全球化，实际上讲的是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但仅仅是这两点并不能带来皆大欢喜的好处。假设缺乏另外一个条件——人们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前面两个自由流动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些国家更受益，有些国家不受益，就会有人欢乐有人愁。这种被美好掩盖下的真实的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大家才注意到。所以你说，我们告别了过去的一个美好的世界，但过去的世界其实并不美好。

FT中文网：这些压抑的不满情绪，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都是以民粹主义的方式释放出来？

盛洪：这是因为战后的这些年，世界的政治结构还是精英主导。它当然有很多优点，它有更长远的眼光，知道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保护产权，自由贸易等等。但它也是有偏差的，会被一些利益集团左右。比如美国华尔街的利益集团，最终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方法就是不断开拓金融市场，而这会导致风险更大的金融产品的发展，因为风险较小的金融产品的市场逐渐饱和了。风险大和风险小的区别在哪？风险小，第一比较安全，第二分配比较公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在赌博，十赌一，十个人参加有一个人能赢，其他人输得不多；如果是一万赌一，那一个人就能赢非常多，其他人就都输没了；假如是一百万，一千万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金融界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它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悬殊。这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是没法改变的，因为华尔街利益集团非常强大。其实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没能修正华尔街的错误，这对很多的中小投资者就是一种损害。精英主导下的体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小投资者对精英政治就会忍无可忍。但他们并不理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只会对当下的问题做出反应。比如美国人会说，墨西哥人来了，那我就不让他来；在英国，支持脱欧的人也非常反感从欧洲来的移民。民粹主义肯定是个负面的词，但是它的出现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民粹主义者的表现形式，他们的诉求，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的。

FT中文网：民粹主义的风潮盛行，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盛洪：道理是一样的。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好处的（制度），会侵害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可能暂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会爆发。对于民粹主义，中国要更加警惕。加一个“更”字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存在通过老百姓的投票来影响政治选择的情况。

FT中文网：老百姓只能接受。

盛洪：对，只能接受，所以一旦爆发可能会是一种更暴烈的形式，这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纠正只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制度和政策。我要说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对国企垄断集团的偏袒要终止。这个集团人不多，但是他们能量很大，占据了中国大量的资源，但又没有创造出利润和盈余。如果政策继续偏袒，那肯定会侵害到中国其他的、更广大的群体的利益，包括民企和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土地问题。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严重偏袒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暴力去强制拆除农民的房子，抢夺农民的土地。已经有很多恶性事件了，比如前段时间的贾敬龙事件。这些都是慢慢在积累的，这些人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他们某天可能会爆发。

另一件事，是要真正落实中国的民主制度。今年正好也是人大代表换届，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出来干扰那些有意竞选的个人，甚至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公然违反《宪法》，违反中国的《选举法》。这很可怕，会导致民众的不满积蓄。与此同时，你又不给他们的不满一个释放的口子，这就和物质的内应力是一个道理，突然有一天它就断裂了，但在它断裂之前你又看不到。总结起来就是，第一，要纠正那些错误；第二，要落实中国的《选举法》，按照《宪法》来，按照《选举法》来。

FT中文网：对过去一年中国的改革进程有一种悲观的评价，认为十八大确立的各项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总体来说社会比较压抑和茫然，再加上外部又很多纷扰。您怎么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国内的气氛呢？

盛洪：我觉得总体来讲，舆论方面是比较压抑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一直认为，我们不能期待那种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的出现，那种事情未必是我们对历史判断的很好的依据。历史往往是一些小事件所构成的。一个社会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不在于它走得多快，而在于它走得多稳，是不是在往前走。我们需要看到，总体的舆论背景比较黯淡之下一些积极的做法。

FT中文网：比如说，您看到了哪些？

盛洪：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国企改革。举个例子就是，在打破石油垄断方面其实是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渐放开了原油进口。2013年时，我们写过一个有关石油体制改革的报告，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小的建议，就是“打破石油垄断，首先要放开原油进口”。当时很多人说，你诊断中国石油市场是个癌症病人，竟然给他吃感冒药。我说，我们开的是中药。中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垄断——从上游到下游，从中国国内到进出口，全部都被垄断了。我们需要有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原油进口。中国有很多民营炼油厂，它们原来是不能直接进口原油的。到了去年，原油进口逐渐放开，配额也越来越多。到了今年，我注意到路透社有个消息——“青岛港外面油轮排上了队”。民营企业的进口配额大概占到了总配额的1/4到1/3。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数字。炼油之后的成品油进入市场，就对“两桶油”提出了挑战。现在还是由政府来管制价格，但如果有很多家炼油厂直接提供成品油，就会形成市场价格，政府再来定价的话，就显得多余，因为它依据的国际成品油价格也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那为什么不能由中国市场决定呢？为什么要肯定这么小的事情呢？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垄断系统。面对这么大的垄断集团，你要一步一步逼它后退。另外还有食盐的专营，也在改革，在比较显著地削弱垄断因素。

FT中文网：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在国企整体业绩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又对它们提出了要去产能去杠杆的目标，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您看来，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盛洪：我认为中央政府提出的“去产能压库存”恰恰是个策略性的提法。过去一提裁员和破产倒闭，国有企业就会找借口。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用外力促使它们去产能压库存。另一方面还给你一条路，就是改革，比如说混合所有制，比如用管理资本替代管理企业。实际上国有资本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些企业，它可以完全是资本运作，而且也不见得要对企业控股。其实就没有必要坚持国有企业了。在出售国有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资本运作，只是把资产从企业资产变成了货币资产而已。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来参与国有企业，比如参股，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这个方向我们是赞同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如果落实下来，它的方向是对的。

FT中文网：中国社会过去一年里发生了几件牵动人心的案子，包括雷洋案和年底的聂树斌案。聂案最后虽然翻案了，但是大家好像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您怎么评价过去一年中国的法治和社会治理？

盛洪：这些案件，包括雷洋案，聂树斌案，官方还是倾向于把它们当作个案来看待。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我们一直在批评中国的政府治理，它实际上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司法体系依附在行政体系之上。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行政操作一方面效率低，第二缺乏制衡，第三没有示范作用。政府没有必要什么都管，什么都直接监督，什么都要直接控制，包括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民企要建立党支部，甚至在NGO也要建立党支部，这实际上是个效率非常低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一个社会的公共治理，最重要的是基本规则的制定，而不是对人的监督，因为人是没法有效监督的。我要监督的话，我没有办法全部监督，就要委托别人，被委托的人呢，他也不能全监督，他也得委托，委托几个环节之后，最初的委托人的意图早就被改变了。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基本规则，它们是迄今人类社会一些极具智慧的安排，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司法体系。司法体系通过判例来提供一个先例，来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原则。我只要判一个小偷偷东西是违法的就够了，不需要每个人后面都跟一个警察。雷洋案，如果只把它看成北京市公安局和受害人、民众之间的博弈，就是错的，关键在于它的结果是什么。假如随便打死一个公民，而警察不被判刑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警察打死更多的公民，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聂树斌案也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案子，二十多年才翻，而且是在真凶出现了那么多年以后才翻，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这也反映出一个制度问题：如果这个案子的初审是一个地方判的，然后二审还是这个地方的法院判，那么基本就不会翻。我们连对人性的基本判断都没有了吗？古今中外，早有比这好得多的制度。比如宋朝的审讯和量刑是两个法院，两群人，就是说，你在审这件事是不是事实的时候，不会带着一个动机。而现在的很多法院都带着动机，就是我要判你什么罪，我才审你说什么事实。宋朝还有个制度更棒，就是当你喊冤的时候，立刻给你换一个法院。如果当年聂树斌喊冤就换一个法院的话，他根本不会死。这个司法制度必须改，它太糟糕了。

一个执政党要聪明地进行公共治理，就要用司法治理，而最重要的是，不是把司法体系作为工具，而是要尽量公正。公正的结果是，执政党可以获得声誉，奠定政治基础。比如英国的亨利二世建立了普通法体系。有人总结说，英国也是集权，但它是司法集权，而不是行政集权。司法必须集权——全国的法律要统一，司法集权是一种聪明的集权，对中央制衡地方都是很有效的手段。

FT中文网：十八大之后，大家感受比较深的是反腐运动，但制度层面的改革好像不多。明年中共会召开十九大，这也是个换届的年份，您怎么前瞻这次会议？

盛洪：反腐还是赢得人心的，毫无疑问。但是反腐走到后期还是有些偏差，让人们担心，它可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手段。还有一点，反腐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举个例子，面对政府管制，或者政府侵权行为，原先有的企业会对政府进行贿赂，就能绕开管制，或者获得一个护身符。这么做肯定也是腐败了，但这是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的腐败。反腐以后，结果是什么呢，护身符没了，民营企业更糟，企业也办不下去了。原来的管制还可以通过贿赂绕过去，现在市场和企业之间的门关上了。这就有一个制度问题，而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没有什么很快的动作去改变它，所以反腐带来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还有一点就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中共内部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谁官最大谁就最聪明，谁就最正确；一旦他说了话，别人都不许批评。这是特别大的问题。领导人犯错了，甚至闹笑话了，谁都不负责任，实际上是对领导人和执政党本身的损害。假如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群唯唯诺诺的人，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经常讲一个词叫“政治审美”，意思是，领导人的周围群星灿烂，他们是一群独立思考的人，会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经常批评，这个时代才能漂亮，否则不漂亮。你一说话，大家都说好，这从审美角度来说不美。我希望的是有独立思考、能提意见的人进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才有活力，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期待。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