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著《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出版暨简介、目录及序言
书名: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作者:张岂之
出品人:郑晓辉
出版社:长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作者简介】
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思想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教于汤用彤、朱光潜、张颐、贺麟、容肇祖等教授;195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受侯外庐先生之邀,到西北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等,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大学的人文教育》《张岂之自选集》《乐此不疲集》《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历史》(6卷)《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等。
2016年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组委会对国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岂之先生的颁奖词是:六十年治学路,他师承大家耆宿,延续老北大传统。从思想到文化,由史学而哲学,沿着文脉施施而行,追溯学说源流,探寻文明播迁,综贯会通,熔铸古今,写就一部浩荡思想史。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书,是张岂之先生多年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心得,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华文化中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没有会通精神,不可能产生新思想,文化创新也是无源之水。主张思想文化的会通,就是为文化自信寻找活水,这对中华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第一,从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新思想、新思潮的产生都是文化会通的结果;从思想文化实践效用来看,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而不衰。
第二,从中华民族的形成来看,思想文化的会通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第三,从中外文明交流史来看,会通精神还表现在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的交融,最后形成了沟通中西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第四,会通精神更具有哲理意义,发扬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既可以为文化自信找到真正的活水源头,也可以增强对西方文化的鉴别力,有利于中西文化对话、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该书还从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分别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与演进,孔子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四书》对人生的意义,儒学对中国及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人如何在天地自然之中和谐安处,中华文化的根本特色,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当代的治国理政的启示,老子、庄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学术思想精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学人的使命等重大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目录】
第一篇中华文明的演进
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3
第二篇关于中国古代儒学的研究
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27
儒学与中华历史及世界/55
《孟子》与现代人生/65
“四书”的文化意义/82
第三篇老子思想研究
我读《道德经》/99
老子与《道德经》/108
人与自然的和谐/123
第四篇中国学术思想研究
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129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的理论贡献/140
《明夷待访录》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163
顾炎武《日知录》的学术价值/174
论中国近代哲学/190
第五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211
第六篇中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237
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262
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272
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中看到什么/282
难忘的清华人文教育/299
谈“学术生命”/309
后记/312
【作者荐语】
……就书的份量上看,是合适的。太厚的书,一般读者是不敢问津的,20多万字(编者按:排版后),文字平易,逻辑比较严密,读者是愿意看的。我期待着读者朋友们对这本小册子的批评指正。——张岂之
【编辑荐语】
此书是张岂之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多年研究的心得。文风清通流畅,简介明快;内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分析鞭辟入里,独立自得;立论提要钩玄,要言不烦。读之豁人耳目、润物无声。书料可读,文章可品,用心可敬,哲思可爱,插架可藏,非常适合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普及及国学入门。
【序言】
我从自己所写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稿中选择若干篇,编成这本《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的集子。
尽管集子内有多篇文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易传•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这样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
“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会通”包括本土和域外思想文化的交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意中外文明交流。早在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为“西域”。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十三年的艰辛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传播到中亚,又由此传到欧洲。张骞开拓的这一中西通道,后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被人们誉为“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看,中外文明交流是阻挡不住的。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流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要看到,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会通,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和统一的过程,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还想提到,中华文化所用的一些名词术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不论是儒学还是道家,他们在表述自己思想观点的时候,经常用“自”字。儒学倡导人的自尊、自信、自律、自省等,表现出对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不移。而道家则宣传自正、自化、自定、自胜、自见等,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儒学与道家思想关于“自”的论述和阐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这在今天和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整理这份文稿,得到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副教授的协助,还有长春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努力,我表示感谢。
这本小书出版后,其中的错误、不足,我希望能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指正。
张岂之
2016年7月23日
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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