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出版暨简介、目录及序言

书名：《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读本

作者：时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8

【内容简介】

家训，是古人对子孙家人的一种告诫、约束形式。训，即原则，规矩。家训，即告诫家人在日常生活之接人待物中，应当用心体味遵守的基本原则。历代“家训”都往往以简明扼要又朗朗上口的方式，讲明劝善戒恶的处世之道。《朱子家训》历代相传为南宋朱子所作。全文仅三百余字，却堪称字字珠玉。《朱子家礼》则是朱子参考古代礼制的规定，结合南宋时代的生活实际，所确定下来并予以推广的一套日常礼仪规范，后世因而称其为“朱子家礼”。而《朱子家训》则堪称是对《朱子家礼》之原则与精神的高度凝练，二者在后世的使用范围极广，影响亦极为深远，由南宋经过元明清与中华民国时期，至今在汉文化地区的各地风俗习惯里面，都还能辨识出《朱子家礼》所产生之影响的种种痕迹。该“读本”是面向大众，将《朱子家训》与《朱子家礼》做一种简明解释和通俗翻译的尝试，希望借此能对传统文化之复兴，及华夏礼仪之重建略尽绵薄。

【作者简介】

时亮，字仰之，安阳人。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讲法律史学类本科与研究生课程。有独著《民本自由说》，论文《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现代转化论纲》等。尝有联自勉曰：“读经典法圣贤行行止止；说大话做小事老老实实”。

【目录】

序言：复家族·兴家礼·促善治

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 

家礼序

卷一通礼

一、祠堂 

二、深衣制度（略） 

三、司马氏居家杂仪

卷二冠礼

一、冠 

二、笄

卷三婚礼

一、议昏 

二、纳采 

三、纳币 

四、亲迎 

五、妇见舅姑 

六、庙见 

七、婿见妇之父母

卷四丧礼（略）

卷五祭礼

一、四时祭 

二、初祖 

三、先祖 

四、祢 

五、忌日 

六、墓祭

附录：朱伯庐治家格言

《<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序

——复家族·兴家礼·促善治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劲的文化复兴，而对关涉“齐家”之传统智慧的积极吸纳，乃是这场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十分看重家族治理，借以施行礼义教化。位居“五经”之首的《尚书》，在开篇记载尧帝的德行功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帝尧曰放勋，………

克明峻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帝尧认识并发扬崇高的天德，从而使自己的九族亲人都亲善和睦。在九族亲善和睦以后，他继续认识和发扬崇高的天德，在部落联盟中任用恰当的人选作为首领与长官，使各个部落都得到了良好治理。在部落联盟得到良好治理以后，他又继续认识和发扬崇高的天德，使天下万国万邦都做到了协调和睦。即，在尧帝治理天下，达到普遍善治的过程中，他对家族的有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尚书》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后来在更加具有普及意义的《四书》的第一篇《大学》里面，由曾子做了如下更为普遍性的提炼：“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只有认识了光明伟大的天德，才能够做到意念诚实；只有意念诚实，才能做到心思端正；只有心思端正，才能做到行事合宜；只有行事合宜，才能让家族上下有序；只有各个家族上下有序，才能让国家治理良好；只有各国治理良好，才能够天下治平。在这个从个人到天下的理论合理化过程里面，家族依然居于枢纽位置。

另一方面，从尧舜时代就奠定基础的华夏礼仪，经过千余年的传承损益，在西周初年，以“周公制礼”为标志，完成了一次新的伟大综合，也使华夏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孔子对此的评价是“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即是说，周在吸收夏商两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华夏文明的最高峰。而此时通行在华夏大地上的各种礼仪，有一个非正式的总名，即是“周礼”。后来，这些礼仪中的一些部分，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学者们记载成书并流传下来，最初所形成的就是《礼》这部经典。后世也把它叫做《仪礼》，以区别于成书较晚的另外两部经典古书：主要记载周代政治制度的《周礼》，与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学生们讲论礼仪之原则与道理的《礼记》。在传统时代，这三部经书被合称为“三礼”，而在《仪礼》和《礼记》所记载的内容里面，有很多都是行之于“家”[1]的各类仪节。

《尚书》、《大学》、《仪礼》和《礼记》等古代典籍所记载和教导的这些信息，在后来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被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不断地研读、讲论、并付诸实践。与之相随，“齐家”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头一等的大事。事实上，正是家族，在传统中国文化里面，成为了沟通个人和各种类型的公共领域的第一个实践场域。通过家族生活，并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家族治理，使得传统文化中的人，尤其是士人，首先得以走出个体人（individual）的一己之私，而参与到具有公共意义的族群事务之中；其次则锻炼了人们，尤其是士人，遇人治事的经验与技艺，并以此经验与技艺为基础，借着“家－国－天下”的文化意象，不断向着更为广阔的治理空间延伸。从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循吏开始，史书上对此类人物与事迹的记载，就蔚为可观；而宋代儒家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尤其卓越和突出，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宋代在我国历史与文化上的地位非常特殊。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也正在逐步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一般性看法：积贫一说，已不足为训，因为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和可靠数据表明宋代不贫；至于积弱一说，主要由于宋初立国，鉴于唐末之乱，定崇文抑武之国策，广行文教而不崇尚兵事，故而从外事上看，宋代确实有某种“弱”的表现。然而这样一个夹身于辽金西夏蒙古等虎狼之国中的“弱”的宋代，居然能够前后延绵三百二十年，而且不止绵延，还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科技、航海等多方面罕有的辉煌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内政治理，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故而，从内事一面来看，宋代却堪称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盛世王朝，而支撑起这个盛世王朝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宋代儒家士人通过“齐家”的努力，经由家族治理的合理化，而有意实现的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化。

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分层比较严格，具有某种形式的贵族社会的特征。经过唐末五代的纷争与残杀，从汉末开始的门阀世家与巨姓大族几乎泯没殆尽，于是从宋代开始，传统中国社会快速地进入了一个平民化时代。与此相呼应的另一个文化史与治理史现象，就是从宋代初年开始，平民家族在各地大量形成。从宋初到宋末，在各地所出现的义庄、乡约、社仓等组织，以及家训、规范、家仪、家范、家礼等具有规范意义的家族文献，虽然彼此的侧重点与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不同，但大抵都属于同一类型：读传统经典文献出身的儒家士人们，在因血缘而形成的自然家族上面，通过以“齐家”为核心与基础的文化性制度设计，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这就是司马温公（即司马光）在北宋撰写《家仪》，以及朱子在南宋撰写《家礼》的基本历史背景。当司马温公的《家仪》、朱子的《家礼》等出现以后，很快就借着因为科举、学校及书院等而形成的教育与学术网络，迅速地传播开来，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相比于宋代其他家礼类型的文献，朱子的《家礼》较为晚出，因而可以借鉴前人成果，以做到更为完善；而朱子本人，在学问上又是旷代宗师，故而其《家礼》确实做到了可足师法；最后，朱子七十余年的一生，居官治事的时间甚短，而开办书院、四处讲学及勤于著述的时间则甚长，于是《家礼》借着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与学术网络，在当时及后世所发挥的影响都极其之大。至明清两代，朝廷除官刻《家礼》外，甚至还以《家礼》为范本，制定颁布通行天下的基本礼数，其影响更是日见其深。直到今天，各地乡间在进行婚丧嫁娶等事务时所遵循的传统礼俗里面，都还可以发现《朱子家礼》或深或浅的痕迹。由于历时久，影响大，使得《朱子家礼》传刻多，版本也相对复杂，甚至连该书的《真伪》都一度引起过很大的争议[2]。

“读本”以《朱子家礼》为主体，共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是简明扼要字字珠玑的《朱子家训》。据传，《家训》为朱子晚年所作，也是朱子一生治学治家遇人处世之思想与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可以看作是《家礼》的总纲，故而把它放在前面，以方便读者尽快把握《家礼》的原则与精神。第三部分是明代学者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因其主题与《朱子家训》相近，并且极为通俗易懂，又经常被人与《朱子家训》相混淆，故而以附录形式放在书尾，供读者比较阅读。中间的第二部分，则是作为“读本”主体的《朱子家礼》，共分五卷：第一卷为“通礼”，顾名思义即是通于古今，行于天下的基本礼仪。“通礼”首先是“祠堂”，这是朱子首创并予以特别强调的，其着眼点主要是注重“慎终追远”对于齐家与治国，即善好生活（秩序）的根本意义。其次是“深衣制度”，因其过于艰深，且已难以再行于今日，故“读本”从略。最后是“司马氏居家杂仪”，即朱子从司马光相关著作里择要选录的一些内容。第二卷是“冠礼”，分别以“冠”和“笄”记载了男子成年为其举行冠礼，与女子成年为其举行笄礼时，所当遵行的各种仪节。接着“冠礼”之后的第三卷是“昏礼”（“昏”即是“婚”），细致记载了缔结新的婚姻关系过程中，从“议婚”到“庙见”及俗称“回门”的各个环节所当遵行的仪节。第四卷为“丧礼”，所处理的事务即所谓“慎终”，其中所记之内容极为繁复，而且已经绝难适用于当今城市化的生活，故“读本”亦从略处理[3]。第五卷为“祭礼”，所处理的事务即所谓“追远”，所记内容根据不同的祭祀时节、不同的祭祀对象以及不同的祭祀场合，对所应当遵循的各种仪节，做了甚为详细的安排。五卷内容，根据古礼，因时损益，主次分明，细致周详，通过对仪节合理有序的安排，朱子把《大学》中“诚正修齐”的崇高理念，一步步落实在了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之中；至于其间所贯穿的基本精神，则是《论语》所讲的“孝悌”二字[4]。

“孝悌”为传统中国文化之始端，“仁义”为传统中国文化之精髓，“家”则是“孝悌”与“仁义”的第一个实践场域。从血亲互爱相濡以沫的“家”开始，经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实践路径，“孝悌”与“仁义”的惠及范围得以层层拓展，并最终指向那至大无外的“天下”。即，传统中国文化所理解的善好生活，以“家”为其中轴。传统中国文化所实践的良好秩序，以“齐家”为关键。目前，生育制度在大陆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复归常态，故而，在可以想见的那个不会太远的未来，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家族，将会在各处普遍地重新出现。这注定了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现象。

但是，因血缘而生成的自然家族，其自然而然地（即本能地）遵循的行为原则是“亲亲而爱私”[5]，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就长成为有丰富文化承载，并指向更大范围之优良秩序的活性组织单元。虽然自然之血亲家族固有的价值（亲亲）会随之而来，但自然之血亲家族内在固有的麻烦问题，也必然接踵而至。因此，乃需要那些被更高文化信息所浸润，并期待着实现普遍善治的担纲者们，通过持续不断地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逐步克服因“亲亲爱私”而带来的“务险”与“力征”，从而将自然生成的血缘性家族，提升为文化养成的社会性家族，并由此出发，建设更大范围的优良秩序。宋代士人通过“齐家”的努力，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堪称是前无古人，不但功在当时，为宋代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层秩序基础，而且开启来者，泽被后世千余年，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于乡间海外。

如今，中国文化又一次迎来了其迈向复兴的时代机缘[6]。毫无疑问，以人类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普遍苦难为背景，这场文化复兴所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加地艰巨而且复杂。于是，这场复兴的参与者，也必须把思想与行动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中西文明三千多年丰富积累的深厚土壤之中，尽其所能地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营养元素，才能比较可靠地理解、应对和解决所面对的复杂问题。而其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与应对即将再次到来的自然血亲之家族？由乎此，传统文化中关于“齐家”的那些智慧，尤显其弥足珍贵。

故而，复家族，是为必然；兴家礼，是为必需；促善治，是为所盼：以获得良好治理的家族为基础，通过与其他社会单元的协调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良性自组织化，由此奠定未来之华夏善治的社会基础。百年痛史，斯为正道；来日方长，路在“齐家”。而赵法生老师及其同仁，多年来一直坚持行走在山东的乡间街上，竭力为基层乡村秩序的合理重建，注入来自传统文化的宝贵讯息，已然是时代之先行了。

特别感谢赵老师盛情相邀，使愚者如我得以忝列编写丛书的群贤之间，并在写作的过程中读思新知增益不能。由衷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翟江虹社长和编辑汤慧芸女士，在拙稿的编辑校对与文献核正过程中，两位女士都付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辛劳。感谢吾妻兆芝女士，如果没有她再三再四的鼓励，我几乎无法完成这部书稿，——更何况，她还要照顾两岁多的犬子时来，而腹中又怀着一个让她寝食难安的老二呢。至于我自己，因学力不逮，加体悟尚浅，写作中时感捉襟见肘的困顿。虽已尽力，错谬难免，责任当然是我的。惟学海无涯，愿读者谅之，亦愿贤达教我。

时亮

识于琴岛崂山

公元2016年7日25日

注释：

[1]“家”的含义，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理解唐宋以下的“家礼”则没有什么妨碍，故而本书对此暂且搁置讨论。

[2]关于《朱子家礼》的版本流传及辨伪等问题，请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七册所收《家礼》的“校点说明”。“读本”所用《家礼》的底本，为网友根据四库版《家礼》整理的电子版，因其错讹较多，故在写作中参照《朱子全书（修订本）》所整理的这个版本做了校正。另外，译注者对两者中皆有的明显不当的句读，也做了一些调整。

[3]读《家礼》此卷文字，笔者早些年在乡村生活的许多经历，尤其是多次参加族中长辈之丧葬事宜的经历，不禁浮现眼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一般。然而，本卷所记的各种仪节，虽与我当年所见与所行者多有印证，然而却已经绝难适用于当今的城市化生活，故而予以割舍。而且，即使在笔者之乡村故土，这些仪节近年来也随着乡村的急剧衰败而衰败了，甚至随着祖辈们的去世而遭受了极速的遗忘。想来不免伤悲。

[4]《论语》在开头部分即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商君书》最早对这种自然血亲之家族存在的危险做了观察和描述：“……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乱。……民务胜而力征。”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所遵循的原则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且只顾自家的私利。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对别人予以不同对待；只顾及自己家的私利，就会带来危险。人口多了，而大家都只亲爱自己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就会乱。

[6]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汉代儒家尤其是宋代儒家所做的，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通过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处理新的时代问题，而努力实现他们视其为“传统文化”的复活和新生。读北宋诸儒（如欧阳修等）的文集，最能清楚看见这种问题意识。而我们当下的这场文化复兴，也必须是吸纳西学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复活新生，决不可以假传统文化之名来拒绝吸纳西学的优良元素。后者所上演的只能是固步自封的复古闹剧，也注定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