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越来越信奉“巫术”？——王林现象剖析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四年岁次癸巳八月初五日戊寅

           耶稣2013年9月9日

江西萍乡人王林，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江湖方士，自称“气功大师”——据说的确曾被当地有关部门授予过“大师”称号，其宅居名曰“王府”，其财产首冠郡县，其技其术幼稚可笑，其言其行飞扬跋扈，因涉嫌非法行医、重婚、诈骗、赌博、偷税、行贿、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一跃成为吾国近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争议不断的新闻人物。

本文无意探讨王林是否真的会气功，以及是否真的犯有开列的上述罪行，而是旨在通过回顾方士这一行当的历史及其与国运的复杂关系，来分析王林这位炙手可热以至于只有权贵和富豪才有资格进入其“王府”并对之顶礼膜拜的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信仰危机和国运乱象——据悉，一本标明由香港海洋国际出版社公开出版、长达367页的题为《中国人》的写真集，收入的几乎全是王林与一些政府官员、商界名流、文娱明星的合影。

方士，即“有方之士”，亦称术士，其由来也久矣。盖吾国先民由蒙昧进入文明之初，“民神糅杂”、“家为巫史”，每个人都可通过特定的仪式与自己所信奉的“天地鬼神”直接交流与感通，从而出现“诸神之争”和“亵渎神灵”的现象。约在4000多年前，尧帝推行“绝地天通”之策，禁止普通人与“天地鬼神”直接交流与感通，同时指定专门神职人员负责祭祀“天地鬼神”等事务，由此开始出现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并为此后吾国文化、社会、政治迈向统一奠定了基础。然而，民间的巫师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相反仍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延续下来，并获得“方士”的称谓，其知名者甚至写入《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后汉书·方术列传》等历代史书，成为千百年来吾国民间风俗、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

方士之术，巫术也，如卜筮、算命、相面、望气、扶乩、祭祀、祈禳、通灵、风水、堪舆、遁甲、炼丹、气功，等等不一而足。直到今天，吾国各地民间仍有不少方士，其活动散见于百姓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领域。比如，仅台湾一地，方士就有乩童、尫姨、司公、符法师、驱邪师、扶鸾师等十数种之多。凡是存在的，即使不是合理的，也是有其因由的。各种方术尽管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迷信成分，但却是民众在主流信仰之外，调适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补充，且因其偶与天文、医术、强身术等重叠，特别是炼丹术又发展成今之化学学科，故向来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此即孔子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也”。

不过，孔子紧接着又补充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所谓“君子不为”，是指社会精英或有德之人不从事、不参与方士的“小道”之术，所以孔子又说：“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因为，儒家向来强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要求士君子“不语怪力乱神”，尤其是要遵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脉相传的道统，推行王道、实行仁政，以礼乐善美风俗、风化天下，对于任何危害主流信仰（绝大程度上是儒家信仰）和政治秩序的乖戾之术，都予以严肃的批判，即“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虽然如此，在吾国历史上，方士方术还是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政事，从而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Big Tradition），即精英文化或主流信仰，发生了复杂而又紧张的联系，并因此而影响了国运。

方士流行并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当属秦朝。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然严刑酷法、暴虐天下，又“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未能建立深得人心的政治秩序和主流信仰，加之始皇既冀望国祚“传之无穷”，又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为皇帝，故广为征辟天下术士，炼丹药，求神仙，致身边仅“侯星气者至三百人”。然《史记》称“（方士）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汉书》载“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同时，方士亦因寻仙药不得而渐恐，故讥讽始皇，遂致有“坑儒”（实际上是将方士与儒生一起坑杀）之事，始皇也因此多了一重恶名。由此可见，方士泛滥既虚耗国库，又引发民怨，更徒增纷争，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王朝初期一方面通过“休养生息”、“开疆拓土”积累了强大的国力，一方面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了颇得人心的政治秩序和主流信仰。不过，西汉王朝也并非完全崇孔尊儒，而是“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同时历代皇帝钟情长生、崇奉方士。如汉文帝召贾谊，不谈社稷国家大事，却问鬼神方术之由，故李商隐在《贾生》一诗中感叹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史记·武帝本纪》则有近半篇幅讲述汉武帝如何宠信方士，如何劳师动众寻找仙药，甚至将其女儿嫁给方士栾大，又封其多重官职，使栾大贵震天下，致“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同时，汉武帝还放任方士介入宫廷朝政纷争，甚至出现诬陷太子至死并牵连十数万人的“巫蛊案”，导致后任皇储选用不当，成为强大的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武帝本人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以上只是举了秦、汉两朝方士方术的例子。事实上，在吾国历朝历代，方士对国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故钱穆先生的高足杨启樵先生在《明清皇室与方术》一书中说：“帝王冀望祛病永寿，其影响第止于一身，顾其实流弊不胜言，如方士辈往往因受宠信而干涉政治，扰乱国事。”同时，方士不只影响中央政治，更对地方文化、社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如《风俗通义》在描述东汉末期会稽风俗时说：“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另据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仅今河南清丰一代，就有八名缙绅因信方士之言，服用丹药中毒身亡。更有甚者，方士一旦做大，往往会聚集门徒，形成类似宗教性质的组织，并在国家危难之际揭竿而起，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军起义之类是也。

历览前史还会发现，作为“小传统”的方士方术，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但只要其不干预作为“大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主流信仰，不对政治和国运造成负面影响，一般都在社会各界容忍之内。而且，方士横行、方术泛滥，常发生在社会出现腐烂、政治出现紊乱，特别是主流信仰出现混乱的环境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往往会很茫然甚至饥不择食地寻找另外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来调适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之中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而方士方术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容易在众多精神依托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同时，作为“小道”、“异端”甚至是“旁门左道”的方士方术一旦成为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的选项，又会大大加速国运的衰微，使整个国家呈现末世之兆或崩溃之势。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王林事件。前面已提到，只有权贵和富豪，如包括去年一审被判处死缓的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在内的政府官员，包括马云在内的商界名流，包括赵薇在内的文娱明星等，才有资格出入“王府”、膜拜王林。很清楚的是，这三类人至少在身份上恰恰代表了吾国社会精英中最为重要的三个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文化精英，从而表明了精英群体的方术嗜好和集体堕落，有力地敲响了吾国信仰危急和国运衰微的警钟。

民众特别是社会精英为何会出入“王府”、膜拜王林？大背景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寻求“国家富强”以及通过粗放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维持政治合法性的强大压力下，吾国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进程等在内的现代社会转型，呈现出明显的挤压特征，即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历程，压缩在短短的近几十年之内来完成。这也意味着吾国需要将西方国家几百年内所遇到或不曾遇到的各类社会矛盾，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市场的残酷竞争、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因强制计划生育、城镇强拆民居、乡村强征土地、二甲苯化工（PX）项目强行上马等而引发的恶性群体事件，用短短的几十年内来消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结果却每每不如人意，导致整个社会因戾气充斥而急遽且恶性膨胀为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包括各类社会精英在内的民众，其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与日俱增，为祈福消灾、掐指算命的方士方术，提供了潜滋暗长的土壤。

其二，随着社会的急遽转型和现代性的深入展开，个性的自觉和张扬如同江河决提不可阻遏，社会阶层和精神需求同步出现多样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和主义，以及包括方术在内的各种民间“小传统”，纷纷粉墨登场且都找到了自己数量可观的拥泵，主流信仰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甚至几乎成为官方的“独角戏”。就方术而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气功为代表的民间方术就曾盛行一时；九十年代，在方士的蛊惑下甚至出现了类宗教组织；新世纪以来，夹杂着方术的西洋宗教更是大规模泛滥，特别是留守乡村的妇女、儿童、老人——俗称“三八六一六零部队”，几乎是整乡成村地匍匐在洋教的脚下。坦率地说，时至今日，吾国只有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全社会并没有共同的或主流的精神信仰，故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迷失信仰的状态。

马云就自己为何去拜访王林的解释，为吾国信仰的迷失状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常有朋友指责我去探视‘非科学’的东西。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好奇是我的爱好，即便是魔幻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穷。好奇心让人受益。人类很容易以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自以为是的判断世界。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用来证明真理的。过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们是后者。永保好奇！”这段话中，绝大部分都是借用科学之名进行的狡辩，但“过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们是后者”一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马云点出了吾国信仰迷失和迷茫的状态，但他借用科学之名进行的狡辩，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精英嗜好方术的真实动因。事实上，官员通常被认为是最言行不一的人，正如其“白天搞反腐，晚上搞贪腐”一样，其白天信誓旦旦地讲信仰，晚上却拜见方士，其目的就在于占卜自己的官运。商人通常被认为是最贪婪和狡诈的人，其拜访方士的目的则在于占卜自己的“财运”。至于文娱明星——貌似文化精英，实则最没有文化和信仰，也最淫靡和腐烂的群体，若其不到处拜神求仙倒是怪事了。事实上，戏子和优伶成为备受吹捧的大明星，本身就是信仰迷失的有力例证。更主要的是，大量报道表明，王林曾成为当地官员和商人多宗幕后交易的中介人，这说明当官员和商人同到一处拜神求仙，方士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和金钱的掮客，从而大大固化了“官借财升、财借官长”的官商勾结模式。

总之，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江湖术士王林，其人其事经媒体深入发掘和报道后，以一种既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凸显了吾国社会信仰的巨大荒芜和深刻危机，表明包括精英在内的国人以及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正无可奈何地处于一个极其荒诞的时代。同时，这种精神层面的深刻危机与当下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互相诱发，彼此助长，使吾国国运在貌似繁荣昌盛的背后，呈现出着衰微与末世的征兆。对于关心国家命运且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解构》一书所揭示的吾国“历史周期性”并不陌生：“每个大一统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爆发动乱、崩溃，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然后是旧王朝覆灭，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周期性的瓦解和重建。”当下，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幸福安康当然是每个人或所有人的共同期盼，但是，吾国能否避免步汉唐王朝再度陷入极盛而突衰，甚至是步秦、隋王朝极强而突亡的后尘，从而打破这个无解的“历史周期性”，不仅需要治国者绝大的政治智慧，也需要每个人或所有人都进行共同的思考和努力。

无论如何，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个人的命运，如向方士方术等民间“小传统”寻找安身立命，仍是无碍大局、无需反对的事情。不过，林则徐曾就方术等问题所作的警示，或许对那些热衷于方术的个人有些不同的启迪和借鉴：“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无论如何，若是中国国运关乎术士，甚至是决于术士，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莫大悲哀。笔者的建议是，要以大捭大阖的决心和勇气，以改革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回应当下中国民间重建儒教的主张，同时扶植释道两家本土宗教，回归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家园，同时通过推行宪政、整治吏治、维护民权、保障民生来破解政治和社会难题，此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果如此，则中国庶几能避免方士方术之害，且保国运长久而不衰！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