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我的学术自传

作者：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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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廿六日庚辰

             耶稣2017年2月22日

吴光

一、我怎样踏上了中国哲学研究之路？

我的儒学启蒙是从家庭开始的。我父亲只读过一年半书，但却能够背诵《三字经》，并传给了我，是《三字经》打开了我通往国学的大门。就读初中时，机缘巧合，获赠了本村秀才吴顺理（系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亲炙弟子）传下的二册遗书——王充的《论衡》。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对其中《问孔》《刺孟》《自然》《订鬼》《雷虚》《自纪》诸篇印象尤深，这既增进了我的中国思想史基础知识，也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读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但却被录取到了历史档案系。

修读了古汉语，学的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其中有不少诸子百家范文。我之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最早也是源于对王充的敬重。王充的思想可以说是亦儒、亦道、亦法。他在《问孔篇》中承认孔子是圣贤，但并非生而知之者，也是有缺点的。他对法家韩非有赞同亦有批评。他不做政治或学术权威的附庸，而是用客观的研究目光和独立的思想观点评判政治得失与思潮起伏。他的“实事疾妄”学术精神与科学研究方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激发了我对中国哲学真精神的探求。所以，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以研究王充“实事疾妄”宗旨为起点的（见《王充效验论浅析》，载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3期）。

在文革后的1978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本来我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生的，但我当时在工厂工作，找不到侯老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所以改考母校人大，但人大这年不招中国哲学史研究生，我只好报考人大清史所·历史系。

进校后，我自主选择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方向，指导教师是尚钺、郑昌淦教授。

进校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在攻读研究生时，经导师同意，除了完成本系课程之外，还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人大哲学系听课，主要是听邱汉生先生的宋明理学课与石峻先生的中国佛学课。而历史系本身，则广邀名师来系开设系列讲座，

如请刘起釪先生讲尚书、裘锡圭先生讲文字学、贾敬颜先生讲史料学、马雍先生讲中外交通史，还请了何兹全、王仲荦、赵骊生等名家来开历史专题讲座。

我也趁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广泛研读了《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前四史、《宋史》《明史》《清史稿》《古史辨》《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以及汉魏唐宋明清近代诸儒的代表作。

读研第二年，我选定“道家黄老之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当时郑老师有些疑虑，觉得黄老学资料太少太杂，前人语焉不详。我说：“正因前人语焉不详，我欲语焉详之。”遂将我手抄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给郑老师看，于是得到了导师的全力支持。到1981年9月毕业前夕，我完成了11万字的硕士论文初稿，经导师审改后定题为《论道家黄老之学》提交答辩。历史系根据郑老师建议，为我组建了由北大张岱年、中国社科院邱汉生、李学勤（书面评审），人大哲学系石峻、历史系郑昌淦、曾宪楷六大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第一个答辩。在答辩会上，

张岱年先生的评价是“迄今为止道家黄老学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论文”。

答辩委员会主席石峻先生的书面评语是“较之前人有所突破”。

李学勤先生的书面评语是“独辟蹊径，言之成理”。

邱汉生先生的书面评语是“蓬勃的理论勇气与绵密的考证相结合”、“有乾嘉考据学遗风”。

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撰著出版了近20万字的《黄老之学通论》（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评论》等多家报刊发表了肯定性书评，

国内外道家研究的权威学者如张岱年、邱汉生、张恒寿、陈鼓应、成中英、韦政通、许抗生、陈耀庭、龚鹏程、戴卡琳等都高度赞扬了本书的学术创见。

这可以说是我进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我的儒学研究

虽然我在学术界首先是以道家黄老学研究成名的，但我在道家研究中对于老子、庄子的消极无为主义多有批评，而比较赞赏综合阴阳、儒、墨、名、法、道的黄老道家的积极无为主义，这也为我以后转向儒家与新儒家的研究埋下了伏笔，因为从本心而言，我是赞赏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学说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王充、黄宗羲，深深地被王充的“实事疾妄”与黄宗羲的“民主君客”思想感染。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批孔反儒的时代，人们对儒学的内涵价值并不深知，我对儒学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我对中国儒学史的研究，真正产生质的飞跃是在1988年。当时我应聘成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1988年4月到1990年1月凡21个月，研究课题就是“儒家哲学研究”。

其实对于儒学的传承与价值研究，港台与国外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东亚哲学研究所大量研读了国内外的儒学著作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论著，从中发掘儒学的精髓。于是，我在聘期结束前提交了一份最终研究成果，定名《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首先于1989年10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其后于1990年6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此书在台湾重印多次，其学术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相当程度的认可。但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我这本小书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某些港、台、美国新儒家将儒家伦理与道德不作区分而大谈“儒家伦理”的偏颇而发。在我看来，儒家哲学系统中道德与伦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道德是内在的心理自觉，伦理是外在的人伦秩序。例如“三纲”是伦理，“五常”是道德。我们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儒家哲学片论》出版以后，由于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的推荐，台湾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刘振强董事长亲自约稿，为我出版了一本研究儒家、道家思想的论文集《儒道论述》（1994年台北版），也引起了台湾学者的重视。韦政通先生在《儒道论述·序》中写道：“吴光教授（的著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黄老之学与黄宗羲思想研究。他在这两个领域里，不但从事理论思想的阐述，也重视文献的考证。……我读《儒道论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贯穿各篇无所不在的批判意识。1988年作者应聘到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时研究儒家思想，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不论是对原始儒家、宋明理学，或是当代新儒家，都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由于这种批判意识，使他衷心激赏王充‘实事疾妄’的治学精神。我想也是由于他能将这种治学精神，化为生命中道德与知识的力量，才使他在教条横行，政治主宰学术的环境里仍能在独立思考中对学术作出一定的贡献。”时任南华大学教授陈德和在台湾《中央日报》和《鹅湖月刊》发表了《简评儒道论述》的书评，说“吴光先生以其黄宗羲与黄老学的研究崛起于东亚士林……”云云。可见我的这部论文集是受到学者好评的。

之后30多年，我陆续发表了二百余篇论文，撰编多种论著，其中多数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我对儒学未来的形态保持了独立的思考。以往关于现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大致认定儒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派是港台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方向，另一派是冯友兰提出的“新理学”方向。我认为还有第三个方向，即“新仁学”的方向。我关于儒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是《吴光说儒：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和新近出版的《国学新讲——吴光演讲录集粹》中的“儒学编”。

概括而言。我关于儒学研究的创新观点主要有六：一是将儒学的性质界定为“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学说”；二是将儒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兼容性五大特征；三是总结回顾了2500余年的儒学演变史，提出了“三盛三衰一复兴”的论述，并提出了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四是针对当今时代所急需，提出了重塑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论述；五是提出了“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六是探讨了当代儒学发展新方向，主张建立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并具体论述了我的“民主仁学”新架构。

三、对复兴国学的呼吁奔走

“国学”概念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最高学府。清末以后的“国学”,则指相对于西学的中国之学。故民国时期有国学、国语、国文之称。但自1949年以后，“国学”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批判、遗弃了。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人重提国学，主张恢复国学的学科体系与国学教育。但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有人反对在高校设立“国学”学科，有人依然视“国学”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否定，多数人则以“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代替“国学”概念。

我于1990年代初曾与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教授一起筹划在浙江创办“浙江中华国学研究院”，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政策所限，既不能接受来自台湾的资金支持，也不能争取到大陆官方对“国学”教育的认可。所以计划胎死腹中。于是不得已在浙江社科院名下创建了“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这个所是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发文、任命我担任所长、资金自筹的“民办”社科研究所，但该所在官办体制内搞民办研究所实属不伦，仅仅办了三年（1996-1998）就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命令浙江省社科院党委予以撤销了。留下的唯一成果是由台湾佛光山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龚鹏程任顾问、吴光任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华文化研究集刊》（该刊自1998至2012年共出刊九辑）。

此后，我于2003年积极支持纪宝成校长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并先后应聘担任人大国学院的专家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于2005年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讲国学，于2008年致函温家宝总理建议创办国家级的“中华国学研究院”（后来演变为“中国国学中心”）等等，也算是为推动新世纪的国学复兴出了一份微力。我又于2009年至2013年间应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之聘，主持编校了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文集——《马一浮全集》，于2013年接受浙江大学邀聘，担任了“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先后在浙江大学主办了近二十讲《马一浮国学讲座》，邀请了杜维明、戴琏璋、刘梦溪、陈来、郭齐勇、杨国荣、毛佩琦、舒大刚、董金裕、林安梧、古正美、郑宗义等著名学者来浙大作国学专题讲座。

除了以实际行动参与推动国学复兴之外，我还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国学的论辩性文章，并在人大、北大、北师大、浙大、川大、山大等多所高校和社科院所发表国学演讲，一方面批驳了各种反国学的言论，一方面从正面阐明国学的内涵、基本精神、核心价值、学科体系及其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从而为国学理论建设略尽微力。

我关于“国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有六点：一是从狭义、中义、广义的角度分辨了国学的内涵，二是提出了我的“国学”概念，即“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之学，涵盖经、史、子、小、文、艺六大学科门类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简言之，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导、兼容诸子百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是概括了国学的六大精神，即：“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为民服务精神，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力行精神，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精神。六大精神中，最根本的是道德人文精神。四是探讨了中华国学的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八德核心价值观”论述。五是论述了国学传统中廉政文化传统的理论内涵、历史经验与当代廉政文化的实践方向。六是强烈主张恢复大中小学的国学教育，并论述了以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艺术为基本学科的的学科体系。

四、关于王阳明，黄宗羲与浙学的研究

我对浙学与浙东学派思想特色的研究，始于在人大历史系读研时期（1978-1981）。由于中学起就读了王充的《论衡》，所以研究生时期发表的的第一批学术论文就是探讨王充的哲学思想及其学术特点的。我将王充的哲学思想界定为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和无神论，将其思想的根本特点概括为“实事疾妄”而非通常所谓的“疾虚妄”。研究生毕业到浙江工作以后（1981年底至今），我对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花费了大量精力。

在20世纪的浙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沿袭梁启超关于“浙东史学派”的观点，而很少提及更早出现的“浙学”论述，并且以偏概全，将两浙经史之学统摄到“浙东史学派”中。我在主编《黃宗羲全集》与研究黄宗羲思想过程中，认识到梁启超、何炳松、陈训慈等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述有很大片面性，于是开始系统疏理“浙学”与“浙东学派”的来龙去脉、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我在1986年10月提交“黄宗羲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发表于1987年第2期《孔子研究》的论文《黄宗羲与清代学术》中明确指出：“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以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在1993年10月应邀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讲学时，我作了《论“浙学”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演讲，疏理了“浙学”的源流与内涵。指出“所谓‘浙学’，即发轫于北宋、形成于南宋而兴盛于明清的浙东经史之学”。近30多年来，我对“浙学”的研究不断深化，陆续发表了20多篇关于“浙学”理论与“浙学人物”（如王充、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吕留良、全祖望、章学诚、章太炎等）思想研究的论文，并在省内外做了20多场浙学演讲，还主编了《浙学研究集萃》、《吴越文化世家》、《浙江文化通览》等学术著作。其中重要论文有：《论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再论“浙学”的内涵——兼论当代浙江精神》、《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关于“浙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等。

我对“浙学研究”的贡献：一是牵头从事了2000余万字的文献整理工作，为浙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可信的史料。由我主持的重要古籍整理资料有六种：

1、《黃宗羲全集》12册标点本，550万字（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

2、《王阳明全集》上下册标点本，110万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3、《刘宗周全集》六册，250万字（有台湾版与浙江版二种，前者为戴琏璋、吴光主编本；后者为吴光主编本）；

4、《马一浮全集》十册标点本，350万字，吴光主编；

5、《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4編12册标点本，650万字，吴光主编，祝鸿杰、董平、杨小明等校点，待出版；

二是从理论上论述了“浙学”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内涵，认为“浙东史学派”应正名为“明经通史、经史并重”的“浙东经史学派”，进而提出包含两浙（浙东、浙西）经史之学的“大浙学”概念，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大浙学”的研究。

三是从正面论述了浙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我在论文与演讲中将“浙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认为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而将当代浙江人的创业精神概括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开放创新”的进取精神、“务实守信”的诚信精神。“浙学”基本精神属于哲学精神，当代“浙江精神”则属于政治文明，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四是对王阳明、黄宗羲思想研究独具特色。王阳明、黄宗羲的思想学说具有全国性影响，非浙学所能框限。但它们也都属于“大浙学”的一部分。王阳明出身在浙江余姚、成长在浙江绍兴、悟道在贵州龙场，立教在江西南昌，证道在浙江绍兴，其学派遍布大江南北，其影响及于东亚日本、韩国。他在浙江培养了钱德洪、王畿等一大批弟子后学，号称“浙中王门”。明末大儒刘宗周及其蕺山学派也属于浙中王门的后学，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则在传承阳明良知心学与蕺山慎独心学的基础上发展转型为力行实学，并创立了以“经世应务”为特色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我从上世纪80、90年代主编《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和《刘宗周全集》，到本世纪初主编《马一浮全集》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为学术界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学术史料，对于深入开展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马一浮与浙学、阳明学的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我在王阳明、黄宗羲思想研究方面的独特成就是：第一，在王阳明生平事功研究中总结了王阳明的五大事功：一是平定了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区的土匪作乱，安定了当地民生；二是在经济落后的动乱地区奏请朝廷新设了福建平和、广东和平、江西崇义三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文教的发展；三是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暂时安定了明王朝内部的统治秩序；四是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地区少数民族土司的叛乱，营造了边疆地区的和平局面；五是通过讲学论道，创立了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粤闽、北方、黔中王门八大学派，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阳明心学。第二，在阳明学的系统研究中，突破了以往所谓“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三段论式纯哲学研究模式，而概括为“良知即天理”的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明德亲民”的民本论四大结构。第三，对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有新概括，认为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良知即天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亲亲而仁民”的人文精神、“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多元包容精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力行实践精神。阳明心学对于当代干部“致良知”以“破心中贼”，“知行合一”以反腐倡廉，“明德亲民”以推行民主仁政是具有积极指导意义的。第四，在黄宗羲思想研究方面有新突破。我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性质是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其思想“已经超越孟子以来‘由君王作主’的‘尊君重民’式民本思想旧范式，而转型为‘由民作主’的‘民主君客’式的新民本理论，因而他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极限’，而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开端”。我还具体分析了黄宗羲理论结构的五大模式：

（1）政治模式，包括“封建”论、“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

（2）法制模式，提出了“藏天下于天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

（3）经济模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伦理命题，主张税制和金融改革；

（4）教育模式，主张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

（5）哲学模式，建立了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必以力行为工夫”、“致即是行”的重要哲学命题，从而实现了从阳明心学到“力行”实学的理论转型。这些认识立足于文献研究而提升到思想史逻辑发展的高度，是有个人独特的理论创见的。

五、我的学术事功

从1978年到人大读研究生从而正式走上学术之路以来已近四十年了，我在学术上虽然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绩，但也尽心尽力做了一些事情，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学术遗产。现将我的“学术事功”罗列如下：

（一）学术论著

已发表各类论文300余篇；

已出版学术著作18种，选列12种：

1．《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9年12月版；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1990年6月版）

3．《黄宗羲著作汇考》（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5月版）

4．《儒道论述》（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６月版）

5．《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6．《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7.《吴光说儒：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贵州孔学堂书局2014年7月版）

8.《国学新讲——吴光演讲录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9．《中国廉政史话》（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10.《浙江文化通览》（主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

11.《干部儒学读本》（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12.《王阳明的人生智慧》（合著），方正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二）主持古籍整理10种，2000多万字，选列5种

1．《黄宗羲全集》繁体字校点本，全十二册，550万字；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年版；2005年增订本。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及1997年浙江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壹等奖；

2．《王阳明全集》繁体字校点本，上下二册，110万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获1994年浙江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出繁体标点本修订版，全三册；2012年出简体字校点本修订版，全三册；

3．《刘宗周全集》台版正体字校点本，全五册，240万字，戴琏璋、吴光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7年初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刘宗周全集》繁体字校点本，全六册，250万字，吴光主编；

4.《马一浮全集》繁体字校点本，全六卷十册，350万字，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1月版；

5.《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繁体字校点本，全12册，650万字，吴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待出版；

（三）．主编丛书（4套，686万字）

1．《浙江文化史话丛书》（全7册，吴光主编，80万字）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廉政镜鉴丛书》（全6册；杨晓光主编，吴光策划兼副主编，180万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3．《阳明学研究丛书》（全11册，吴光主编；306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4.《儒学普及小丛书》（全10册，卢文舸主编、吴光、王宇执行主编，120万字），杭州出版社2011年5月版

（四）推动学术发展

我于1981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分到浙江省委党校任教，便矢志推动浙江学术的发展。第一件事是建言时任浙江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沈善洪先生筹建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分会（又称浙江省中哲史研究会）。沈接受了我的建议，于1983年春建立该会，筹备会就在党校会议室开。大家推举沈善洪任会长，我任常务副会长，钱明任秘书长。第二件事是推动黄宗羲研究。当时我们研究会接受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整理校点《黄宗羲全集》的任务。在双方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出版社推荐沈任主编，我任执行主编。由我负责全集的分卷编目、收集佚文佚著、考辨遗著真伪，负责联络工作等事项。最后编定的《黄宗羲全集》是全十二册，550万字，参与点校者有省委党校吴光、李明友，浙江社科院钱明，杭州大学洪波、夏瑰琦、魏得良、平慧善，宁波方祖猷等16人。沈先生是总指导，虽未参与点校、编目与审稿工作，但写了篇长文代序（题名《黄宗羲的思想与学风》），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我为每册编定目录，写了《点校说明》，对所有黄氏遗著撰写了《黄宗羲遗著考》作为附录，并亲自点校了105万字，统稿200余万字，当之无愧属于团队的主力。《黄宗羲全集》的编校、整理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上世纪中哲史学界的一件有影响的事情。诚如学界泰斗张岱年、冯契先生《致王凤贤院长函》所说，黄宗羲、王阳明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伟大的、系统的学术工程，是浙江学者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黄宗羲全集》编校整理完成后，我即带领社科院哲学所的团队钱明、董平等同志开始整理编校《王阳明全集》。我们用的方法同整理《黄宗羲全集》一样笨拙，都是在格子稿纸上一字一句地手抄成稿的。手抄本虽经校对，但仍难免有错。但我们整理古籍的态度是尽心尽力的。出乎意料的是，

《黄宗羲全集》与《王阳明全集》先后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总理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其思想的推崇而成为畅销书。

除了主持整理四部全集之外，我还积极参与了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和学会团体的组织策划工作。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以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与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先后策划了几个国际学术会议：

1、1986年的宁波“纪念黄宗羲逝世290周年暨国际黄宗羲学术研讨会”；

2、1995年在余姚举行的纪念黄宗羲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3、2006年在余姚举行的“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4、2004年在杭州举行的“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几个会议都是以浙江省社科院为主办单位，我是这四个会议的秘书长，会后，由我主编、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黄宗羲论》、《黄梨洲三百年祭》、《从民本到民主》、《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此外，我还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身份协助省文史馆和浙大主办了“纪念马一浮诞辰125周年暨马一浮思想研讨会”（2008年，杭州，上虞）和“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暨马一浮国学研讨会”（2013，浙江大学），并由我主编、出版社出版了题名《马一浮思想新探》和《树我邦国，海纳百川》的会议论文集。

二是积极参与了由日本著名阳明学家冈田武彦先生发起的“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考察团”，这可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两国学者参与的行程最长（二万多里）、时间最长（前后历经12年）、规模最大（共七次组团考察，参与者200多人次）的王阳明遗迹实地考察行动。我作为对方邀请的考察团成员之一，先后参与了其中四次考察行动，历经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广东、江西等6省市30多县）。其间在杭州参观了净慈寺和虎跑泉，到绍兴寻访了王阳明故居和王阳明墓地，到余姚瞻仰了王阳明出生地瑞云楼，到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探寻了王阳明平乱山区，到江西大余县青龙舖河畔祭奠了王阳明，到鄱阳湖古战场凭吊了王阳明勤王平叛的业绩，在九江庐山缅怀了王阳明一生的坎坷道路，至今记忆犹新。犹忆1985年底，我接到了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写给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的一封信，说他将率领日本王阳明遗迹访问团来华访问考察，希望予以协助。我便申报社科院领导批准接待，院办制订了接待计划。并由我回信冈田先生表示欢迎他们来华考察。次年四月，冈田先生率团来访，院里派我和一位日语翻译陪同到杭州、绍兴、余姚考察。当时，根本不知道王阳明墓在何处，后来在一位老农陪同下找到传闻中的墓址——一片荒山老林。冈田先生向我提出：“能否建议中国政府修复王阳明先生墓？如果确定修复，我就在日本发动募捐。”于是，我向当时的绍兴县政府章榴先副县长和文化局李月兔局长提议修复王阳明墓，绍兴县委县政府接受了我的提议，并付诸实施，建立了以我为首席顾问、以章县长为主任的“王阳明墓修建委员会”，并请南京工学院的专家根据《县志》所载资料画出设计图，我又在浙江日报发了一条“绍兴县即将修复王阳明墓”的新闻报道。然后将设计图、新闻报道等资料寄给冈田先生，先生立即在日本福冈县市登报募捐，最后募得了从老市长到普通市民等103名友好人士的捐款340万日元（约合20多万元人民币），并派人送到浙江社科院，社科院举行了捐赠仪式，然后转赠给绍兴县人民政府作为修墓专款。到1989年春，气势壮观的王阳明先生之墓宣告落成。冈田先生得偿夙愿。这也是我本人为中日友好所做的一点贡献。

三是发起创建了浙江省儒学学会。在本世纪初，一个以弘扬与重塑儒学核心价值及其人文精神为主要方向的儒学复兴运动悄然在中国兴起。在从事多年儒学研究基础上，我很想筹建一个省级儒学研究会，以有效推动整个浙江省的儒学研究。我先后于2004年4月在杭州，同年10月在北京，发起了两次有省社科院、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杭州师院、杭州市孔子研究会、衢州市孔子学会等单位学者参加的筹备会议，会议决定共同发起成立“浙江省儒学学会”，但因为经费与办公条件尚不具备而搁置下来。2005年8月，我被正式聘任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由吕祖善省长亲自颁发聘书的。担任馆员后，我向省参事室（文史馆）党组领导建言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浙江省儒学学会。参事室主任方泉尧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即约我一起去拜访孔祥有先生，动员他出山担任首任会长，并为成立学会创造了基本条件。2006年1月，吕祖善省长与省政府秘书长等领导出席省参事室文史馆的迎新春茶话会，听取参事、馆员建言。我在会上发言说：“我们现在要弘扬儒学与传统文化，但省儒学会筹备了几年都没有能成立，不但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连开成立大会的场地都没有；我们要弘扬国学，但连身边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原文史馆馆长）都没有弘扬起来。希望省领导给予支持。”吕省长当场表态：“吴光老师讲得对。你们要开儒学会成立大会，我们省人民大会堂免费借给你开。至于需要有关经费，请参事室文史馆打报告上来，给予解决。”因为省长亲自表态支持，所以建立省儒学会的工作加快了进度，于是顺利地进行了民政登记，于2007年4月15日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浙江省儒学学会成立大会，选举了以孔祥有为会长、吴光为法定代表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以郭学焕、洪永铿、李明友、滕复等为副会长、钱明、王宇等为副秘书长的学会领导班子。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发来贺信，儒学泰斗汤一介先生亲临大会作了学术报告。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作了报道。大会开得很成功。

省儒学会成立以后十年来，先后由孔祥有、卢文舸、张浚生三位原副省级领导担任会长，他们都为学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一直是学会法定代表人，在第一届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二届担任执行会长，主持了日常工作。十年来，我们做了4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事：1、创办了学术季刊《儒学天地》，经省新闻出版局审核颁发了内刊刊号，于2007年创刊，至今已出37期。本刊由会长任编委会主任，吴光任主编，王宇等四位副秘书长任副主编。发表了许多名家大儒如汤一介、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戴琏璋、刘梦溪、牟钟鉴、陈来、龚鹏程、董金裕、梁承武、郭齐勇、杨国荣、陈卫平、舒大刚等人的学术论文；2、与浙江省图书馆合作举办以“儒学·国学·浙学”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共40多场，其精华部分已汇集为浙江省儒学学会演讲集《文澜弘道》（吴光主编）；3、组织学会骨干编著面向广大干部和社会大众普及儒学的丛书和专著：一是《儒学普及小丛书》全10册，卢文舸主编、吴光、王宇执行主编，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干部儒学读本》1册，吴光、王宇、王晓华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4、积极发展团体会员，壮大学会骨干队伍，通过每年一次的学会年会与不定期专题会议培养弘道骨干，扩大了学会影响。

四是倡议发起建立了“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的学术活动机制。2013年4月，经我提议、学会会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由浙江省儒学学会商请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发起，于2013年5月19日在杭州市隆重举行了“全国首届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儒学社团来自全国22省、市、区和港澳特区37个社团的70多名负责人，会上交流了工作经验，报告了学术论文，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联席会议机制的倡议书》，确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由各省市社团轮流办会，为便于联系，经会长会议研究确定建立联络秘书处，由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担任秘书长，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牛廷涛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处办公室设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总部。会后，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王大千与吴光共同任主编，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弘道兴文论儒学》（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7月版）。从此成为定制，定名为“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2014年第二届年会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承办，出席大会的有42个社团的92位代表，会上通过了《曲阜共识：儒学社团的时代担当》文件，会后，出版了由吴光、牛廷涛主编的会议论文集《继往开来，发展儒学》（《中华儒学论丛·第二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三届年会由贵州孔学堂承办，于2015年8月19-20日在孔学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47个社团的102名代表，会后由吴光、牛廷涛主编、侯楠执行主编了会议论文集《中华儒学论丛》第三辑（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四届年会由陕西省孔子学会承办，于2016年7月18—20日在西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0多个社团的120多名代表。论文集将于2017年正式出版。

综观自2013年举办首届年会以来“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参会的社团和人数越来越多，提交的论文篇数越来越多，质量愈来愈好，参与者的热情也愈来愈高。这说明我们确是办了一件顺应潮流，深得人心的大好事。

五是倡议发起了“黔浙（浙黔）文化合作论坛”。2006年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代表团到贵州采风学习，与贵州馆同仁进行了热情友好的文化交流。2013年5月，我应贵州文史馆顾馆长和贵阳孔学堂之邀来贵州讲学，亲身感受到到贵州省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于王阳明、阳明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热诚态度。因此在两馆专家同仁的座谈中，我提出了两馆合作创办两省文化论坛的倡议，得到了顾馆长和贵州同仁的热情响应和积极支持，以及浙江馆领导与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和学会同仁的积极支持。2014年5月，两馆馆长在贵阳正式商谈合作方案，确定了“两馆一堂主办、两会协办”的合作模式，具体商讨了合作的方向、目标以及首届论坛的具体方案。于是合作论坛初步成型。首届“黔浙文化合作论坛”于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贵阳举行。由浙江文史馆郭学焕副馆长率领的浙江代表团一行8人出席大会，贵州方面由顾久馆长带队，有正式代表20余人。6月4日在孔学堂举行开幕大会，贵州省副省长陈力出席，顾久馆长、郭学焕副馆长致辞，我以贵州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和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的三重身份在开幕大会上作了《关于创建“黔浙（浙黔）文化合作论坛的情况汇报》的发言。论坛举行期间两省专家学者30多人在孔学堂、贵州省文史馆、贵州大学、贵州师大、贵州财大与修文县阳明洞作了主题演讲，颇受欢迎。贵州省长陈敏尔、省委副书记李军接见了参与合作论坛的学者，并与大家一起座谈讨论王阳明与传统文化课题。

继首届论坛之后，贵州省文史馆于2015年12月23-25日在贵阳主办了第二届“黔浙文化合作论坛”，讨论的主题是“阳明学的当代传承与创新”，邀请了全国各地的阳明学研究专家与会，并成立了以吴光、张新民为主任的“黔浙文化合作论坛阳明学研究中心”。我参与了贵州文史馆的会议策划，在开幕大会上作了“浙江省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未来展望”的主旨报告。2016年10月25-26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主办了第三届“浙黔文化合作论坛”，会议主题是“当代农村的文化变迁暨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邀请国内陈来教授等10多名阳明学专家与会，我协助策划了阳明学研讨会并在闭幕会议上作了研讨会总结发言。

六、我的治学心得

记得中学时期，教室的墙上经常挂着革命导师或著名科学家的励志语录。例如马克思的“天才出于勤奋！”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等。对学生颇有激励作用。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马克思关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一句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句话仍时常回响在耳边，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已逾古稀，进入晚年了。回顾一生，虽无大成，也算小有成就。我在内心也偶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许。虽然成就不及太史公于万一，然志向则一也。

我的研究生和听我演讲的青年学子，常常要我讲讲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我总是先谈治学精神，再谈治学方法。我认为精神比方法更重要。我所赞赏的治学精神：

首先是勤奋学习、锲而不舍的精神。周谷城先生总结治学的经验是“博大精深”四个字，要做到这四个字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勤”字贯穿其中，决不可能做到。

其次是独立思考、不随流俗的创新精神。学问之道，贵在独思。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只是模仿而无创新，是不足取法的。

三是实事求是、反对虚妄迷信的批判精神，用王充的话说，就是“实事疾妄”。

四是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致用精神。这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学术精神。知而不行并非真知，行而不知便是盲行。所谓学、问、思、辨，都须归结于行，才是真知识。

至于说方法，在我看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千篇一律的方法，而是因人而异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様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涵义：

第一，学问之道贵在应用，凡自己理解、并能得心应手地应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就是真学问，凡模仿抄袭、墨守成规的就是假学、俗学；

第二，学问不贵同而贵异，尽管是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是求异，应“于其不同处着眼理会”，即着重研究它与众不同之处，而非“以水济水”式的同类相加。我将黄宗羲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存同求异”法。所谓“存同”者，是知其所来也，是继承；所谓“求异”者，是寻其所明也，是创新。一个优秀学者，应具有“存同求异”的聪明睿见与创新勇气，才有可能“发前人所未见”，推动学术的进步。

还有些人喜欢借名家列读书书目，用来指导青年去读书，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也有人搞教条主义，甚至有人在推广儿童读经时硬性规定儿童在短期内背诵几十万字的四书五经，这就太离谱了。殊不知，如果将网上所集梁启超、胡适、鲁迅、顾颉刚等近现代大师指点的“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加在一起，保证任何人一辈子都读不完。即便是一家所列，但时代不同了，“必读书”的选择也就有所不同。例如梁启超时代要求必读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和胡适之要求必读的九种《纪事本末》及《崔东壁遗书》之类，今天的一般国学爱好者就可以不必读了。又如顾颉刚开列的《西秦旅行记》《唐人说荟》与季羡林开列的《纳兰性德的词》，今人知之甚少，也非必读之书。倒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开列的7部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的确是“所有中国人必读的书”。可见必读书目不在多，而在精。因此，我主张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可列若干指导书目，而毋需硬性规定，强行推广。

2009年，我在浙江社科院退休时说了三句感言，即：

“尽心尽力，有为有守，成功不必在我！”

无论是为学为人，我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吾之患则在风气不开，故我借用清末改革思想家龚自珍的名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我的小传结尾，也作为本传的题目。

（作者成稿于2016年12月底，改定于2017年元月，原为国际儒联作的学术自传）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