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局限性——《中华历史精神》之八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廿一日乙巳

           耶稣2017年1月18日

（一）人性的局限

儒家没有局限，但历史有局限，人类有局限，儒者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儒家政治也有局限，虽然文明度高，但并非完美无缺。别说元明清等偏统，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等中华正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

人类恶习深重。一个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于学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学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证儒家群体都是君子；一个政权要抵达王道境界同样不容易，儒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儒化的政权都能王道平平并持之以恒。

历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无道，腐败严重，有两大原因：一是越来越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二是家天下君主制，两大原因密切相关。

民本位、民重君轻、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等王道政治原则，在君主时代未能完全落实，更别说天下为公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轻、道制于势、政统高于道统等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时代产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长。其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君主个人道德修养，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后果不堪设想。唐朝是中华正统，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但整体上政治品质仍很有限，早期宫廷内斗血腥，中晚期内乱内战不断…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阉祸”，即宦官干政或专权导致各种恶果。黄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阉祸尤为严重：“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乱臣贼子，不外乎四种人：一是邪人，即发明和信奉邪说的人，如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权相如韩侂胄；四就是太监，如唐朝杀过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告老时向徒子徒孙传授固宠弄权经验：“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我曾经总结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别重大。为了纠正或救治君王的错误，为了坚持正义维护公道，救民救国，无数儒者付出了各种巨大代价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则和国民利益不易得到强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以民为本很容易变成“以家为本”和“以君为本”。如明朝就是流于君本，清朝则滑向“族本”--满族主义。本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却演变成了“君为主，天下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权力交接问题，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儒家王朝对这个问题也都很棘手，这方面常常难免血腥暴力和阴谋，为之君臣反目、兄弟为敌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范，然夏朝开国之君启，对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罚”。启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对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坏的解弊药，一可局部实现天下为公，二可对领导和官员群体形成有效制约，无论他们如何昏暴，危害有限也。

夏有桀商有纣，西周有厉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则容易异化，民意合法性很难保障，昏君暴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对于这个政治难题，唯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现代西方“定期公选”的民主制，能够切实解决之。

家天下与民本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张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终以“天下为公”为理想追求，但也承认家天下的历史合法性，拥护君主制，并非以之为理想，而是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需循序渐进，君主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人从幼稚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可用圣贤高标来引导之，不可用理想人格来苛求之，历史也一样，可分为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在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进程的某些阶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属于次优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怀抱大同理想，现实追求则是小康。

“以人成长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的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形，还会大拐弯。东海早有文章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来越弱黑暗越来越深，但从更高广的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终究是要上升的。

关于政治文明会不断发生历史性倒退的观点，并非东海发明。法国路易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进步，政治领域却例外。（大意）不同在于，东海认为政治不是永远倒退，而是拐了大弯，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政治同样是趋向文明的。拐的弯大，届时进步的速度力度也会特别大。

由于人类恶习深重，历史在即使进入升平世，仍有反复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据乱世。但是，良知终究是人类本性，其正面作用终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终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挠地升向太平世。尧舜时代的大同，属于原始模式，未来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终极模式。

人类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恶占上风为据乱世，善占上风为升平世，善占绝对上风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恶之间的拉锯战极为长久。但从整体和全局而言，人类文明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说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一阐提断绝善根必下地狱，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华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证明儒家的优秀。但反儒派多昧于历史，把几千年中华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虽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响，对中华历史评价偏低，对历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

有人问：“儒家为何两千年间无法拯救中华，只是倒掉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再倒掉，为啥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文明相对性，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与黑暗的拉锯战是持久的。这种相对性，根源于历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要求古人超越历史局限开出和实践民主，是不现实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

新华网说“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云，这是对历史和儒家的双重无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从尧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实行的都是礼制。古代礼制当然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绝非人治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局限性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还会发生倒退现象。儒家怀抱理想的远大，同时又尊重现实的严峻，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权问题上有时候对民意的尊重顺从，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二）中西可合璧

在制度上，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的优点。民主的制度品质不仅高于纳粹和马列的党主制，也高于古代君主制。

康晓光先生曾说：“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中国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能够复兴，中国将走向仁政。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太危言耸听了。对民众进行道德启蒙、文化教化，对“全盘西化”论进行思想纠偏，都是儒家的责任。但无论西化派如何，儒家不可能与之“殊死决战”。政治道路选择，儒家会尊重民意。

儒家与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兼容，原因有三。一是哲学相通：仁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有高低之别，无本质之反；二是政治相通：儒家民本，自由主义人本；三是制度相融或相容：现代礼制，以自由主义为政治性辅统，汲取其民主制精华；民主制下，儒家的言论自由也可以得到保证。

儒家最需要争取的是言论权和教育权。如果儒家尽到了文化责任，全体民众依然要选择西化派的主张，那就只能付诸天命，怪不得西化派。归根结底，政治制度的决定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整体性民意），易言之，民众拥有终极决定权。民意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西方民主制和儒家君主制，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都不值得过分抬举。君主制固然痼疾多多，民主制同样弊端重重。儒家“不完全认同”西式民主，认为儒宪高于自由宪，中国的民主应该接受仁本主义道统的指导，但同时又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是不够好，不太好，不是恶。因此，儒家绝不至于以自由主义及其“西化派”为敌，发展到“殊死决战”的地步。

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传承问题。其制度品质不仅远胜于一党独大的党主制，也胜于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制，与尧舜禅让制精神遥契相通。若能以仁本主义指导其建设，进一步优化其品质，完全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成为新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制中有不少好东西值得借鉴。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官财公开制等等。在新礼制中，新领导人产生，先由文化政治群体共同荐举，次由老领导人考察同意，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一环就是付诸全民公决。（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兼论中华宪政》）

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宪政，儒家不可能反对但能够超越。德治超越法治，礼制超越民主制，中华宪政超越自由宪政。在新王道框架中，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平等和差等各适其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民权和“君权”（领导权）各有范畴，民主和“君主”各有其宜，都会得到合适尊重和妥善安排。

有人问：“如果民众选择了恶制怎么办，儒家岂能听之任之？”答：如果全体民众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并且真正拥有自由选择权，是不可能选择恶制的。如果全民依然弃良选恶，那只能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等待国民觉醒，为民争取重新选择的权力。

如果儒家拥有言论权教育权，可以自由地发言弘道和建校办学，依然不能导良民众，让民意作出正确选择，让政治和社会儒家化，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历史的局限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是社会共业、人类共业的局限。共业由个人业力的综合形成。业力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共业决定着共同的命运。

在某些问题上，民众的选择或取向即使错误，也应尊重其选择，而不能强加于民。如汤武革命，有天道民意的双重保障，顺天应人，缺一不可。应人即顺应民心民意。不能应人，就是逆天。

关于民意，儒家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我曾提出儒家的三权分立论：治权在君，教权在儒，主权在民。

人民、君主（政府）、圣贤各有代表性，都是天意在人间有三代表。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即受命于天；治权在君，权为民所用，即替天行道；教权在儒，圣知性知天，可替天传道。就主权而言，民意代表天意，不可剥夺；就治权而言，君意代表天意，不可违逆；就道德而言，圣意代表天意，不可轻侮。

换言之，主权问题，天下之民说了算，故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治权范畴，受命之君（政府）说了算，故强调敬天保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道德领域，中道之圣说了算，君主及民众都要接受圣人圣经的教导。

三权分立，由三代表分掌。西方民主制，民权过重，民意容易膨胀，政治和文化常被民意干扰；古代君主制，君权过重，民意易受压制，民权和教权易受君权侵犯。两种政治各有优势，又都不够合理。现代礼制应该兼取两制之精华而去其不足。主权政权教权相辅相成，又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民、君、儒三方各有各的权，各有各的尊严。君要尊民，获得民的授权；民要尊君，接受君的领导，君民都要尊重圣贤的教导，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民权独大就是民粹主义，君权独大就是极权主义。唯以儒立国，不仅可以杜绝极权和民粹，还可以超越民主，实现王道。

《表记》强调：“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不渎于民，即尊重人民，以直道接民；不亵于上，即尊重君上，以正道事上。君民互重，上下互敬，一切都好办，社会想不和谐都不容易。君主制容易上渎于民，民主制容易下亵于上，各有不足和弊端。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唯有儒家政治做得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主政治差不多。至于马家政治，教之以邪，齐之以权，民有恶心。注：格心，归正向上之心；遁心，逃避苟免之心。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缁衣）禹帝登基三年，百姓的仁德就有所成就。并非百姓个个都是仁人，而是因为禹帝好仁，百姓受其感化。上有道统，帝有大德，民德想不好都不可能。

论主权，民与君是主客关系，民为主君为客，民贵君轻；论治权，君与民是主从关系，君为主民为从，君尊民卑；论教权，圣与人是师生关系，圣人为万世师表，道统代表，君民共尊。这里的教指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即文教、德教。道统高于政统，天爵高于人爵，故教权高于政权君权。

只有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才能彻底摆脱历史局限性，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

（三）跳出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指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现象。家天下君主制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无奈。西方古代也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横向比较，古代儒家王朝的文明程度和时间长度整体上超越西方多多。

黄炎培当年在延安问毛氏，中共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氏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其实，民主也只能局部、初步跳出，唯通过现代王道礼制，实现太平大同理想，才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不错，可以治国家致升平，然不足以为万世开太平也。民主制度颇合天下为公之意，然虽能与能，不易选贤，作为指导思想的自由主义，文化品位和道德资源皆逊于仁本主义，仍非政治大道。

说“西式民主制优于家天下君主制”，是就制度层面而言。文化和制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儒文化可以开出公天下禅让制、家天下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儒家宪政。自由主义开出的现代民主，作为制度虽优于古代家天下君主制，终非王道德治，远逊于儒宪，其文化背景更远逊于儒家。

历史周期律并非黄炎培的创见。中国自古就有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在《滕文公下》中依据道统观念梳理了历史发展线索。当有圣人出现之时，圣人之道昌盛，天下大治；当“暴君代作”之时，圣人之道衰微，天下大乱。天下一治一乱，处于循环之中。在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的历史观影响深远，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邵雍的“元会运世”思想都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朱熹也说:“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祸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盖一治必有一乱,一乱必有一治。”(《朱子语类》)朱熹所表述的历史循环论与孟子一脉相承，但视界改为广阔。

朱熹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易既有小循环。又有大循环。天地人物从有到无，再复归于有，为一周期。朱熹把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成两半，“有五六万年好，有五六万年不好，如昼夜相似”，“半明半晦”。但在五六万年光明的治世中，又有治一乱一治若干周期，在五六万年黑暗的乱世中，也有乱一治一乱若干个周期。这就把整个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多周期、多层次、大循环套小循环、大治乱周期套小治乱周期的庞大结构。

我们这里只讲小历史周期。如果开出万世太平，就可以说跳出历史周期律了。

公羊学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时代就是太平世，天下太平，也就是天下归仁，全球各国同归于仁本主义道统之下，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一统全球”，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就摆脱历史局限性，真正跳出周期律。

注意，大同是天下同文，人类同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可不是全球共产，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本质区别。连最高理想都围绕着物产转，暴露了马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低俗。生产力再怎么发展，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满足这些低级物奴与时俱进的物欲，不可能避免它们各尽所能地损人利己。关于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的本质性区别，我有《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一文详细论述之。

结语

本书主题是，阐述历史规律，解答历史疑难，开阔历史视眼，强化历史意识，建立历史担当。

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仅王朝兴替而已，借历史为参照系，还可以明思想之正邪，知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兴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发挥历史的作用，就必须发掘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习近平曾经指出政治家必具两个特质：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历史担当这个概念与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相通。有历史担当，必有相当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必然重视自己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在历史殿堂上的地位。习强调的两个政治家特质，也是大文化人必须具备的。

要有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就要具备相当的经学史学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种种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对种种历史问题洞若观火，从而以历史为镜，以镜鉴现实，引导未来。谨以此与有志之士共勉。2016-6-25余东海初稿于南宁

附：自题《中华历史精神》

中华魂何在，在经亦在史。 

经史相辉耀，溯古风云起。 

豪杰气概高，圣贤精神美。 

贯彻五千年，铸就文明史。 

乱抹不能黑，乱捣不能毁。 

此中有真相，此中有真理。 

禅让何须疑，尚书自尧始。 

三代各辉煌，郁郁数周礼。 

汉唐亦王道，大宋最可喜。 

崖山忍一跌，明清跌不止。 

继之以五四，颠倒圣与匪； 

继之以毛氏，把人变成鬼。 

五千年股市，这回真到底。 

反弹不封顶，抄底待志士。

善恶拉锯战，上升螺旋式。 

只要儒家在，自有善动力。 

纵被邪路迷，终将上正轨。 

纵然有大弯，终向大同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