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文经济社会

——“大变革时代中的文明、秩序与生态危机座谈”致辞

作者：秋风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五日己亥

          耶稣2017年1月12日

各位同道，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各位同道参加弘道书院和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主办的这次小型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

这个座谈会的源起非常简单而直接，就是因为差不多整个中国，在辞旧迎新之际，长时间生活在雾霾之中，雾霾锁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年。其影响是巨大的，工厂停工，交通停顿，学校停课，个人、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最严重的则是心理冲击，以前，虽然也常有雾霾，但我看这次微信上、微博上，以及媒体的评论，大家的反应最为激烈，似乎心理冲击是最大的。可能因为，为时比较长，时间也比较特殊，再加上地域范围特别广。可以看得出来，雾霾确实变成了今天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一个人心的问题。

在这场雾霾之中，我们看到大家相互的猜疑、相互指责，民众指责政府未能负起责任，政府则说：“你少做点饭，雾霾严重的时候煮着吃，不要再炒着吃了。”企业也停工，埋怨市民，没车的埋怨有车的。也就是说，雾霾引爆了社会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各个群体之间、各个阶层之间的猜疑和紧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国家、文明的正当性都遭到怀疑。

我想作为儒者，作为热爱中国文化、致力于中国文明复兴的读书人，我们应该直面这个问题，基于儒家义理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当然，以前，儒学圈主要都在研究哲学问题、哲学史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技术化的公共问题，恐怕没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我想，这本身就是儒学的失误。儒学离人民的生活太远了。今天，我们算是打一个引子吧，我们先破个题，看看能不能拉开儒学关注这个问题的大幕

基于这一考虑，弘道书院发起召开这次会议。与梁涛教授沟通，他很痛快地答应与我们书院合办。既然是一个引子，我们人数也比较少，正好大家可以相对轻松地、相对自由地谈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可能基于儒家义理来思考、讨论雾霾问题的解决办法。会后，我们会把大家的发言予以整理，返给大家，请大家补充修订，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出去。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全国人民知道，儒家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的，面对这个问题，儒家没有缺席。

走向人文经济社会

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动摇国本，这是因为，不仅民众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经济社会秩序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人心有所浮动。人们相互猜疑、指责，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有所怀疑，乃至于有些人在认真地讨论逃离中国。

汉儒董仲舒曾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我们必须做智者。既然人心已经浮动，就必须认真对待。否则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治理雾霾，匹夫有责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努力治理雾霾。

首先，政府与民同忧，《大学》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中国的政府承担着远远超过西方政府的责任，在这个时刻，政府应该采取断然的措施治理雾霾。

比如，政治最高层应该成立雾霾治理领导小组。还是很有必要的，显而易见，雾霾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它需要长期努力，并且牵涉到国家所有领域、所有地方，而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它是一个全局的、长期的问题，成立一个最高权威的领导小组以强化领导，还是很有必要的。（插话：有环境治理方面的最高领导小组吗？）没有。我觉得应该有，或者可以建立一个生态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以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共同努力。

其次，社会各方面都是主人。

现在社会中、尤其舆论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好多人认为，这时，不能让老百姓承担责任，必须要求政府来承担。这样的心态也是有偏差的。政府推卸责任，肯定不对，但民众也不能推卸责任。

坦率地说，雾霾不是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政府没有管制，问题是，管不胜管。雾霾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社会各领域中所有主体共造之孽。比如说，大量企业就是在制造污染，尤其是北京，被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区包围，工厂大量制造污染。比如，从去产能工作的报道中，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在生产地条钢，生产过程污染非常严重，一个村子里面只要有一家这样的工厂，整个村子必然遭到严重污染。这样的产能，政府本来就不鼓励，起码现在正在查禁。但是，有很多企业家就属于“小人喻于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把所有的”义“都置之脑后。现在治理雾霾，就需要企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普通市民其实也有责任。政府让我们在雾霾严重时不要烧饭而是煮饭，这听起来有点别扭，但有些责任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开汽车。当然，儒家不反对欲望，在现代生活中可以有汽车，但你买个5.0排量的汽车，有必要吗？这些年，汽车品种中发展最快的是SUV，都是高排量的，占据的空间又大，对生态造成极大的压力。汽车普遍偏大，政府就得不断修路，不断修停车场，那绿色的就要受到挤压，空间就会越来越拥挤，雾霾肯定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开汽车的普通市民，能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尤其是政府发布雾霾警报之后，能不能减少点开车？我觉得，这都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没什么过分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所以，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模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说“治理雾霾，匹夫有责”。雾霾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应该承担其自己的责任，而不应该相互指责，应当各尽其责。治理雾霾，当然，不仅仅治理雾霾，我觉得，我们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都应该坚持夫子所说的基本原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少怨”。今天社会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遇到社会问题，便相互指责，尤其是知识分子们，总是异口同声都指责政府，要求政府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儒家所理解的社会治理之道。儒家所理解的社会治理之道就是从自己做起，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始于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每个人都指责政府，那政府靠谁？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味指责政府，自己照样放纵，其实还是小人心态，那里有公民精神？当然，政府要多检讨自己的失误，但另一方面，民众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企业应该反思自己的生产方式。只有所有人都作为主体、作为公民、作为君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雾霾的正道。

重新选择国家价值观

那么，解决雾霾的正道是什么？雾霾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弊的大爆发，面对雾霾，要根治雾霾，恐怕需要国家重新选择发展的方向，我们这个共同体重新选择生活之道。因为，面对雾霾，民众各有利益诉求，大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北京周边的钢铁工厂全部关闭，当地人、那些企业雇佣的工人，如何解决生计？所以，单纯针对每一个群体的诉求，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解决不了这个全局性问题的。解决全局性问题，需要全局性方案。因而，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国家重新确立一种价值观，以此指引整个社会在具体政策、法律上的权衡取舍。

这个价值观应该是什么？不妨回顾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走过的路，以及不同阶段的价值观。中国所谓的现代化是起步于惨痛的失败，中国人痛感于自己的贫弱，因而追求富强，这就是国家的基本价值。20世纪中期，因为我们弱，所以我们求强，那个时候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到70年代末，因为我们贫困，所以求富。

追求富强，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雾霾就是这个价值观带来的结果。因为求富强，所以我们就要发展工业，哪怕污染很严重。我们要保卫国家，我们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发展重工业。为什么在北京周边发展出了钢铁工业？应该跟首钢有关，当时首钢外迁，把北京周边的钢铁工业给带动起来了。那么，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要在北京布置一家钢铁企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我想，这样的理念在当时那个处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现在已经饱受这个理念的恶果之时，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反思这个理念了。

应该说，我们付出了代价，也是有所收获的。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有富强之“美质”，现在需要的是“文之以礼乐”。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个人、对国家，都既需要质，也需要文。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国发展的新方向。

有人提出，面对雾霾，还是应当通过继续发展经济来解决。我想，这恐怕有点问题。我们要注意人的偏好，会在不同处境中有所不同。在普遍贫弱的时候，不计成本地发展经济是可以的，吃不饱肚子的人才不会关心空气质量。但现在，当中国已经初步富强，民众已经普遍过上温饱、尤其是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后，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就是人们所无法忍受的了。

在中国已初步富强之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展经济是为了人的成长，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空气质量已经在威胁人的生命，显然就要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思考：要生命而要财富？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多怨”，几乎所有人都有怨。此时，整个国家要在富强和生命之间重做选择。《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现在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更多的富强，还是要有更健康的生命、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可放到人类整体处境中。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经济都是处在产能过剩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过剩的前提下，如果我们继续追求富强，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是让人怀疑的。同时，面对普遍的过剩，我们恐怕也应当全面反思，现在的经济增长观念有没有问题？人们对经济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

对这些问题。有下面几个肤浅的看法。

第一、经济还是保持一定的增长。中国的富强问题只是初步解决，但有一些根本的困扰，迄今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当然，这是整个世界格局大调整必经的一个阶段，是中国实现自己的民族复兴、因而重建东亚秩序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你愿意也是这样，不愿意也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还是要保持经济有一定速度的增长，包括军事工业还需要更进一步发展，这样，国家才不至于重新陷入危亡境地。

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恐怕不能继续旧路。其实，现在政府也提出产业升级，在我看来，要发展那些创造性的产业，能够更多地运用人心创造力的产业，也就是所谓的高技术产业，用高技术改造整个产业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2015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30%，是美国的1.3倍。可以说，人类的工业化到中国就结束了，未来不会再有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再展开工业化。所以，未来世界的工业体系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组织、运转的，比如，美国给中国供应一些技术、提供金融服务，欧洲生产中国生产不了的某东西，世界其他地区则中国的工业体系生产一点零配件。所以，中国人构建出一个更好的工业生产体系，对全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不能构建出一个绿色的、清洁的、高效的，尤其重要的是合乎人道的工业体系？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于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很显然，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同样的益处。比如说穷人，他就很难进入到这样的体系中，那怎么办？我想，我们就需要发展社会福利体系。我在这个地方说的是社会福利，而不是国家福利。儒家向来主张，优先建立社会内部的再分配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必要的国家再分配体系。核心是什么？以家为中心。中国文明的根本是家，这是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而且我认为，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更自然、更健全的社会组织形态。

我们需要按照这一原则，建立福利体系。现在的福利之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需要予以改革。比如养老，应该以家庭为单位缴纳养老金，医疗、退休亦然，完全可以以家为单位重新设计这个制度。

还有，重建社区，这是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依托。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仁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推出来的，你想救助穷人，先救助自己小区里面的穷人。今天，决策者应当基于儒家义理重新构造社会福利体系。

（插话：我补充一下，像新加坡就是几代同堂，购房子购在一个小区里，一家三代都在这个小区里。或者同姓、同村都在一个小区里。就像过去那种古代宗族制度。国家分房子，优先考虑几代人的房子在一起。）

（插话：我们现在的社区生活都是陌生人太多，隔一个门都相互不认识，在关键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相互照应。我爱人老是说：“在农村多好，我要上班的话，可以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就行了。你现在的邻居根本都不认识，你托付给谁啊？”）

第三，关于经济增长模式，我的最后一点思考是，恐怕需要从儒家的角度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目的何在？我认为，基于儒家义理，我们应当超越物质维度思考经济问题，应该发展有助于人的成长的产业，应该把人的成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不是把物质消费作为中心。现在各方面都在讲，经济增长应该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我们要问的是，消费什么？是仅仅消费物，满足身体的欲望；还是转到文化消费、人文的消费？也即，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成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选择问题。从现有讨论可见，现在基本上是转向物质的消费，这样的消费，无法无助于解决雾霾。比如，人人都开大排量汽车，雾霾必然越来越严重。以物的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如《乐记》所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经济增长的目的应当转向人的成长，文化消费。比如，是不是可以大力发展游学产业，而不是简单的旅游产业？我们应当走向一个学习型社会，而不是消费型社会。不是不要物，而是让物服务于人的成长。这样也会节制人们对物的无穷欲望。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那就是，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礼乐产业。中国人把物的消费纳入纳入人文之中，由此很自然就会形成礼乐产业。这样的产业形态，就使得人对于物的消费处在有节制的状态。我一直相信，礼乐产业在今天大有商机，比如，每个小区是不是都可以兴建一座书院？同姓之人可不可以兴建家庙？社区、企业是不是可以兴建社学？所有这些建设本身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它带来的是不是纯粹满族人的物质欲望的产业，相反能给人的成长、给人与人之间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创造条件。

反思主流经济学

前一阵在读唐君毅先生，他在《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中提出，应该发展“人文经济社会”。什么是人文经济社会呢？他说：“是消费目的，确定为人之文化道德生活之发展，人格之得成就，以表现吾人对他人之最深之敬爱。”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由唐先生的人文经济社会，我联想到周易《贲卦·彖辞》所讲：“文明以止，人文也。”儒家并不主张断欲，禁欲，而主张对欲望予以恰当节制，也就是“止”。人文能够让人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又能以文节制之，让其处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道的状态。我想，今日中国，也许应该朝向人文经济社会发展。那么，怎么建设人文经济社会？

《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基本上只讲了中间那两项，“利用”、“厚生”，我们最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将其投入机器，生产出能够满足我们欲望的各种东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欲望得到较大满足。我们普遍忽略了前面的“正德”和后面的“惟和”。我理解在这八个字、四个词中，中间的“利用”和“厚生”是手段，最后的“惟和”指出了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也就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做到这一点？怎么能够让“利用”“厚生”达到“和”的效果？必须“正德”，不仅仅是统治者要正德，所有人都要正德。

我们要实现经常增长有助于人的成长和人际之和的目的，要建成人文经济社会，就必须重建经济学。刚才韩星兄讲到陈焕章的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其学中绝。隔了一百多年以后，现在又有学者重新接续这一努力，盛洪出版了一本书，《儒学的经济学解释》，该书不仅仅是儒家的经济学解释，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儒家体系，或者说是儒家的经济学体系。当然，儒家目前只是刚起步。

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

现在我们需要全面反思这些年来主导中国社会的西方经济学。很多人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是一套普遍的知识体系，我以为，这未免过于天真。这套经济学生成于西方文明背景中，必然受制于其文明。举个例子，在西方社，神人两分，自然、人文两分，主体、客体两分等等，必然导致经济学就把人自然化，人被化约为个体的、理性的经济人，其行动的唯一动机是物质欲望之最大满足，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小人喻于利”，经济学所预设的理性经济人就是“小人喻于利”。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这样的人是物化的，他是人，但他完全按照物的逻辑在运作。因此我们看到，在经济学中，人其实是不存在的。经济学把人分解成了投资者、劳动力、消费者等等，物的某种功能的载体。

这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深厚传统。我们读《理想国》时很惊讶地发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城邦中，每个人其实不是完整的人，他们是作为某种技艺的承载者而存在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其同胞对某类物的需求。这样的逻辑很自然延续到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按照这一逻辑建立。所以，人在经济学里就成为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物的逻辑完全支配了人的世界，很自然就会导致其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欲望为目的。

我们今天恐怕需要反思这样的经济学，物化的经济学。应该回到儒家对于人的理解重建经济学。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成长，成为真正的人。人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卷入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活动，唯一的目的也是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应当发展人的成长的经济学，或者有助于人的成长的经济学，也可称之为人文经济学。

今天面对沉重的雾霾，恐怕需要我们做全面、深入的反思，对过去一百年来所接受并习以为常的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反思。比如说，对富强这样的观念进行反思。也需要对我们所接受并已习惯了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反思，比如现有主流经济学体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于过去一百多年来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体制做全面反思。反思的立足点是儒家。也只有从儒家，才有可能展开真严肃的反思，否则只能在其固有逻辑中打转。

最后归结到我最近常谈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正处在范式转换中，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次剧烈的、深刻的、广泛的变化，因而，思想学术范式、价值观念体系，也必定大变。此刻，儒家有机会，或者可以说，儒家有其天命。那么，儒家能不能给现在已陷入彷徨中的世界指出正道？我想，这是关乎儒家生死的大问题，如果这次儒家不能抓住机会，那就没有然后了。从雾霾开始反思，切入根本，重建体系，正是今日儒家之天命。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