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跪孔事件

——1962年孔子讨论会被诬“大黑会”

作者：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世纪》2007年3期    

1962年本文作者在孔庙留影

1962年11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被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诬蔑为“牛鬼蛇神发了狂的大黑会”。本来是一次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学术会议，却在会上被当时极左人物打了两棍子，扼杀了学术争鸣。至今已过了四十多年，有些事实应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1962年11月6－12日在山东济南市召开了“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吕振羽、冯友兰、周予同、于省吾、赵纪彬、杨荣国、吴泽、蔡尚思、束世澂、唐兰、刘节、金景芳、高亨、高赞非等人相继发言。发言及论文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如在孔子代表什么阶级的问题上，杨荣国、蔡尚思说代表奴隶主阶级，束世澂、王先进等认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金兆梓主张孔子代表平民，王仲荦则认为孔子是“改革派”。

那时我才27岁，是曲阜师院历史系的青年讲师。因为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很熟，省里把我借调到会上，安排到秘书组工作。当时我作为一个年青人，不但向大会提出《孔子与乐》的论文，我的另一篇论文《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斗争》一文也纳入计划，可见不是什么尊孔会，是一个学术讨论会。

学术会上打棍子

开会的当天晚上，从北京来了关锋、林聿时。关锋原来是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现在从中央来，自诩为中央领导。山东省的领导因为和他很熟，对他接待的规格不特别高，看来他有点不满。其实这事不大，他主要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以极左的姿态对大会打棍子。当天晚上，他找到当年在山东惠民师范一起工作、一贯极左的曲阜师院李××、赵××，他们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从里面寻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动观点”、“黑话”。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的两个发言。

两个人发言时间虽然不长，观点却很明确。他们的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意思是说许多专家都不该把孔子思想说作永恒的、超阶级的，不该进行现代化解释，那些试图“古为今用”，把孔子思想作现代解释的，都是“含沙射影”、“右派言论”、“借古人之口攻击社会主义”等等。两根棍子一打，全场强烈震动。我坐在一旁看见有的学者吓得面如土色，有的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一笑置之，有的为这种批判忿忿不平。但会上谁也没有再发言反驳的机会，大量学者在后悔不该来参加此会的情绪下悻悻然离去。

当时遭到批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山大学刘节教授论“仁”的文章和《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他们批判刘节教授，说他借口孔子的“仁”反对社会主义，说共产党光讲阶级斗争，不讲仁。他提倡“仁”就是想复辟，巧妙地利用历史来进行反党活动。一顶顶的大帽子扣到老教授头上，其实都是借题发挥，无道理地对老学者无情打击。

《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是家在上海，当时在西北大学工作的中年教师祝瑞开写的。他在诠释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后，对孔子及后代儒家的这种精神进行赞扬，自然也联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这种精神。具体地说到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这篇文章从立意到联系现实都很好，但当时为要批判孔子，便被极左派认为是“大毒草”。于是自此开始，对作者不停地批判了十几年，直到他被调到上海以后还被划入另册。

身居天津的老学者杨柳桥先生，没接到请柬，但对孔子十分尊敬，也素有研究。他给大会写了封信，表达自己的祝贺之情。这就是日后姚文元等人所说的:天津有个老右派，人不能到会，却写信吹捧孔子，参加了这次“反党大合唱”。在他给我的信件中，对“文革”中对他的批判多次表示不满和无奈。

 所谓“集体跪孔”与“强令摘帽”

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到这次会议后，一批学者到曲阜对孔子“顶礼膜拜”，于是又有人演绎出丑化学者的两则故事。他们说此次会后会上，大会组织一批人到曲阜去专程朝拜孔子。这些人在孔子墓前集体下跪，三叩首。还有一位女学者，说“孔子看不起妇女，我不跪他！”又说在这次拜孔活动中，有个右派分子公开向党喊出“给我摘帽子”……其实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谣传。我是与会代表，又是被山东省历史学会历史研究所聘去在会务组工作的工作人员。会议结束后，一部分代表要到曲阜参观。遂派我陪同他们参观、考察。

记得我们一行十几人，在参观孔庙、孔府时，我负责讲解，大家交谈的都是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很正常。著名经学家周予同先生，肌肤白皙，一头白发，胖胖的身体，开朗的性格，说起话来很诙谐，记得他走到孔子墓前时，说:“幸亏有这个机会，我能到曲阜来。幸亏有孔夫子，才有这个机会。今天我来曲阜，真得谢谢他啊！”就这么一句开玩笑的话，引来了“周予同带头下跪，向孔子墓磕头”的谣传。

为此，1966年10月，红卫兵到上海把周老揪到曲阜，押到曲阜师院北操场，在谭厚兰主持的“十万人讨孔大会”上和被打烂的孔子头像一起批斗。斗完押到公安局，红卫兵给他两个地瓜面窝窝头、一杯水，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里。屋里既没有床铺，又没有桌凳，光光的水泥地上散乱地丢着一些传单、大字报。那时已到10月底，天已渐冷，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但没办法，年近七十岁的老专家只好在水泥地上，铺盖几张传单上过了一夜。自那时起，周老得了风湿性的病，卧床不起，直到逝世。

与周予同先生一起揪到曲阜来批斗的，还有复旦大学哲学系严北溟教授。严教授是中国无神论研究会会长、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1962年会上，他写了一篇《孔子“仁”的辐射线》的文章，但因有别的任务，并没有参加会。1966年在曲阜批斗孔子时，关锋却叫上海的红卫兵也把他揪到曲阜，大家都很奇怪。知道底细的人说当年关锋发表了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严北溟指出他文章的错误，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响当当的左派关锋在“老子”上憋了气，到“孔子”上撒气，居然下令把严北溟抓来。

当时严北溟先生虽然比周予同先生小九岁，但也是近花甲的老人。批斗、弯腰、低头、挨打、睡水泥地，也落了一身病。1981年1月曲阜师院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孔子讨论会时，他冲破阻力到会，作了长篇、激动的发言，并写了“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客”的诗文，表示自己决不屈服于极左派淫威的决心。直到严老去世前，我到复旦大学第四宿舍寓所看望他时，他提起当年曲阜挨批斗的事，心中仍愤懑与不平呢。

至于“摘帽子”，更是别有用心的谣言。广东中山大学七十多岁的刘节先生，人虽瘦小，却精神矍铄，他很少到北方来，在由济南到曲阜的火车上，不停地打开窗口欣赏北方风光。他平时常戴一顶软质瓜皮小帽，此次，特地买了一顶大草帽，戴在小帽外面。火车开到泰安站，我告诉大家“右面是泰山”。好多人都隔着车窗向外看。坐在靠窗座位的刘节教授也在看。车开动了，不慎草帽被风吹去，他便大声呼叫“我的帽子！我的帽子！”……这样丢草帽的一件小事，被别有用心的人编成“右派分子强令党给摘帽子”。

研究“仁”惹的祸

当时的曲阜师范学院院长高赞非，年青时曾是山东郯城有名的“才子”，抗战开始就跟随八路军做抗日救亡工作。日寇打到郯城，他父母双双自杀殉国。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高赞非成为山东省民主党派的代表，后来入了党，解放后当了济南市教育局长。开会前，他写的孔子的“仁”和“礼”两篇文章很有见地，先在《大众日报》，后在《文史哲》上发表。

尤其《孔子的思想核心——仁》一文，把孔子的“仁”分作三个层次。为了行“仁”，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即君子可“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大会发言后，很受专家学者的重视。谁料想为此他却惹了祸。会议结束后，高院长说省领导找他谈话，叫我去帮他记录。我们都没想到那次谈话是对他严厉地批评，说他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不该混进那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中瞎起哄，说他研究孔子的“仁”，同样是含沙射影，客观上配合敌人向党进攻的作用等等。高和我都感到十分惊讶。但见那位领导把话说得那么肯定，他也不能反驳，只好依照省领导的要求老老实实回去写检查。高赞非同志检查了几年，一直没过关。“文革”一开始，就以“反党老手”的罪名被揪了出来，直至“文革”结束前含冤而死。在造反派把高赞非当孔老二的“孝子”批斗时，我这个“贤孙”也没能幸免，当了四年反革命。

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曲阜师院就成立了孔子研究室，1984年改为孔子研究所，1994年改为孔子文化学院，2006年被国家批准为第一个儒学博士点。当1980年我们在曲阜再次开孔子讨论会时，当年参加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后均遭批判的几位学者——吉林大学的金景芳教授、东北师大的徐喜辰教授、上海大学的祝瑞开及我校的郭克煜老师等人，悲喜交集地在孔庙大成殿前合影留念，大家无不感慨万分。

18年后，“孔子讨论会”的部分与会者相聚于孔庙大成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