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飞扬的诗词 文化的乡愁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7-02-17 16: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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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的诗词 文化的乡愁

作者:刘汉俊(中共中央宣传部)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廿一日乙亥

           耶稣2017年2月17日


 

 

 

宋·马和之《唐风图》(局部)

 

 

 

 

 

 

 

毛泽东诗词书法《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吸引了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回望乡愁的目光。此前的汉字大会、成语大会、楹联大赛、灯谜大赛,一次次地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汉字之趣、中华文化之美。弘扬中华文化,离不开中华诗词,它是中华文化的本根;审视中华文化,同样离不开中华诗词,它是中国文化的标本、中华文明的活化石。

 

汉字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创造。三千多年来浩若烟海的歌谣诗词经史曲赋铭文典籍,保有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涵养了中华文化不尽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国的语言文字在抑扬顿挫平仄韵律之中,在点横撇捺篆隶楷行之间,构建了中华民族绚丽的文化图谱。

 

中华诗词是文化百花园中最为葳蕤芬芳的一枝,是精神源流中最富思想力量的一脉。史志、经书、宝笈、医典、铭文、石刻、楹联、题额、戏文、歌赋、唱词、散曲、小令、灯谜、书画、碑帖等文字典籍,哪一个都离不开诗词之美。没有诗意词韵的文字是苍白无力的,失落了诗情画意的民族是没有创意和想象力的。诗之志、歌之言、声之咏、音之律,是中华诗词的四大要素。中华诗词有高傲的颜值和尊贵的禀赋,却以平近的方式潜流在我们的血脉,滋养了中华民族高贵而纯洁的心灵。一种文化形态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能绵延多久、流传多广,大凡断文识字的中国人,都能吟诵几句诗词作为自己人生的高点和文化的标高。中华诗词因此而成为人文精神的“基因图”、思想道德的“定盘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中华诗词承载了丰富的思想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智慧的深泉、文化的航标、思想的峰峦。“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简洁、明快、生动、形象,富于动感韵律的《弹歌》,是上古歌谣,是最早的二言诗,反映了远古时期洪荒年代的先民“断竹以制弹弓,用石块击获兽肉”的渔猎生活场景,记录了历史,讴歌了创造,赞美了劳动,表达了先民最早的价值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首唐尧时期的歌谣《击壤歌》,反映的是劳作的场景,表达的是积极健康的人生观。《诗经·蒹葭》里“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却“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表达的既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是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先秦古歌《五子歌》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对历代治国理政者的警言。汉乐府《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艳歌行》等记录了对普通人命运的嗟叹;魏晋南北朝诗词里的《薤露行》《短歌行》《蒿里行》《饮马长城窟行》《咏荆轲》等显示了对命运的抗争。

 

文心即良心,诗心乃人心。远古、先秦及秦汉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华先民对大自然的叩问,对天人关系的探问,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拷问。这些思考有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提炼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共同价值观,中华诗词也因此获得了思想的力量。

 

国家观是价值观的最高境界,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从春秋楚国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仰天长叹,到战国时期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再到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振臂长抒;从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耿耿忠心,到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昭昭义胆,再到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浩胸怀,爱国、为国、利国、报国是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思想高地。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从小随父抗清,其父阵亡后,16岁的他以一首“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胡笳千古恨,一片月临城”,表达抗争到死的决心。被俘后他宁死不屈,立而不跪,谈笑自若,英气慑人,连刽子手都战战兢兢、不敢正视,临刑时他留下“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字字忠烈,句句英武;与夏完淳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矢志抗清复明,屡遭败而志不移,他自比精卫填海以明心志:“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与顾炎武一样境遇、一样豪情的黄宗羲,明亡后隐居著述,拒绝为满清做官,他在《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里自述道:“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对故国前朝的忠诚跃然笔下;一代名将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他以“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表达了驱逐外寇的英勇气概。历览前贤先烈,他们在诗词中凝聚了最浓烈、最真挚、最深沉、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在凝成民族性格、传承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心理方面,中华诗词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中华诗词富含了美好的情愫

 

文心可雕龙,化意能绣虎。仰望中华文化的诗山词海,既有浩荡长波一泻千里的壮美,又有画龙点睛金雕玉砌的精美。《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楚辞》里的“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辞美意美情更美。美是中华诗词的内在情愫和先天本性,勤劳的美、执着的美,悲愤的美、痛苦的美,亲爱的美、抗争的美,培育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审美情趣。

 

没有唐诗就不是唐朝。盛唐之美,不仅仅在倾国倾城之妩媚肥美,寺庵庙殿之庄严华美,更在诗行词句之瑰丽唯美。唐代卢照邻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杜审言的“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王勃的“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孟浩然的“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等等,他们对自心的观照,油然而生的顾影自怜与高洁孤秀,谁人能比?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与粗犷,谁不震撼?“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的隐逸与超然,谁不羡慕?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豪迈,谁敢争锋?李白对“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怡情悦性,对当朝现世“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的忧虑惆怅,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豪放气象,可谓风情万种。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忧世嫉俗情怀,令人肃然起敬。高适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岑参的“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韦应物的“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等戍边报国情怀,赤胆忠心日月可鉴。白居易对“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忡忡忧心,杜牧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愕愕讥讽,李商隐对“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的弱弱幽怨,表达了诗人对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的愤懑和对艰难民生的同情。五代十国时期,欧阳炯“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的失落感,南唐中主李璟“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的亡国恨,南唐后主李煜“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故国情,留下嗟伤满耳酸楚满心。

 

这些锦绣文章字斟句酌用心良苦,或气壮山河、吞纳云雾,字如日月声若雷霆;或声声哀婉、句句凄厉。最悲的往事,最惨的现实,凝成最美的文字、最美的意境。中华诗词的清美、凄美、哀美、壮美,美得让你心碎,让你泪眼痴痴,一步三回头。

 

中华诗词展示了多彩的文化

 

诗词滋养文化,文化成就诗词,中华文化的密码隐藏在诗词里。

 

没有宋词就不是宋朝。北宋九皇、南宋九帝,虽然饱受内乱与围剿,却享国320年,成就了中国古代一次文化的复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岳飞、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辛弃疾、陈亮、叶绍翁、文天祥等文学名家如烟花绽放在宋朝的夜空。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读得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直教人跃马挥戈征战死;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悲愤与忧伤,字字血、声声泪;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气势千钧,豪情万丈;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忧心系南宋,正气满乾坤,英雄豪气直上九霄,殉国之心耿耿昭然。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些情感鲜明的宋代诗词大多来自中原、出自汉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锋、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奇葩。抗辽、抗金、抗元战争几乎贯穿了大宋王朝一半的生命时长,而宋的三个对手辽、金、元对中华诗词也有自己的贡献。如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的《海上诗》、辽圣宗耶律隆绪“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的告诫,辽道宗耶律弘基不用契丹文而是写汉诗,他的皇后萧观音因擅长写诗还被称为“女中才子”,他们的诗词在中华文苑中留下艳丽的一簇;金主完颜亮“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虎虎雄心令南宋朝廷心悸,金代诗人元好问的“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表达了金代逝去的无奈;元代开国名相耶律楚材的“阴山千里横东西,秋声浩浩鸣秋溪。猿猱鸿鹄不能过,天兵百万驰霜蹄”,显示了蒙古铁骑的雷霆气势,而忽必烈的左丞相伯颜的“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喷发着势欲灭宋的豪气。如此猎猎有声的诗戈词戟,怎不令残宋弱帝们胆战心惊!多民族诗词的同坛斗妍,催生了多样多元多彩的中华诗词,建构了共生共荣共享的中国文化。

 

诗风词韵各烂漫,你方唱罢我登台。海涵百川的风格流派成就了中华诗词的洋洋大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要谋臣刘基以一首“笑扬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隆中诸葛,济弱扶危计甚长”,既嘲笑玄虚寂寞的扬雄、一醉方休的刘伶、狂傲不拘的嵇康、粗犷狂放的贺知章,又赞美了东晋的王导、刘蜀的诸葛亮的“济弱扶危”义举,表达了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与刘基同时同朝的高启,是朱元璋的户部侍郎,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的豪迈雄浑之句,一扫元末以来柔弱之诗风,开启明代文必秦汉、诗必唐宋的复古拟旧先声。200多年后的汤显祖以“春虚寒雨石门泉,远似虹霓近若烟。独洗苍苔注云壑,悬飞白鹤绕青田”,表现了超然脱俗与高雅清丽;以“偶然弹剑一高歌,墙上当趋可奈何”表达愤世嫉俗且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与汤显祖同时代的“公安派”三袁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有“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对国家大事的忧心,有“妾家白蘋洲,随风作乡土”“青天处处横珰虎,鬻女陪男偿税钱”对平民百姓的同情,也有“竹床松涧净无尘,僧老当知寺亦贫”的禅意净界,其独抒性灵、皆出胸臆,为本色独造。而晚明时期钟惺的“落日下山径,草堂人未归。砌虫泣凉露,篱犬吠残晖。霜静月逾皎,烟生墟更微。入秋知几日,邻杵数声稀”,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公安派”俚语俗言的浅率粗鄙,以“幽深孤峭”见长,却又难免落入“竞陵派”的晦涩艰深难懂。在峰回路转与曲径通幽中,中华诗词作了最绚烂的意境展示。

 

继承与创新,分享与共赏,刚健与柔美,雅趣与流俗,各个朝代、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流派都为中华诗词盛宴恭奉出自己的风味,中华文化才如此流光溢彩五光十色。

 

中华诗词揭示了人生的哲理

 

寥寥数个字,绵绵无穷理,诗律词格中隐藏着深奥的哲理玄思。“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中华诗词独有的魅力。

 

唐代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了新陈代谢、新旧转化的客观规律;北宋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因指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深邃如夜空;北宋卢梅坡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告诉你“两点论”“二分法”、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思维方法;南宋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知与行、学与思的哲学关系;南宋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告诉你学思之要、知行之道;明朝于谦的“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咏物言志,清廉高洁,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清朝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告诉你为官做事之道;清朝魏源的“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是励志之言、醒世之声;清朝袁枚的“先生容易醉,偶尔石上眠。谁知一拳石,艳传千百年”,看似白描,却灵性斐然、意趣横生,教你一种人生的活法。

 

在诗词韵律中搭建自己人生的亭台楼阁,构筑自己的世外桃源,畅达时自成风景、各领风骚,赋闲时以逸待劳、守静待动,逆境中韬光养晦、不与乱世争英雄,不失为一种人生韬略,但“扬善挞恶,扶正压邪”更是中华诗词的一种道德担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俯首即是的经典名句,潜移默化地勘正着我们的方向,濡养我们的心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廉耻,忠勇善爱,是中华诗词的细胞分子和基本元素,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教化道德、净化灵魂、陶冶性灵的责任。古人云:“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音乐如此,诗词同理。中华诗词自有人生哲理,读尽青丝方悟道,它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心灵医生。

 

中华诗词寄托了共同的情感

 

字字如心,句句有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中华诗词是最好的情感寄托。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光是一轮明月,就为多少游子做了情感的洗礼!孟浩然的清江月,杜甫的故乡月,王维的松间月,杜牧的沧江月,李贺的燕山月,张继的寒山月,张若虚的春江月,冯延巳的关山月,欧阳修的柳梢月,王安石的栏杆月,关汉卿的梁园月……朗照古今的千秋月,光而不耀,凝结了世代人的情感。李白的床前明月,张九龄的海上明月,王昌龄的秦时明月,刘禹锡的洞庭秋月,李煜的西楼孤月,苏轼的青天明月……每一颗诗心都发出自己的华光;月在月光中走,诗在诗海上行,人在人心里想,每一首诗词都是明月在流金泛银。

 

还有“天涯若比邻”“清明雨”“杏花村”“大江东去”“周郎赤壁”“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千古雨声”“依旧残阳”“东京酒”“洛阳花”“章台柳”,每一个文化符号都是情感的印记,牵扯着上下几千年的顾盼。

 

清代的诗词,亦是语重心长情满满。虽然总的成就稍逊于唐诗宋词,但成就卓然者不寡,这其中既有明朝不降之遗民,也有归清致仕的文臣,但更多的是有清一代成长起来的诗词作家。这三类作者三分情感,都在诗词中倾诉心语、独白心灵。第一类诗词作者中,如前面所述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作品爱国之情慷慨悲壮凄凉,诗情词意等艺术水准达到新的标高;第二类诗词作者中,以钱谦益、吴伟业等为代表,他们在清代特殊的民族命运、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多有对故国前朝的怀念和对自己境遇的追悔尴尬,他们以诗词为媒,抒发着难以言说的情感。譬如明朝旧臣钱谦益,降清不久即告病还乡,诗作中多有追悔之意,写了不少怀念明朝的诗文,成为明末清初诗坛的一代宗主,他的“寂寞枯枰响泬寥,秦淮秋老咽寒潮。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倾诉了明亡局残人凄苦、思君追悔心痛彻的情感;明末诗人李渔的“四方丰歉觇三楚,两载饥寒遍九州。民命久悬仓廪绝,问天何事苦为仇”,表现了对清初民众疾苦的忧虑;陈维崧的“征发櫂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垒垒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刻画了清朝顺治年间,清廷为围剿南方汉族农民起义而征兵十万,给江南农民造成的苦难和悲惨,表达了关切与悲戚。第三类诗词作者中,以陈维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他们有自己的独特关注和自己的独特风格。

 

没有纳兰性德,就没有清词。他是词中之词、词中之诗、词中之仙,留下的300多首词篇篇经典、行行唯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意境萧杀凄婉,只教人肝肠寸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用词简朴晓白,但乡愁浓炽得无以复加;“今古山河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叹兴衰存亡没有定数,感家国情怀愁肠百转。纳兰性德词心高洁纯净,词风清丽婉约,意感哀婉艳冶,格调高远韵长,多一字意繁,少一字境失,成为清代词家的精美之作、巅峰之作。

 

晚清龚自珍的“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表达了他面对内忧外患心急如焚,希望能用自己的文武之才为国出力。晚清黄遵宪多次出使英、美、日等国考察,被称为“真正是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他的诗作多以反帝卫国、变法图强为主题,甲午战争后他写下《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诗作以示抗争,写了《感怀》《杂感》等诗词热情讴歌变法维新,希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面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日本,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喊出了多少中华儿女共同的痛感!思乡曲、桑梓情,爱国心、复兴志,中华诗词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情感凝聚力、文化向心力、身份认同感,成为中华儿女天下归心的集结号。

 

我国近代以来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邹容、梁启超、谭嗣同、徐锡麟、陈天华、孙中山、曾国藩、鲁迅、秋瑾、毛泽东、陈毅、叶剑英、柳亚子等,都是以诗词言志的大家,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培育了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民族感情、文化根脉。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作品运气磅礴,立意高远,胸怀宏大,遣词凝练而语意厚重,开创了政治诗词的新气象。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数典不忘祖,树高不忘根,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文可载舟,亦可覆舟,文彰则国兴,国强则文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责任,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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