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小镇的社区治理实验

作者：三川

来源：界面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十六日庚午

           耶稣201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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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很容易会发现，中国的各个大型社区，除了各自宣传自己的特点和优点之外，单从社区内部关系而言，无论住进哪个社区，都可能会同样令你失望。

这些失望往往来自于社区环境的名不副实以及社区关系的紧张状态，比如糟糕的公共卫生、冷漠的邻里关系或物业与业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等等。

类似这种糟糕的居住经验发生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以至于中国社区治理的路径常常寄希望于成立业主委员会，并试图以某种二元对立的方式解决越来越激化的社区矛盾，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矛盾堆积越来越多，冲突日益激化。

而有一个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的居民相处得如同家人，居民在这里的幸福感发自肺腑；居民与社区管理者之间气氛和睦，鲜见传统社区中的二元对立和矛盾冲突。

这里是位于福建省惠安县西部聚龙山麓的聚龙小镇，这个在青山绿水间的大型社区面积约有20000亩。最近几年来，这个小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不少学者和专家。

著名文化学者余世存评价说，聚龙小镇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样本，其中承载了创建者、参与者和无数在其中安居乐业者的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镇是对“小国寡民”和“大时代”、“大国小民”等生存方式的超越。当代人遭遇的危机和新生可能在其中都有线索。

去年年底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文化中国的生活实践”的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许章润说，小镇的生活场景，让我们回归到了一个生活的基本出发点，那就是我们作为一群人生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的本来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

许章润回忆说，他从小生活在安徽一个小镇上，并未享受过什么小镇的风光、人民纯朴。他所感受到的，时常是邻里间为鸡毛蒜皮打得一塌糊涂，人人自我为战，家家为战。

“所以我对我老家有一种莫名的乡愁，但是真正没有多少好感，就那么回事儿。贫困的中国哪里会有伦理和温情。”许章润说。

许章润称，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它的出发点还是伦理社会，所以他认为，聚龙小镇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从邻里相亲，从这种原本是陌生人，然后变成了鸡犬相闻的相思、相守，共存共融的社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车凤多年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家园建设等课题研究，聚龙小镇是其曾深入研究过的课题之一。她认为，聚龙小镇有很多不可复制的特色，小镇呈现社区和乡村二元结构，它有乡绅自治的意味，更有社区内部的文化治理和人情功效。

这个位于惠安市黄塘镇的小镇历史只有10年，目前有6000多户居民。这些居民来自8个国家、34个省级行政区，他们中有教师、作家、艺术家、居士、环保人士和成功的商人，还有退休养老者、来自北方的雾霾“难民”。

走进小镇，眼前这一切几乎代表了我们对“乌托邦”的几乎全部理解：每个居民都面带微笑，向你点头问好，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具备一种态度，很难说清楚这种态度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在这里居住久了，会明白这种态度的基础是人与人关系的放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在这里，保守的社区关系得到最大限度的激活，大家被鼓励与邻居分享食物、汽车、信任、思想和关爱。他们有自己的菜园，在重大节日里，会有盛大的邻里宴会，所有人都被要求，见面要微笑问好。

尤其是，居民与小镇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处于少见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经常令初到者认为不真实，并持怀疑态度。2016年年底，泉州当地的40位作家到小镇采风，座谈时，小镇居民们对于物业管理公司的赞赏让很多作家认为是在演戏，因为这似乎不合常理，也与他们日常所见完全不同。

小镇的商业街上没有所谓的名品店，也没有所谓的连锁超市，一家信用良品店出售的都是小镇有机农场种植的绿色有机产品。令人惊讶之处在于，这家店无人值守，顾客自选称重，自我付账找零，而且已经成功运营了一年多时间了。

最初的创意受到很多质疑，当地政府的主要官员甚至也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是小镇开发者为了卖房而搞的噱头，于是派人前来调查，调查结果令人信服。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小镇阴雨，信用良品店里顾客了了，收钱箱敞开在店里，有零钱，也有百元大钞，一位60多岁的女业主选了两颗萝卜、一把蔬菜，拿到电子秤上称量好，随后从钱包里掏出钱，放进收钱箱，并从钱箱中拿出零钱，把菜收好，平静的走出店门去。

这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平常但却令人惊讶，在当下社会大环境下，如此的信任和慎独经常颠覆我们内心世界对商品交易过程的看法以及购物消费的惯常心态。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王树兴曾到小镇的信用良品店购物时就有过微妙的心理体验。他在店里买了很多大瓶的蜂蜜，当时店里没有人，他就心里发慌，有点不那么自信，“就怕被别人误会”。

小镇居民很多最初进入信用良品店购物时也会有类似的心理，但现在，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信任与被信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最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背后，是一个人性与道德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区自我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种整合和自治最初的源头来自于小镇的开发者们。

历史上，黄塘镇是惠安最贫穷的地方，开发之初，小镇所在的地方更是一片穷山恶水之地。小镇的开发者，也是主要投资人郭无争就是黄塘人。早年，石匠出身的郭无争（惠安是石雕之乡）通过承包工程在西藏完成了财富积累，10年前回到家乡，希望改变这里的面貌。

于是就有了这个小镇。建设之初，开发者们就没有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项目去运作，他们并不准备通过这个项目赚钱，找到好邻居是初创者的初衷。

之所以这么做，郭无争的内心原点是“找回儿时的乡愁”。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乡愁是鸡犬相闻、邻里相望，是人与人之间心无芥蒂。

所以，在一些深入的观察者看来，聚龙小镇本质上并非一个传统的商业开发项目，而是一个“家园”项目，开发者们要为入住的居民建设一个邻里相望的家园，邻里可以入家人，同时，社区治理最终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来实现。

在《聚龙小镇业主文明公约》中，社区和居民们的约定条款更直观的让观察者明白上述意味理念着什么：

（1）我们见面主动微笑问好。

（2）我们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尊老爱幼。

（3）我们积极参加小镇活动，热心公益，分享快乐。

（4）我们尊重他人劳动，步行中不吸烟，不吃零食，不乱吐痰，不乱丢垃圾，人过地净，自觉环保。

……

今天看来，对于商业投资者来说，当初的这些设想仍绕显得不切实际和有违商业常道。因为这些约定的实现，不但取决于社区全体居民的遵守、自律，也取决于社区服务成本支付的可持续性。

关于前者，通过公约约定，以及不断的示范效应，自律与文明已经成为居民们的共识和习惯。用小镇总经理郭振辉的话说就是“小镇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

关于社区服务的成本支付可持续性的疑问，源于物业收费的低廉（每平米1.5元至2.5元）以及日常维护小镇环境以及社区管理等成本的高昂。上万亩的森林公园、100万平方米的天然水系、湖上的廊桥、十大主题公园、健身中心、书院、美术馆、音乐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等等这一切，都耗资不菲，且需要持续的维护。

王树兴曾问过郭无争，物业管理这一块是不是倒贴钱在做？

郭无争承认确实如此，他称，物业是做服务的，最初就不想赚钱，所以也未从外部聘请物业管理公司。

对此，居民一直不担心未来物业费会大幅度提高，因为他们清楚，小镇初建时，几个合伙人有过一纸约定：项目整体收益的70%要作为公益基金回馈小镇和家乡。

很多外部观察者和参观者却有疑问，未来随着物价等成本的提高，小镇的服务以及治理费用是不是必须通过提高物业费来实现。

对此，小镇的管理者们多次回应说，公司在补贴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资金是有渠道和来源的。公司董事会提出，不分配商业配套房收益，物管成本加大只会持续用商业配套房补贴和消化。

这无疑是违反商业规则的，也是难以被复制的。

这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郭无争的“家园”情怀。郭无争等小镇的打造者都居住在小镇，严格来说，他们是小镇第一批业主。

曾深入关注聚龙小镇社区文化和治理的北京师范大学车凤博士还发现，物业公司的很多员工本身也是聚龙小镇的业主。“这种双重身份，就使得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会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业主着想，因为业主的需求也是他们自身的需求，这样一来，就没有了那种深层的本质矛盾。”

开发商、物业管理方以及业主之间的角色一体化，是小镇最终成为一个和谐家园的关键原因。这也决定了，这个社区的治理不用通过传统意义上的业主委员会来实现。

车凤认为，一般情况下，业主委员会是代表业主，与物业管理部门二元对立的一个组织，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物业企业签订服务合同，监督和协助物业履行合同，对物业服务情况进行考核评定。

但在中国，业主委员会模式并未解决业主与物业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另外，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也非易事，成立的过程艰难而漫长。

而聚龙小镇为中国社区治理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的尝试，这种尝试的基础是社区各利益相关方的融合和社区管理的自治、自律以及共建。

车凤认为，小镇的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社区管理有一定的可比性，美国社区为居民的参与提供了各种渠道，另外，美国社区协会即“业主协会”由开发商发起组织，是一种民间自治机构，由本社区业主投票产生。

王树兴也注意到，小镇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发展非常好，但是小镇却没有居委会，也没有业主委员会。

王树兴曾问过很多小镇居民，为何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回答称，他们没有过这种想法，因为在小镇，没有任何事情是个人解决不了而非要靠业主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去解决的。

这并不意味着社区治理没有制度设计，只是一些制度设计是小镇居民自发形成的。在小镇，每天早晨的早读课越来越受到追捧，依托早读课，中国传统文化会潜移默化影响人心；在这里，自发成立的文明督导团随时会纠正居民的不文明行为。

在这里，自发的社团组织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鼓励，这非常有利于实现社区治理的自治、自管和自律，并在社区范围内构建良好的、多元的公共生活平台。

在小镇，已经有2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包括文化娱乐社团、登山协会、义工组织、爱心组织等。

车凤等深入的研究者认为，这些社区自发组织除了为居民们提供多元社交平台，更关键的，使得社区治理的大部分公共事务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展开，比如沟通和加强邻里关系，反映居民诉求，化解社区矛盾。

在城镇化发展的今天，聚龙小镇无疑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和社区治理的样本，它提供了更丰富的参考和借鉴，也为那些心存小镇生活梦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理想栖居之所。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