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历史的动力——《中华历史精神》之五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7-01-11 17: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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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历史的动力——《中华历史精神》之五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四日戊戌

           耶稣2016年1月11日


 

(一)恶动力论批判

 

六经是最好的书,对道德的理解和阐说最为到位;圣雄是最好的人,对道德的领悟和实践最为中正;六经皆史,六经创史,圣雄造史,文明是道德的光明。这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条定律: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善动力论或者称为道德动力论。

 

善,只有善,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在批判马恩“恶动力论”时提出来的。马恩高度赞美罪恶,强调罪恶是生产力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此说完全颠倒,极其荒谬。事实恰恰相反,罪恶对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完全负面,是负动力、反动力,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关此,我有《马恩,给罪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一文予以深入批判。

 

当然,负动力反动力也是一种力,只是不能予以正面肯定。癌症促使了抗癌药的产生,病毒推动了杀毒软件的开发,防火墙触发了自由门的诞生,但如果得出结论说,癌症、病毒和防火墙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对癌症、病毒和防火墙予以正面肯定,那就荒唐了,本末倒置了。恶动力论就是如此本末倒置。

 

如此,功罪善恶不分乃至颠倒就是逻辑的必然。如此一来,任何坏事都能说成好事,最大的罪恶也能说成功勋。同时,任何好事都能说成坏事,最大的功勋都能说成罪恶。这就是马家辩证法的威力,特别便于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其根源就在于马恩的恶动力论。所以,马学在上,必然天翻地覆,一切反常,一切颠倒。

 

毛氏的“革命”、专政和历次运动包括文革,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符合马恩的历史唯物论和“恶动力论”。马恩正面肯定恶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恶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所必要和必须。这样的善恶观完全颠倒,不仅是一般混淆而已。

 

恶动力论是彻头彻尾的邪说,对于恶念恶意的滋生、恶习恶性培养和恶行罪行激发,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很多人信奉邪说走上邪路之后,就再也放不下屠刀回不了头。孟子将淫辞邪说等同于洪水猛兽,原因在此。其实,邪说之害岂水兽所能望尘。

 

邪说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为各种罪恶提供了逻辑支持和义理依据,让罪恶分子作起恶、害起人来仿佛理直气壮,占尽便宜还可以卖乖,当了婊子还可以立牌坊。例如,伤害、杀害无辜本来是大恶,可一旦打起革命的旗号,喊起“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类口号,就俨然具有了正义性。腐败推动经济发展论,亦与马克思的恶动力论一脉相承。

 

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朋党问题时说:“小人蛊君以害善类,所患无辞,而为之名曰朋党,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同样,小人要谋取私利和作恶犯罪,也是所患无辞。而不良的思想体系和宗教教义,可为它们提供“正当”、“正义”的理由,让它们振振有词。“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个理由就非常冠冕堂皇。

 

注意,发展本身也不是硬道理。发展有良性恶性之别,剜肉补疮、饮鸩止渴、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是负发展和倒退,利少弊多后患深重,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道德才是硬道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事业,都不能违反道德原则,有道德为基础的文明、和谐、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值得追求的。

 

没错,存在即合理,恶的存在也有其因果、逻辑和气运的合理性。王夫之说:“恶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气数之常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恶当成好的、正面的东西来肯定,更不能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功于罪恶。

 

(二)善动力论

 

只有良知才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与恶、正与邪、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历史拉锯战中,前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前发展;后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后倒退。当然,倒退往往意味着一次更大的进步。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善恶斗争的历史,在善与恶的拉锯战中,恶占上风则历史倒退,善占上风则历史进步。社会和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取决于正邪善恶力量的对比。因此,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道德高度与是历史发展速度成正比。人类文明就是道德展现的光明。

 

尧舜禹夏商周最为日本人崇拜。老三代新三代的强大和成功,归根结底是道德的成功,道统的成功,“十六字心传”的成功。尤其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禹时代,更是充满理想色彩。注意,天子无戏言,君子无妄言,圣经无妄言,孔子编书自尧始,说明尧舜和禅让的真实性。

 

除了秦法家,诸子百家都能尊重尧舜,承认禅让制。唯《竹书纪年》别出心裁,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是以战国欺诈之心,度三代淳朴之腹。《竹书纪年》应是春秋末或战国初期的伪造,最可能出自于齐法家之手,韩非就有同样说法。

 

自汉武帝起,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它们的强大和成功同样得益于道德。有一个规律:凡是尊崇儒家道统、遵循儒家道路的时代,文明度就较高;凡是偏离儒家的时代,文明度就较低。违背儒家必野蛮化。这个历史规律就是善动力论的最好证明。

 

传统一词在传统中有特义。传统者,传道统也。或者说,道统是传统的核心。

 

道统即中道传承谱系,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授相传的最高法则。《书经》说“精一执中”、“建中建极”、“允执厥中”,《大戴礼记》说“执中而获天下”,都指这个中道。中华政权都必须遵循道统,执中用中,否则政统就不正统。

 

道,仁与不仁而已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史。几千年来,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凡是礼崩乐坏和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黑暗必占上风。儒家兴国家旺,儒家旺文明盛;儒家衰国民弱,儒家灭天下亡,这个规律被历史反复证明。

 

反儒是通往暴政的捷径,暴政是扑向灭亡的滑梯---不论怎样强大,怎样防范严密,无论统治术怎样高明,都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因为暴政违反人性之正、社会之常。暴政灭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概乎言之不外乎三种:外力打击,如桀纣;内部叛乱,如前苏联;内外合力---这是绝大多数暴政终结的原因。

 

实行暴政的恶势力,纵然强大,坚而不久,大势一去,不堪一击。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却经不起戍卒一叫,脆弱轻易得令人难以置信。从秦始皇到到萨达姆无不如此。似乎很突然,其实是必然。盖极权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暴政天怒人怨,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任何小事件都可成最后一根稻草。

 

古人云夷狄无百年之运;罗素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两种说法不谋而合。极权统治比一般夷狄更恶,寿命会更短。古今极权暴政无不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确实没有超过70大限的。“老大哥”于69岁时寿终,为罗素的论断提供了近在眼前的证明。

 

极权主义者都不懂权力的真谛,不懂得如何维护和延续权力。而且,它们都是剥夺和消灭自家权力的祸首。对此定律,杜牧有过古典表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旁宫赋》)某种意义上说,古今中外所有极权暴政都是极权主义自灭的,所谓自作孽也。

 

极权命不长,要因有五:极权必野蛮,内与民为敌,外与文明世界为敌,敌人越来越多,内忧外患兼备;野蛮必落后,经济科技军事统统落后;暴政必被背弃,外被正义人士厌弃,内有同志部属背叛;暴政必有内斗,而且特别残酷,动辄你死我活;暴政必导致道德、政治、社会、生态全方位崩溃……

 

不过,虽然恶势力命不长,从兴盛强大和衰败灭亡,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共业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在道德特别败坏、邪说拥有宪位的恶社会,恶势力如鱼得水,延续维持的时间相对较久,常常衰而不败,败而不亡。

 

另外,恶不积不足以丧尽人心,不足以亡身。要亡国亡身,不是那么容易的。桀纣不是一坏就垮的,它们在位都长达52年。在汤武革命之前,桀纣都有归正的可能,至少可以为自己争取相对好一点的下场。桀纣略有德智,汤武便无机会了。换言之,在恶贯满盈之前,命运始终掌握在桀纣自己手里。

 

反儒必恶,是因为儒学至善,所导出来的人和政治都很可观。然而,由于反孔倒儒的恶劣影响,学界普遍低估了中国历史的文明度,恶眼看史,把中华文明看得低了。有学者统计,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这种说法和算法完全错误,只知四大盛世,没有将所有盛世列入,例如北宋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都是盛世,岂能忽略?我简单数了一下,历史上可称盛世的时代至少十几个,例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明帝章帝的明章之治,唐朝太宗的贞观之治、玄宗的开元盛世,宋朝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南宋孝宗的乾淳之治,明朝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康乾盛世。

 

其次,盛世前后的平常世和衰世,也有相当的文明度,并非“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例如北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除了太祖、真宗、仁宗,其它朝代也多不错,大多数时间里民众也能安享升平。

 

儒家的盛世标准很高,可以总结为四大标准:一是政治有道,表现为道统高于政统,道统政统学统,相互扶持;二是司法公正,没有冤假错案,或者一旦发现,可以得到及时纠正;三是君子在上,官德优良,清正廉洁;四是社会和谐,民德民智普遍较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很少各种恶性冲突和矛盾。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荣俱荣。

 

依照儒家高标准,中国历史上很多衰世或平常世,丝毫不逊于西方历史上的盛世。例如关于汉武时期,依据标准算不上盛世,其实颇为兴盛。对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本人,学界评价过低。

 

汉武之世,儒家的主流形态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其文化格局、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式,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建立平抑市场物价的平准制度,对后世都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荒诞迷信,残暴多疑,又造巫蛊之祸,故依儒家标准衡量,政治品德确实不太高。但是,他开创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开丝路,兴太学,晚年能罪己,都值得肯赞。尤其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承前启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综其生平,功大于过。对汉武褒之过度或贬之过低,都有失公允。

 

关于独尊儒术,很多人误解了“独尊”这个概念。不知独尊儒术就是表彰六经,以六经所阐述的中道为指导思想,就像西方在宪法层面独尊自由一样。

 

这里的术是道的意思。我已就此多次说明,仍常有人想当然地将这个术字理解为技术、统治术。百年来所知成障、自以为是的人特别多,不仅反儒派,多数儒家学者同样不懂训诂,不懂儒学常识。

 

王夫之说:“术之为言,路也;路者道也。《记》曰:审端径术。径与术则有辨,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其共由而正大者曰术。”《礼记》云:“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术道二字,同义并列。术字古体是術,有大路、大道之义。独尊儒术、不学无术的术,都应作道字理解。君子对于技术、权术之术,也并不忌讳和排斥,而是认真审正,统之于道。

 

独尊儒术,相当于说,坚定不移地走仁本主义道路。儒家政治必然独尊儒术,这是意识形态上的独尊。意识形态是不能多元化的,百家可以自由争鸣,不可能都上升到宪位,都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像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不能多元化一样。一个人既是儒家又是佛徒又信仰基督教又要做穆斯林,那会精神分裂的。

 

我在“好皇帝十枚”中,将汉武帝列入。好皇帝十枚秦汉以后的好皇帝:汉高祖,汉武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元仁宗,明仁宗,清圣祖等。

 

秦汉以后无圣王,光武帝宋仁宗最好,离圣贤境界尚远。其它皇帝的好更是相对而言。汉高结束战乱首祭孔子,汉武驱逐匈奴独尊儒术,唐太宗平九州之乱开贞观之治,宋太祖元世祖结束战乱尊孔尊儒重造华夏,元仁宗尊贤重士重开科举,明仁宗宽厚开明与民休息,清圣祖内平战乱外抗沙俄,各有好处。

 

仁是儒学原则之原则,核心之核心,儒学即仁学。历代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都有相当的儒家风范,都是该王朝最好的皇帝。如宋仁宗赵祯,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等。谥号或不乏溢美,但溢亦有度,自有相当的事实依据。而对这些皇帝评价,学界普遍太低。

 

(三)儒家促进科技

 

儒家文化可导出政治文明,也有助于科技文明,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

 

16世纪之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数百年停滞不前?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提供的答案是:自尧舜到宋元,中国人德智整体上保持较高水准,从明朝开始下降,清朝加速下降,民国至今降到谷底。随着德智降低,国人格物致知的热情和创造发明的能力随之下降。这就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因。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这个问题所承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说明“中华文明的辉煌”并非虚语。中华文明包括了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科技文明。这对反儒派堪称是来自西哲的致命一击。

 

据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有175项,占总数57%以上,其他各国占42%左右。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了儒学的滋润,国人道德较高,智慧自然水涨船高。夏商周汉唐宋是中华正统,德智都高。元朝虽是异族和偏统,但偏于松弛,社会有活力,对德智影响不太大。

 

或说“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不喜欢生产劳动”。答:这是一个普遍的误会。看《周礼考工记》可知儒家对自然科学和生产劳动的定位。儒家强调“开物”。“正德”之后就是“利用”--利物之用,属科技和生产范畴。《大学》以“格物”为八条目的基础课程。儒家经典中,开物成务、制器利用、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话语,都体现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易经系辞下》介绍了包牺氏、神农氏、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和后世圣人重视科技研究、物质开发以利益人民的事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祜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段文字介绍了自离至夬十三卦的卦义与制器的对应关系,所言上古圣贤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当时的物质开发和科技研究吗?伏羲“始作八卦”又“作结绳而为网罟”;神农氏“断为耜,揉木为耒”,发明农具“以教天下”,还“日中为市”,建立市场以便交换;黄帝、尧、舜及后世圣人又发明了舟楫、车马、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超前的科技成就呀。

 

论实践,一直到元明,经济仍领先世界,科技亦颇有可观。有人认为宋代是历史上格物精神最发达的时代。其实元代整体上政治品格固然不如宋朝,但论格物精神之充沛,科技方面的发展,比起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食疗养生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等方面,元朝无不成就辉煌。朱元璋鉴于元政之失,开始偏严,但历史惯性还在,民智仍有可观。清朝继承明制而变本加厉,这才导致民智严重下降。

 

明朝开始,国人格物致知热情的降低和科技开发能力的收缩,与心学亦不无关系。《大学》八条目,格物的物指的是宇宙万物包括肉体精神一切现象之物,王阳明将“致知”解为“致良知”,将格物的物狭隘化为心性之物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科学技术精神和追求。

 

政治文明度、社会自由度和国民道德智慧水平成正比。政治越文明,社会越自由,民德民智就越高,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等方面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政治越野蛮,社会越禁锢,民智就越低。换言之,社会好坏取决于主体文化和基本制度,归根结底取决于道德。高道德社会由君子主导,最为文明美好和谐幸福,人民有耻且格;低道德社会以庸人为主体,善恶交织,鱼龙混杂,民免而无耻;负道德社会即恶人当道的恶社会,极权如监狱,无序如丛林,民无耻而不免。

 

现中国空前的落后,充分说明罪恶是破坏生产力、阻挡社会发展的反动力。百年来,论政治社会之罪和文化道德之恶,论矛盾之深广和斗争之激烈,吾国纵未独占世界鳌头,也已名列全球前茅。如果马家的“恶动力论”成立,现中国应该远远超越美国和西方才是。

 

现代中西文明的差距,归根结底的道德的差距,包括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道德匮乏,善的程度低,文明发展的动力就不足。

 

要提高道德和善的程度,就要好善;懂得了善动力论的真谛,就能好善。儒家特别好善,包括从善如流、与人为善和乐取人善。《孟子告子下》记载,鲁国想让乐正子管理国家政事。孟子听说后,喜而不寐。乐正子此人个人能力、智慧和学识都不怎么样,但“其为人也好善”,孟子认为“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好善,一切都好说,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何况鲁国呢。因为,“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如果好善,天下之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赶来,告之以善。各种善言何愁不能落实,各种善事何愁不能奉行,各种善制善法何愁不能建设?

 

好善是仁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和政治原则之一。孟子又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别人有善处长处和优点,就向人看齐向人学习,吸取过来为我所用,这就是“与人为善”,偕同别人一起致良知、致良制和制良器。

 

佛教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佛教属于出世法,不重制度建设,儒家的善则包括政治、制度、技术、民生之善,即仁政、良制、利用(利物之用)、厚生(厚民之生)。这是大善,更应该“善与人同”,更值得“乐取于人”。这种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态度和精神,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开放性,体现了儒家道德上升文明发展的无止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