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对谈：国学经典应该在高校通识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

作者：舒大刚，朱汉民，颜炳罡，于建福

来源：凤凰网综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初一日乙酉

           耶稣2016年12月29日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论述和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精神，2016年8月20-29日，教育部规划的首期高等院校“坚持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班先后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尼山国学研修基地举办，来自全国86所高校主管人文社科工作的校级领导参加了本期研讨班。期间，以“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为主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尼山会讲活动。兹辑要刊载，以飨读者。

主讲人：

舒大刚教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兼历史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朱汉民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颜炳罡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

于建福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参与者（听众）：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首期高等院校“坚持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班86位院校领导

于建福教授：

大家上午好！中国古代有一种哲学论辩的形式称作“会讲”。开书院会讲先河者是南宋大儒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及吕祖谦，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有过“鹅湖之会”。今天在圣地尼山大致模拟会讲形式。这次请来了多地域文化著名专家：朱汉民教授代表湖湘文化，舒大刚教授代表巴蜀文化，颜炳罡教授代表齐鲁文化。中华文化极其博大，在座的各位院校领导无疑是所在地域文化著名的代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的成员，都有责任来共同探讨一个时代性难题：“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

本次会讲大致顺着这样的线索：首先解读国学经典价值，这会涉及国学、经典、国学经典、国学经典价值或经典价值诸概念。这些概念正是这段研修中大家颇感困惑的。随后进入通识教育专题。通识教育是不是外国人独有的？中国自古以来是不是也有类似于通识教育的理念或传统？当前通识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对于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似应更多聚焦于中华经典。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我们可以结合大学核心课程，所要培养的大学生核心素养，适度地将经典纳入通识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里面也要求“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家都是高校负责人文社科的领导，有责任深入思考和探讨高校国学经典教育这一时代难题。会讲过程中大家都有发言机会，可多一些整体互动或思想交锋。现在进入第一个专题，就请舒教授先发言吧。

舒大刚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都是高校的领导，我们中国高校，就应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首先应该向学生传授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然后才是传授其他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才是中国人，才是中国学者。建福教授提到国学问题，经典问题，国学经典价值问题，我在这里先抛砖引玉。

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学术，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知识体系、操作技能等有特殊内涵的学术。无论是国家政府办学，还是个人或合资办学，在中华历史上都是早于西方很多国家、民族的。所以我们的国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具体地讲，国学是国家学术，关系国人的知识结构；是国家信仰，关系国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道德，关系国民的基本素质；是国家价值，关系国人的处事态度；是国家礼仪，关系国民的行为举止；是民族文化，关系国家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艺术，关系国民特有的技能。这些蕴涵在中国人自己传统的儒学、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里。

自近代以来，我们引进西学，国学受到了肢解，甚至排挤、边缘化，在很多领域，不怎么突出它，尤其是它的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系统的知识体系，被西化的学科分类、肢解，所以它自己的整体性不能呈现出来。西化的教育使我们收获了科技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华民族已然傲立于世界东方；但也付出了精神和文化的代价，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真相和精神已经不够清楚了，我们优秀的价值观、伦理观有所丢弃，这不利于我国长治久安、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们要重提国学的原因。今天重提国学与现代教育的结合，尤其是与通识教育结合，正当其时，而且必须常抓不懈。

朱汉民教授:

刚才舒教授已经把中国的传统国学做了一个很好的阐释。其实国学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华文明是一个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一直继续保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中的中华文化传统没有中断，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举止，由一代代中国人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数千年延续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指数千年延续并一直保留在国学典籍中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也可能保留在历史文化的典籍中。中华文化保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它们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包含着一套指导并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比如我们中国人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在另外一种不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就是文化传统。如果我们做一个追根溯源，可能会发现：这一种文化传统还保留在经史子集等各种各样的国学典籍里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在不断地接受这些文化典籍的影响。我们为什么强调国学经典？中国保留下来各种各样的典籍，其中有一些是最重要的典籍，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核心价值载体的经典。中华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正好就完整地体现在中华经典体系中间。历史上这些经典就是承担塑造我们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建立我们的国家制度、制约我们的行为方式的重要使命。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专业选读不同典籍，但是经典却是每一个文化人必须都要读的书，通常必须要熟读，而且要让经典的思想融入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经典如此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会聚这里探讨国学经典教育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华文明受到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变局中，中国人发现，如果不能够吸收一些近代西方文明，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新的变革的话，就可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近代中国开始推动近代化，引进西方文化。但是，后来又发现，中国推动文化近代化和引进西方文化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富国强兵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历史代价。今天，当我们的国家开始强大、人民开始富裕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精神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作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样，当代中国就迎来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本来是一种自发的来自民间的时代思潮，同时也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和积极推动，特别是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特别支持。从民间到知识界到领导层，逐步得到较普遍的认同，并且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们要寻回近百年来丢失的中华文化传统，复兴一度衰落的中华文明。所以，今天我们呼唤中华经典，倡导重读中华经典，就是寻回丢失的中华文化传统、复兴中华文明的需要。今天，各界人士，无论是男女老少，正在形成一种学习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重读中华经典的热潮。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渴求。作为个人的精神成长需要这样，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也需要这样。当代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的强大，更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崛起。作为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崛起，必须首先要有一套支撑自己文明的精神，这一套精神就深藏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呼唤重读中华经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颜炳罡教授:

接着朱教授刚才的话说，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不仅中国人这样说，也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华文明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可大”，它也“可久”。我昨天跟大家讲齐鲁文化时特别强调，鲁国人立国之道，叫亲亲尚仁，可久；齐国人是尊贤尚功，可霸。现在放眼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古罗马帝国崩溃了；奥斯曼帝国崩溃了；历史上一度强大的蒙古帝国崩溃了；匈奴也曾非常强大，崩溃了。为什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得以延续，至今依然可大也可久？这里面有没有中华文明可久可大之道？这种可大可久之道在哪里？大家看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老大，美国是否找到了可久之道？它的可大之道无人可以挑战，美国是否可久呢？200年不能证明它可久。千年、两千年以后呢，美国是否可久？是否有它可以延续人类几千年共同繁荣和谐的模式呢？我们都在讨论：作为中华文明，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我们历史上积淀了五千年的这种可大可久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哪里？这样的眼光很自然地就回归到我们的国学当中。

刚才几位教授都谈到国学这个观念。中国古代设有国学，还有乡学，还有私塾。国家办的学校叫国学，还有国子监。今天所言国学，确实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西方学问体系进来了，和我们故有的知识体系相比较，我们把西学看作是新学，把中国故有的学问看作是旧学。还将中西文化关系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有人提出，中学“全盘西化”，那就不要中国这个体了。再后来有学者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这就让我们这个民族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中学这样的知识体系，国学这样的知识体系，需要应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挑战。那么在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历程当中，国学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国学最大的价值和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文明的DNA的传递。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和角色认同。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我，我之所以为我的标志在哪里？我们和别人不同在哪里？在“地球村”这样一个时代里，在全球化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如何来保证我是我，而不是他者？再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智慧当中，蕴含不蕴含着一个我们可久可大的智慧，引导我们民族在这样一个时代，乃至于在星球大战时代，能够继续生存繁衍下去？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不断走向强大，我们内在的智慧和动力是什么？我想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这样的文化自信背后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于建福教授:

感谢三位教授。感谢三位教授。第一板块的问题是国学经典价值。现在还是有点疑惑，关于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央政府的文本当中几乎没有出现。尽管如此，国务院参事室就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落成了“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这里用了“国学”二字。给大家配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献选编》中，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多次用“国学”这个概念，主张精通国学常识，即“四部精要”。“国学”这个提法，在当代能不能普遍地为大家所接受？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个“国学”，它跟“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于国学经典，其价值到底是什么？请教授们在刚才阐释的基础上再作些解读。

舒大刚教授：

这里涉及国学的归属问题。之所以现在国学自身没有归属了，那就是因为我们全面引进了西方的学科，而废弃了自己的学科，如经学科就是民国初年被废掉的。因为西方的学科分类不是根据全人类知识，更不是根据中国的学术文化来分类的，所以就把我们的国学给肢解了，就是说属于文学的内容归在文学里面，属于历史学的内容归在历史学里面，属于哲学的内容归在他的哲学里面。实际我们中国的国学（甚至经学）远远不是文史哲能够概括的，他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如果我们要对国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它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学术体系。它既代表这个国家民族的知识结构，又代表这个国家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还代表这个国家的行为举止和礼仪风范，还代表这个国家做人做事的基本规范。可是这些内容都在西化的学科当中，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至于说刚才提到的“国学”一词，为什么现在不用？这个实际上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是因时变迁的。因为从近代以来，我们重谈国学这个话题，就像刚才颜教授说的，早先国学代表的是学校，那堂堂正正就是我们国家办的学校。我们教的学术、思想、理念全是我们本民族的。这样讲在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后来西化，尤其是西学东渐，那是强势文化进入。传统学术受到冲击，当时确实有一批人起来要捍卫本国学术的神圣性、捍卫其固有的地位。也不否认当时一批学人在提国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对西学相抗衡这样一种用意在里面。但是那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整个思想学术领域被鹊巢鸠占了，把中国传统文化整个都丢掉了，所以难免有这样一种对立情绪。但是现在经历了一百年，我们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学术、方法引进得已经是非常充分了，而且现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西合璧，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方法的融通。现在我们来提“国学”就不是跟“西学”相抗衡的意思，而是借鉴西方的优秀内容和方法来发展中华的优秀文化。虽然正式文件里面只提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提“国学”这个概念，实际上它的内涵还是近代以来所指的内涵。就是要有中国人自己的信仰，不要大家都跑去信仰外教；要有中国人自己的道德，不要都去引进西方嬉皮士的东西。

现在我们到底是提国学好呢还是传统文化、还是优秀传统文化好呢？由于自文革以来，大家对传统都是把它当作垃圾，加以抛弃、丑化、矮化、妖魔化。当时就是认为，传统就是不好的。今天看来，传统里面不是所有的都不好，也有很多好的，所以现在中央提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应该说由他优秀的部分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长盛不衰。但是也难免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在我们当代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提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点明，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告诉大家，不是全盘，不加区别地去加继承，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的民众，要从传统当中去继承优秀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国学这个概念会逐渐地进入正规的文件，进入正规的学科分类。国学学科的建立应该是一个大的门类，就像我们今天有史学、法学、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好几个大门类，就是从七大、八大到十三大门类。国学应该成为当中的一个门类。国学最终应该代表的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的积淀，最终要成为文献，出现“文献旧邦”。就是说你是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悠久的国度，一个文化丰富的民族，没有文献，不足以继承，不足以持久。没有圣贤的民族是落后的，没有经典的民族又是不可持久的。而经典在文献当中，它具有最早的文献的特征，又有最基础的文献的特征，又有知识的源头的特征，又有文化典范的特征，还有智慧的源头活水的特征。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它经典的价值。它只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让我们带着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念来解读，来认识。真正的经典是长盛不衰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经典。对其他人来说，也有经典呀。像印度，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现在一般只知道有佛教经典，我们把它当经典，实际印度人认为他有更早的经典，那个更早的经典启迪了他们的佛教智慧，也启迪了他其他一些宗教的智慧，比如他的《吠陀经》《奥义书》《薄伽梵歌》，这些是他们最早的经典。我们讲古希腊文明，也有自己的经典，比如《荷马史诗》。犹太文明更不简单，即今天的以色列，他们为什么这么不简单？这么多的优秀人物，这么多的智慧，发明那么多的科学技术出来。那也是由他们的经典孕育出来的。他们的经典就是《圣经·旧约》，到后来就是影响整个欧洲，甚至今天的美洲、澳洲的新约圣经。所以每一个要做大做强的民族一定有自己的经典。刚才颜教授说的可大可久的民族和文化，一定有自己的经典，而且这个经典是长盛不衰的。

那么中国人的经典是什么？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就是你们诵读的“入其国，其教可知也”那里面的六经。尽管一度被引起怀疑，引起批判，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源头活水，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桥梁。有一位老先生就说：“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为什么长盛不衰，为什么不断？就因为经典”。这六部经典是孔子把他整理下来，传播开来。前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和文明靠这个经典传下来，后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和文明靠这个经典来启迪。《庄子》更揭示其精神实质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诗经》是用来表达思想情感的，属于后世的文学；《尚书》是传达历史知识的，属于后世的史学；《礼经》是用来讲行为规范的，属于后世的社会学；《乐经》是宣传和谐和平的，属于音乐学；《易经》是讲阴阳变化的，属于哲学；《春秋》是讲社会秩序的，属于政治学。一部六经，涵括了文学、史学、社会学、音乐学、哲学、政治学等等领域，已经是非常全面的了。所以它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很大，而且影响深远。

朱汉民教授:

我顺着舒教授刚才讲的问题再补充一下。他已经把于教授提出的问题向纵深发展了，我又回到最初提的这样一个问题：国学在当代高等教育、现代学术的体制内的身份是什么？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的国学，正处于现代高等教育、现代学术的体制之间，与体制有密切关系，但是又尚未正式进入体制之内。一方面，各大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儒学院等国学研究机构，也包括教学机构；另一方面呢，国学在我国正式教育体制内还没有明确的户口。国学进入教育体制的问题，曾经进入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和投票，据说最后仍然因为一票之差而仍然没有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确实与我们对国学的认识有关。国学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是传统中国数千年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套中国的知识学问，国学就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里面，由古代的学校、书院一代代传播下来。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知识体系全面学习、引入西学，而完全放弃了我们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教育体制、知识体系，现代教育和它是什么关系？近代许多学者提出了国学概念，就是把我们自身的经史子集这样一个体系统称为国学。

用国学来代表自身的这样一种知识文化传统，也是我们的教育的传统，国学和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中华文化既体现为我们的国学典籍，另外它还有很多体现在我们的观念、行为举止里面，还体现在许多包括文学艺术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我们考察的文物古迹等诸多方面。那么国学一定有一个学制，他和我们的典籍，就是通过知识化的形态、典籍化的形态，通过文字化表述出来，记录在典籍里面才称之为学。所以我们现在一讲国学就是经史子集的学问。关于国学下一步如何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近期我参与了几次刚才校领导提出的相关研讨，如上海历史教育研讨会关于历史学科作为独立的门类上报的会议，但是我也感到国学单独作为历史门类或者作为哲学门类、文学门类，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主张国学作为独立的门类来提出，他确实具有一套不太兼容的东西，然后在国学的范围内可以具体分出一些学科。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在四川大学的研讨会上各自还发表了一些相关建议。

于建福教授:

感谢三位教授的深入解读。现在进入提问环节。

学员（山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宇声教授）提问：

第一是关于国学，国学是西方教育进入以后的一个学术概念。传统文化就太大了，一切活动、一切创造都包含在内，这个定义太大，应慎用这个概念。

第二点，我听专家讲，国学作为一个大的门类设置的问题。西学分为十三个学科门类，那如果我们把国学也作为一个大的学科门类，其它的学问都全部交给西学的十三个门类？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十三个学科门类里面，每一个都有国学。文学是这样，只有一个二级学科外国文学，其他都是国学。哲学不也是这样吗？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不是都要讲吗？历史学也是以中学为主。我认为是这样。农学，中国的农学不讲吗？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要不要学？所以我觉得在西学十三大门类里面都有国学。你在此之外把国学独立出来，西学十三大门类，国学一个门类。这样对国学有利吗？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再一个就是以国学为一个门类，国学的二级学科怎么设立？又是文学、史学、哲学……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想好。就此请教。

朱汉民教授:

我来回应一下。您说的第一点，我完全赞成。国学是一个学术的概念，不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我一直也是这样看的。

您讲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确实，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本来还主要是学界的探讨，那么，我们为什么赞成国学独立出来呢？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在现代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中，国学已经被分到文学、史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之中，这和原来作为整体的、原生态的国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经学——今天我们正好讨论经典教育——如果我们把经学分到不同的现代学科门类的时候，哲学专业的学者就只研究经典里面的哲学内容，历史专业的学者就偏重经典里面的史料内容，文学专业的学者就只研究经典里面的文学内容。这正是目前我们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现状。搞文学的就只注重经典的文字与文学的表达，搞历史的就偏重经典里面的史料内容，搞哲学的就偏重经典里面的哲学道理，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我们原来的经学或者国学里面作为学术整体或者文化原生态的内容。我们提倡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并没有要求取消其他有关中国的知识学问，其实历史学仍然可以研究中国史，文学学科仍然可以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研究仍然可以中国哲学，还是一样的，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对整个中国传统的国学整体都有研究的人，我们现在非常缺乏这样一批专业人员。现在，比方说我们重新讲国学教育，即便是在大学，也很缺老师。我们要从事经典教育，我们就缺乏像传统学者一样对经史子集，即对文字、对历史、对哲学等各个方面都能打通的学人。

我认为，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其他学科不是相互排斥的。比如，西方许多著名大学有古典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的学科。这些古典学是可以和历史学、哲学、文学并列存在于大学体制内，不能因为有了古典学之后，那历史学、哲学、文学就没人研究了，大家都去研究古典学。固然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一直探讨、呼吁，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古典学的简称。

颜炳罡教授:

张校长（副书记），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传统文化，我们用中国的学术来划分，它包括技术层面、学术层面，也包含道的层面，我们说是技、学、道三个层面。胶东大秧歌是不是传统文化？那肯定是呀。安塞腰鼓是不是传统文化？它也是。狗不理包子是不是传统文化？它也是。鲁菜是不是？川菜是不是？它也是，都属于传统文化。所以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含着我们五千年以来所谓的物质文明、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乃至于精神文明，都在传统文化范围之内。国学这个概念，“国学者，一国故有之学也。”是最早的定义。“一国故有之学”定在学上，它就把那胶东大秧歌、狗不理包子、川菜、鲁菜这套东西全部去掉了。说到底，国学是一个学术体系，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那么国学是传统文化下的一个子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一个同心圆，但不是同边界的圆。

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四六不通的观念。狗不理包子它是优秀还是不优秀的呢？川菜和鲁菜优秀还是不优秀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呢？说到底是为了应对今天的现实。今天在好多人的观念里，一提到传统就是糟粕、旧的、反动的、落后的。那好了，我们就只能号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二十四孝”，当然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但就“孝”而言，你说它好还是不好？你说哪儿是精华，哪儿是糟粕？很难说明白。你说“忠”这个观念，你把它劈成两半儿，这边是精华，那边是糟粕。我不要忠的那一面儿，要忠的这一面儿。那这个东西它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权宜之计。大家看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就是“中华文化”，没有“优秀”这两个字。后来可能引起一些争议，又加上这两个字。所以，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不会是一个常态化的观念。

我们的国学，在今天要不要设置一个学科体系？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张校长（副书记）的忧虑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十三个学科门类，尤其是许多文科的门类，甚至理工科的门类，既包含了中学也包含了西学。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的研究范式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的分类方式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主权，要不要有自己的学科门类的设置？我们中华民族要不要自己的门类设置？我们要不要设置，世界没有我所独有的学科门类和学科体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要完全放弃今天的学科设置权，把教育学科设置全部让步于西方，我们就作西方的学徒，我们就亦步亦趋，西方有什么，咱就有什么，西方没什么，咱不敢有什么，跟着西方的学科门类走，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何以传承？我们何时有自己在这一领域的自主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我们也不是为争话语权而争话语权。我有一次到韩国去，有一个校长对我说，全世界唯有我这个学校有一个孝学科。我说孝学科最早的祖宗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最早研究《孝经》。韩国人设立了孝学科，我们中国人有么？我们有没有一所学校，敢于独自走出自己的道路？我的学校，别人不敢设，我敢设；别人不敢做，我敢做。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我就设中国独有的学科，敢不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在于上面号召，我就做，上面不号召，我就不敢做。我能不能先大胆设置一个？上面没有号召、没有做，我先做了，我做一个先行者。中国传统有书学，有算学，有律学……中国有传统的学科门类，我们不是没有，孔子就有四个专业：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问题是如何去重建。我的原则：国学是和西学相对应的，不是和西学相对立的。它不仅是一个学科门类，而且还是一个学科体系。它和西学一样，是一个相对应的学科体系。这一个学科体系下可以分出若干个学科门类，学科门类下又可以设置若干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又可以设置若干个二级学科。

学员（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志坤）提问：

鲁国保存周礼最完善，最讲礼仪之邦，为什么亡于楚？而楚国是南蛮建立的，文明程度是最低的；六国亡于秦，秦霸西戎，兼并十二国，礼仪之邦为什么亡于秦；宋朝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为什么宋朝却积贫积弱？民间有谚语：臭汉脏唐宋鼻涕，就是哭哭啼啼流鼻涕了。儒学究竟是治国术，还是强国策？如果儒学不能富国强兵的话，不能富国强民的话，那时候儒学只能维护家族统治。那儒学的功能和价值意义在哪里？儒学在强国策的优势和缺点在哪里？

舒大刚教授:

提得非常有水平，这体现了我们中国大学校长，大学书记的水平。刚才校长说的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历史都有两面性，学术也有它的两面性。如果我们单从儒家自己的学术来看，实际上它攻守、文武都是非常完备的。至于后人怎样去领会，怎样去执行，怎样取得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做他自己能否获得成功，与他所处的国际大环境，或者国际小环境都有关系，都可能决定他的前途和命运，这与儒学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是应当相区别的。我先回答最后的那个问题，就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到底有没有治国强国的价值和意义。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志向和治国方略。他问，弟子们啊，你们平时处于学习阶段，没有人来任用你们，可能还有些牢骚，有点怨言，假如有人来用你们了，你们怎样来治国？第一个弟子是子路，很坦率，又尚武。他就说这好办嘛，我哪怕治理一个小国，周围都是大国逼着，还有战争侵扰，这种情况他怎么治理啊？他说我就是要强兵，要让全民皆兵，就是强调武力嘛。接下来是冉求，他说强兵好了，我们国防有了自己的力量啦，就要接着抓生产，发展经济。他说至于其他的，我管不了。接下来是公西华，你们强兵也有啦，富国也有啦，那我就来抓文化，搞礼乐，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最后一位弟子是曾参的父亲曾点，他说，我和他们三个人不一样，我只是希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很高兴，他说“我非常赞成曾点的境界”——“吾与点也！”儒家既重视军事——强兵，又重视经济——富国，还重视文化——礼乐，然后才能达到曾点那种与自然、天地融为一体，与朋友、学生同乐的那种境界。这就是儒家的完整的治国理念的表述。孔子也说，“庶之，富之，教之”，还有“足食足兵”。可见儒家是不反对强兵也不反对富国的。而且这四个弟子说的，恰恰代表一个政权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军事，要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能够富民，安定民心；第三个就是要发展文化，搞礼乐教化，提高人民的幸福感；第四个阶段才能出现那种人民幸福、天下大同的局面。

因此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有这样三句话：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共产党走过的路也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二十八年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第二个阶段那是阶级斗争，要巩固政权，三十年；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阶段，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发展经济；现在按儒家的设计，就该是进入第四个阶段，发展文化，也就是要回归我们的传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阶段。这才是儒家最完整的治国理念。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在走。

至于刚才那位校长提到的都是个案。宋代经济水平确实很高，但是他的国际环境不利；鲁国、齐国的修养很高，但他们当时确实在发展经济军事方面受了局限。也就是说这些之所以亡国，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没有完整地贯彻儒家治国理念的结果，如果完全按照儒家治国理念，那就强盛了。

朱汉民教授：

儒学是国学最核心的学术科目。现在我们讲硬实力、软实力，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硬实力，在如何提高国家的硬实力这个问题上法家有一套非常管用的东西。而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以德服人、仁政等软实力，尽管它显得有一些不切实用，但是它更代表一种久远的文明力量。从短期的历史看，文明不一定能够战胜野蛮，或者说软实力不一定能够战胜硬实力，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欧洲由于蛮族入侵，野蛮的硬实力暂时战胜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软实力，古希腊罗马文明那么发达，还是失败了。中国历史上，您所说的都是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秦为什么成功，当然是与秦朝追求强兵富国的硬实力有关，故而能够在与六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秦始皇不用儒学，他也看不起儒家，但是秦朝短暂的寿命也正好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单靠富国强兵是不行的。一个民族国家、一种文明形态，应该是可大可久，只大不久的国家、文明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国学之道，我们应该学习国学里面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恰恰是在儒家思想里面。所以说，儒家虽然不能够给你带来短期的功效，但是它能够告诉你可大可久之道。如汉武帝采纳儒学，不是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他顺应了可大可久的文明之道。中华文明形态决定了汉帝国的历史命运，汉武帝只是接受了这一套文明的价值和规则。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孔孟这一套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礼乐制度的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需要这一套文明体系。你不能仅仅是看谁的拳头硬，谁的力量强，尽管这在短期争霸的时候管用。为什么蒙古人能够战胜宋朝？许多人归责于宋代文化。我认为宋朝的灭亡不能完全怪罪于宋的文化或者文明。在那一个时代蒙古人确实是能够所向披靡，游牧民族是可以取得短期的胜利，但是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这一种短期的胜利往往是负面的。有时候在人类历史上就是文明战胜不了野蛮，野蛮在短时期内效果就是更好。蒙古人在占领宋朝以后，他必须接受宋代的精神文明，必须采纳儒家的文化。所以我认为我们要重新思考、研究国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学员（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志坤）提问：

四大文明当中仅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他是有变化的。那国学还是就学六艺吗？佛学不是中华传统文化，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那他是我们的国学吗？

玛雅文明是印第安人非常经典的文明。当印第安人被灭绝了，还能延续玛雅文明吗？那还有什么用呢？

颜炳罡教授:

国学是一个必然化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观念。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之所以可以延续五千年，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如果没有他的开放性、变动性，那中华文化也可能中断了。但是，变中有常，常中有变。也许只有中华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能够寓常于变，常在变中。这是中国文化的常道。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与时俱进的，与时偕行的。中华文明可以把有益于自身的其他文明因子吸收到自身体系当中。我们以前没有玉米、马铃薯、计算机，但今天有了。中华文明具有吸纳性、包容性，但是我们吸收外来文明，就像我们吃猪肉强身健体，并不是我们自己变成猪。这才是文明的意义。玛雅文明没有中华文明这样可大可久的智慧，所以他会灭亡。

学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将一教授）提问：

我们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实我们在评价的同时，已经暗含着对其它文明的评价了。谈中华文明的时候，基督教文明应当可以相提并论。应当说基督教文明也源远流长，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今天保持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强的势头。拿着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的规模和其它单一的民族和国家相比是不对的，就像拳击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比较。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欧洲的源头，一直到现在，欧洲是不断继承和发展他的文明。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基督教文明也是没有中断的文明，甚至在美州、大洋洲逐步扩散，而且保持了比中华文明还要强劲的势头。我们在强调自己没有中断的时候，别人也没有中断；我们在强调自己复兴的时候，别人在整个历史中一直保持着强势发展，而且今天还达到了发达的程度。这作何解释？

颜炳罡教授:

我们所说的中文化文明没有中断，是文明谱系的发明者、发源者，以及主体的承载者，是统一的。今天的希腊，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子孙吗？今天的主体是斯拉夫人，原来斯拉夫人生活在中亚地区。今天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埃及文明被阿拉伯文明所取代。基督教有《旧约》和《新约》，这是欧洲文明的主体，其实属于犹太文明。作为日耳曼民族的蛮族，入侵了古罗马，然后逐步确立了今天的欧洲主要版图。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不是日耳曼民族发明的。中华民族的“六经”，是炎黄子孙创造的经典体系，直到今天，使用这套体系的仍然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统一性和延续性。

于建福教授:

有关国学与传统文化、国学经典价值的探究，已经比较明晰了。现在我们转入下一个议题——基于国学经典的通识教育。请朱教授开始。

朱汉民教授:

谈到通识教育，在各位面前有一点班门弄斧。大学校长、书记应该都是教育家，而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我们主要是一个专业教授。

在今天的情况下，通识教育确实应当受到每位老师的关注。通识教育理念是上世纪美国教育家们提出的，主要是针对现代化的专业教育，或者说职业教育的缺陷而提出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对学生的谋生技能、专业知识的培养教育，以便让学生尽快融入分工细密的现代化社会，胜任某一份职业。然而教育不仅是某一个人的职业培训，而更应该是培养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教育的功能就是文化传承，所谓大学教学就是把我们的文化传播给下一代，让受教育者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文明人。针对现代大学的专业教育的缺陷，所以提出了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General Education）。中国最早引入通识教育的是台湾教育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就翻译为“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有意思的是，翻译本身就把中国文化的通识、通才、通人、博通古今包含其中，中国传统学问强调要博学之。博雅确实是翻译得很好的。博就是博学，雅就是儒雅、雅正，就是培养一个很有德行而儒雅的人。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成为现代全世界所有的大学共同的认识。中外的大学都从事于此，不断推动通识教育的进步。中国的大学是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展开，以弥补专业教育的缺陷。湖南大学也作为当时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试点，我们也参与其中的一些课程。

中国传统教育里面，儒教的教，就是教化、教育。儒家兴庙学制，学校和孔庙联系在一起，岳麓书院边上就有孔庙，所有师生都要去祭拜孔庙。中国传统教育是强调人的教育。孔子教育理念的核心是成人之教。孔子的心中最完整的人叫“成人”。成人要有智，有智慧；有仁，有仁爱；有勇，有坚定的毅力。智、仁、勇合起来还不够，还要博学于文，要有文化修养，还要有礼乐文明的熏陶。这样才是一个博雅的人、完整的人。这就是孔子提出的成人之学。古希腊也有较早的博雅教育，那时候没有专业的分工，培养的是完整的人。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在中国不管是在教育理念，还是教育实践上，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也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国学经典里面本身就是为了培养君子、培养圣贤，就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培养有德、有智、有勇，有外在的文化熏陶、礼乐文明的人。这样的教育是被摆在首位的，当然其他的基本教育也有，治理国家、法律、军事等都要学，但是学习这些之前，成人教育是作为士大夫的精英必须要首先完成的，后来“五经”、“四书”就成了博雅教育的基本教材。我们今天可以从古代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内容吸收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特别是智慧里面寻找对当代有用的东西。因此国学经典教育是博雅教育的核心。

舒大刚教授:

通识教育是一个“成人”的教育。通识教育也是针对专业分科教育而设置的。早期为了建设的需要，搞了很多专业教育，培养了许多专家，优秀的工程师，优秀的院士，这都是需要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院士，我们的“状元”出去交流的时候，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不了解。比如某校长曾经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当他在国外交流时，同行们可以不谈专业，谈莎士比亚、柏拉图，十四行诗甚至古代典籍，他当时感到很失落。当他成为综合性大学校长以后，他就刻苦地恶补文化课。以前他在学生时期，硬笔书法很好，如今还写上了毛笔字。由此可见，即使是著名科学家、院士，若是缺了文化这一块，缺了通识教育的话，终究不完美。

通识教育应该让国民掌握国史；作为民族的一份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公民，对社会公德、公共秩序应该熟悉并遵守；作为成人，对道德、心性，有必要的修养；作为君子，对优雅的学术、思想、技能要掌握；作为社会精英，对整个民族文化导向的自觉领悟和展示。通识教育不是简单地学一点古文，背几首古诗就完了。研究古典文学不会写古典的诗词歌赋，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我们需要将之化为自己的技能，化为自己的修养。国学要完成的，通识教育要完成的，就是在技能上、修身上有一种浸润，做到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国学教育在国家这一块应该完成国民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信仰认同，还有自己优雅的人生、幸福的体验。现在许多“状元”过得很痛苦，也很脆弱。一个大学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学费被人骗走，活活气死。这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实在是太脆弱了。通识教育就应该完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培养，具有承受能力。顺风顺水，不要骄傲；失落受挫，也不要颓废，要跨上去。就像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颜炳罡教授:

现在我们的专业教育，给我们以技能、知识。我们可以交给学生如何做工，但是背后的工匠精神，不是专业技能所能解决的。即使他有了工匠精神，他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乃至于个人的身心关系？这些都不是专业技能所能赋予他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就特别需要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人文素养教育。

儒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儒”。什么叫儒？“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不了解社会，不知道人，就只能是一个技匠，就不能成为一个儒者。传统的儒者应该是通才，耻一物而不知。今天的通识教育有这三方面的功能：志向的笃定，情操的培育（陶冶），人格的养成。首先，一个孩子要有一个坚定的志向和理想。我们今天好多的专业教育不能给孩子以人生的理想，我们给太多的政治理想。孔子说，首先要成为一个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人应该有超越于物质生活之上的追求，有对理想、对道的追求。有这样的理想，就不至于进入经济领域就两眼发绿地对着钱了；进入了工匠领域，就不至于把机器完全当成自己谋生的工具了。儒家要求一个士大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我们的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有失意的时候，有得意的时候。得志的时候不要嚣张，那个官不会永远是你的，总有退下来的时候；太嚣张，退下来就会太失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培养学生有士的操守非常重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一种精神境界。要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宏大的心胸，知道以仁道、以天下为自己的使命，道路遥远。我们应该向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学习。所以孔子追求对情操的培养。这个情操是什么？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现在成了表演茶艺，穿汉服，看看电影，欣赏京剧。这些也有意义，但这不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落实到人格的养成。养成博雅的人格，君子的人格。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呢？“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种情况下，他的合作意识，善与人相处的性格就会得到凸显，就会把通识教育当作是对自己、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来设计。觉得自己的孩子缺什么，就补什么。若是把通识教育列出上百门学科来，让学生选择去，比如弹琴，茶艺表演吧，这对他有何真正意义呢？国学教育也应该有必修课、选修课。我最早到上海讲课，是一所民办学校。校长在每一个年级的新生开学之前，请我去讲两周《论语》课。只要进入他的学校，《论语》就是必修课。没有这两个学分，学生就不能毕业。一个学校应该是可以选择《论语》，选择“四书”，或者是选择其他的经典，传授给学生。这样或许能够达到志向的笃定，情操的陶冶，人格的养成。这是我所理解的通识教育。

于建福教授:

刚才三位教授阐述了通识教育的提出、发展、内涵与意义。通识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古老传统。孔子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易经》提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论衡》称“博览古今为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在梅贻琦看来：通识之用，润身而自通于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钱穆指出：“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着子、史、集三部的。”《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中山大学校训仍在沿用。如此看来，当代专业教育的背景下强调通识教育，意义重大，而且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想必已为大家所接受。既然如此，我们共同思考一个实际问题。国外不少高校特别强调在通识教育中研读名著。芝加哥大学赫钦斯主张学习人类“伟大的著作”，大力推进“名著课程计划”，将经典融入核心课程。耶鲁大学设有人文艺术课程；哈佛大学设有通识核心课程。他们倡导阅读的经典是多元的，涉及多民族的经典。国外有些高校也读中国的经典，有的重视《论语》，有的注重《孟子》，有的关注《老子》，有的涉及《庄子》，或兼而有之。美国更重欧洲名著，有的大学涉及《古兰经》。成功的通识教育必然要重视经典。我们接下来把议题转到通识教育如何充分体现经典。作为中国的大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的讲话，强调高校“不要数典忘祖”，要“扎根中国办大学”。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中华经典的呈现，中华文化基本的价值蕴涵在经典当中，这里面有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要通过研读、感悟经典来传承价值。请专家们继续就此作深入解读。

舒大刚教授:

我来借于教授的话题说。通识教育，首先要确立目标。中外历史上成功的教育，都要有人格培养的目标，而且都要有非常明确的人格形态。古希腊培养的是智者，要能说会道，善于辩论，博古通今。他们主张七艺，七种技巧，如修辞语法、辩论技巧。发展到最后成为诡辩，颠倒是非黑白把妓女说成圣女，把英雄说成坏蛋。培养智者这一点的确是非常成功的，科学技术也是很成功的。

到欧洲中世纪就成了骑士人格，非常有正义感，非常崇敬女性，保护弱者，爱惜名誉，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荣誉。这对中世纪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产生了一大批骑士文学。甚至影响到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是英国绅士教育。英国绅士人格是紧接着骑士人格的，从十七世纪前后由洛克传入并影响的。绅士人格也有自己的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育方法，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有绅士风度，举止文雅，打扮庄重，对女性很尊重，对老弱比较爱护。日本武士道人格教育，讲究忠义，武义，正义，对主人的忠诚，为了主人的利益赴汤蹈火。英国的绅士人格，日本的武士人格对中国君子人格也有所吸收。

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功形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外在优雅的表现，质是自己内在的修养和刚烈的性格，就像士不可不弘毅一样。文和武，礼和义结合得非常好。知识全面，礼乐射御书数都会，通《诗》《书》《礼》《乐》《易》《春秋》。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方向，最后关键还尊崇天道，通天地人。

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第一个就是要做君子。要修养自己丰富的知识、优雅的外在表现，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信仰，这是内在的修养。然后进入社会修齐治平，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积极入世，这是外王。中国人的境界是“内圣外王”。

怎样来形成君子？这就需要学习经典。孔子早期推行的是《诗》《书》《礼》《乐》，晚期加上《易经》《春秋》形成“六经”。这“六经”对于我们来说略显古老，不搞专业的人难度太大，而且历代形成的注疏汗牛充栋。我们还有“四书”，我也推荐《孝经》。它不是简单的讲怎样尽孝，怎样恭顺，是讲怎样立身行道，由君子而贤人而圣人的整个过程。开篇就讲“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是一个全过程。它对各种各样的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都有教导、规定。这也是讲一个人如何做君子，如何修德，如何治家，如何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平天下）。现在我们大学要贯彻经典教育，要完成通识教育的任务，“四书”和《孝经》是非常重要的。自汉以降，《论语》和《孝经》就是读书人的必修经典。

朱汉民教授:

作为现代教育熏陶下的中国人接受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无疑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接受通识教育、经典教育，目的是要学习专业之外的多种知识，形成人与人相通的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在提倡通识教育的时候，关于什么是“通”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人们会问，我们强调传统文化教育，是否会构成阻碍人与人“通”的文明冲突？其实，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并不会影响现代中国人参与世界性的沟通与相处。中国经典谈的虽然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道，同时也是全人类共同相处之道。在儒家经典里面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譬如，中国经典中“协和万邦”的理念，就有益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我认为，确立正确的经典观念，是经典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经典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家士大夫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重新解释经典。经典中有许多恒常不变的思想，但是其中一些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不要落入原教旨主义，食古不化。历史上的那些大儒，他们不仅能够从中国传统智慧学习而不断回归传统经典，而且能够不断开拓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我们不能够缺乏文化自信，自己中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首先要接续文化命脉；同时，我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全球化的大格局，要能够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经典中与时俱进的东西，以不断开拓出适应时代的新思想，建构出带有本民族文化特点的一套新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崛起，一定会是一种带有自身价值观念的文明形态的崛起，而且这一定是深藏在我们的经典之中的。

颜炳罡教授:

十年前，某跨国公司年会上，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很后悔没有参加我的《论语》读书会，在驻纽约期间和台湾人在一起，被问到读过《大学》吗？他很遗憾地回答:“上过大学，没有读过《大学》。”和韩国人在一起，被问到读过《小学》吗？他很遗憾地回答:“上过小学，没有读过《小学》。”这就是我们高等学校传统文化学习的现状。他还说，觉得无地自容，好像在台湾人、韩国人面前低人一头。那我们有多少大学校长、大学书记、大学教师读过《大学》？又有多少大学校长、大学书记、大学教师读过《小学》？这曾经是在东亚文化形态下的必读书目，很遗憾极少有人读了。所以他只能在工作以后，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才能够有机会问自己，才会发现大学教育的缺陷。如果当初一边学着英语，一边学着《大学》，那现在就没有缺憾了。人生永远没有完备，也许您读了这个，没有读那个。但是中国人什么样的经典是必须读的？他可能是做切割的，他可能是钻床的，他也可能是做计算机软件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必须掌握的经典是什么？我觉得“四书”最为关键，“四书”当中《论语》最为关键。如果读了《论语》，再有时间读“四书”中的其他几部，那就再好不过了。朱熹当年说，今人不会读书啊，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我们今天读“四书”，好像很难理解。但是在孔子、朱熹那个时代，不是很难的。易晓易解处去读，他说把“四书”搞通了，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他说你读了“四书”以后，才成为一个人。《论语》里面有句话：“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是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的，他们以为信我教的才是我兄弟，不信我的就不是。而儒家则不同。只要懂道义，是个文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儒家让人成为一个人，它是成人的教育。这才是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分科越来越多，学生负担越来越重。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把“十三经”通读了。让钻床的，学生物的把所有的都读了，也不可能。最起码，学国学要把《论语》读了，这是最低要求。再高的，读“四书”，再读《孝经》。

于建福教授:

我赞同三位教授的卓见。中国高校开展通识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四书”的研读，深切感悟“四书”一贯之道，提升育人品质。现在进入最后的提问环节。

学员（德州学院副院长王金利教授）提问：

通识教育不能浓缩在高校，也应该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要打下基础。大学的通识教育和基础教育应该有所侧重，有分工。中小学的教育应该是成人的教育，大学的教育应该是成才的教育。君子人格的教育在西方文化非常强势的背景下，仅仅以“四书”和《孝经》来培养，要取得成功，真正成为一个君子，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那如何在“四书”加《孝经》的基础上推荐西方的经典？怎么融合一种方式，像儒释道的融合，来有鉴别地吸收西学来发展传统文化教育？

舒大刚教授：

我赞成传统文化教育分层次，分阶段。颜教授讲的《小学》就是如此，讲授礼仪，如何为人，举止规范的问题，他就是解决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八德”。十五六成人之后，讲《大学》。汉唐以来就不是从一开始就高大上。一开始就是《孝经》，从最实际的开始。怎样对父母兄弟姊妹好一点，再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就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古代教育是有阶段性的。进入大学阶段，讲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之道。读经典都是分层次、分阶段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传统文化已经中断近百年，从小学生、大学生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在补课，好在从地方到中央逐渐地重视，传统文化得以进入课堂。所以现在一方面要补课，恶补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如孝道。现在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了都还不知道如何尽孝。有一个大学生带着媳妇到父亲面前称其父亲没有把爷爷的拆迁款分给他。父亲说政府还没有给钱。他说“你得写欠条。因为我虽然大学毕业了，但是没工作，没工作你就得养我。”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者德之本也”，孝悌也者，仁之本也。所以孝是非常重要的，从孩提时期就应当开始教。现在我们还要教大学生多和家长联系，他们也和家长联系，要钱的时候联系。所以现在必须补课。

贵州有一个孔学堂，几十所大学的教授都有去援助。国家也准予他们创办刊物，设立出版社。他们组织一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套读本。政府有这样的支持，我们就能联系一些学人，共同为他规划。首先把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提炼出来，把体现这些核心价值的经典读物选出来，这就不再是纯粹的“四书”、“五经”、《孝经》，其他的文学历史宗教经典都要纳入。小学阶段加强认知，图文并茂的解读，如“孝悌忠恕勤”，对个人品德培养十分重要；“温良恭俭让”对培育家庭美德，相处之道十分重要；“恭宽信敏惠”，对自己的职业操守，社会角色非常重要；“仁义礼智信”，对社会公德的培养十分重要。这就正好对应了我们现在缺乏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就是社会上的缺德现象。再把这些价值观念对应的经典原文，成功事例，包括西方格言也纳入这一套读物当中。假如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使用这套读物，我们就不会在大学阶段再来补课。

到了初中，我们就要结合现代核心价值观。这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要中西合璧，古今合一。到了高中，就要系统阅读儒家经典。到了大学，只读儒家经典就不够了，要放眼整个民族文化经典。一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的经典，包含儒释道各家的。儒家，什么是儒家，有什么核心价值；道家，什么是道家，什么是道教，有什么核心价值；佛家，有什么核心价值，都要包含在内。另外还有涉及到儒释道三家共通的核心的信仰和价值。接下来是道德和行为层面。我们有哪些道德观要坚守，为什么要坚守？有哪些礼仪风范要遵守，为什么要遵守？第三个就是知识技能层面，作为中国大学生必须要掌握的，总结出来，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分级分批分层次来实行通识教育。最后还有外王的层面，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传统文化当中，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有哪些优秀的理念，有哪些优秀的制度，有哪些可供当下研究的材料整理出来。最后还有多彩贵州的内容。

朱汉民教授:

关于国学教育，除了大学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在中小学期间经典教育、人格全面发展尤其重要。少年儿童在中小学时期能够很好地接受经典的熏陶，往往记得很牢固，长大以后不仅是经典随口而出，也能够让经典的思想对他们的身心实践均能够产生很深的影响。所以这种经典教育非常重要，要从小学中学开始，让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贯穿到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完整过程。按朱熹的观点，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经典教育包括学其事、明其理，在小学阶段重点学习怎么去做，即学其事，而到了心智已经成熟的高中、大学阶段就要明其理。

我在牛津、剑桥大学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体制，学生进入大学前，首先要申请一个学院，再另外申报一个专业系。学院就是承担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不同专业的同学生活在一个同样的学院，接受相同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人的全面成长应该学习的各种文化知识是在学院里面完成的，而专业教育则是在系里面完成的。有意思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采用的正是这一种教育制度，他们将承担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学院叫书院，恰好香港中文大学合并了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而古代书院正好是强调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即重视成人教育。我曾把岳麓书院教育理念概括为：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志于成人”，这一个“成人”就是孔子提出的“成人之教”，而不是成才之教。儒家教育的目标在书院体现的很充分。香港中文大学也希望，大学生的通识教育由你生活的书院来完成，然后你的专业教育到专业系里面完成。我听说复旦大学也在尝试做这种教育改革。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制度上的很好的探索，也正好合乎中国传统书院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理念。将学院翻译成中文的“书院”，也是非常恰当的。当然，在当代的书院里面，倡导中国的传统经典教育，也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经典，因为现代人，不应当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应该立足于民族文化，但是也应该参与到现代世界当中。

颜炳罡教授:

佛教进入中国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佛教是骑着大象进来的，西方文化是乘着炮弹进来的。佛教是中国人请来的。我们都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比唐玄奘更早的是印度的鸠摩罗什。他的修行非常高，当时处于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前秦苻坚使用军队发动战争强征西域，把鸠摩罗什请到中原，让他翻译佛经。中国人主动学习佛法。印度僧人来了非常遵守中国的习俗，达摩不是积极的传教，而是面壁，法不轻传。而基督教是非常强势的。徦如你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他非让你入教不可。他想尽办法让你入教，如果你还不入教，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传播方式完全不一样。

佛教进入中国，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大乘佛教和中国观念是相通的。在印度一阐提是不可成佛的。在中国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观音菩萨。他本来是男的，到中国就被塑造成非常富态的女人形象。因为中国很多太太、小姐，要去观音庙里烧香求子。你说要是向一个男人求子，太不合乎常理和中国人的习惯了，所以塑造成一个女人形象。佛教是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然后逐步被中国吸收，逐步形成中国的宋明理学。直到三十年代的太虚和尚，他所强调的教义革命、教理革命，一系列的建立人间佛法。在台湾的佛光山，也来源于此。反过来再看基督教，他想让全世界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都树立起辉煌的十字架，要让中国人归基督。这是基督教的方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对西方的基督教就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这种情况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基督教纳入中华文明体系中，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也取决于中国的传教士，中国的牧师。中华文明肯定有智慧把优秀的文明因子吸收进来，成为有机组成部分。

今天的高等教育非常成功，但是钱学森之问至今无解。国学是教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做一个人就要懂得人情之常、人理之常；做一个人他就要守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规矩。共产主义教育培养的是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要求更高。我们先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人，然后才是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如基督教让小孩子成为基督徒，那如何与佛教徒、穆斯林打交道就是一个问题。一开始他就按照基督徒的观念处理问题，与基督徒相处，那和非基督徒何以相处？首先他得是一个人，他才能更好的和非基督教徒相处。有了成人教育的底线之后，再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肯定会更好。

学员（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提问：

提到传统文化，提到国学经典，人们会与保守联系起来。请问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怎么通过经典教育来培养？

朱汉民教授:

国学经典与创新并不矛盾。我举一个书院的例子，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提出一个“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显然，这里所讲到的疑义、异义、辨义，就是强调学者对经典也应该有怀疑精神，敢于对经典提出异义，敢于辨义的批判。

颜炳罡教授: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经典不是用来迷信的，是用来涵养我们的人格的。经典的诠释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于建福教授：

的确，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维和不可多得的质疑精神。《论语》中孔子主张“温故而知新”，倡导“疑思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易经》强调“革故鼎新”，《大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庸》主张“慎思之，明辨之”，《孟子》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等，值得高校通识教育中深入挖掘与阐发，实现反本开新。按习总书记的话说，“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初步达成这样的共识：国学经典是核心价值的载体，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深深植根于经典文化的沃土，获得丰厚的滋养；要强化通识教育，必须强化以“四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经典；要有序地相互衔接地按小学、中学、大学分层次来设计，正如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里边提到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系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中也应该包含国学经典教育。大家如果回到一百年以前清末的“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一直到通儒院，作过系统设计，或许对我们会有启发意义。如何将经典融入高校的通识教育，培育健全人格，恰是分管人文社科工作的领导们所要继续思考和共同努力推进的，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衷心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和回应，也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于建福整理，并经主讲人审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