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身份证“民族”一栏变迁

作者：肖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24辑，陈明 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初二日乙酉

          耶稣2017年2月27日

摘要：今年是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二十世纪上半叶比利时殖民者通过在身份证上标注民族等手段对卢旺达人分而治之，使得卢旺达的民族问题此起彼伏，最终演变成20年前导致九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的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当局取消了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不再区分“图西”和“胡图”，这为“卢旺达奇迹”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卢旺达；胡图；图西；身份证；民族认同；

1994年，卢旺达爆发的种族屠杀让这个非洲南部小国走入人们的视野。胡图族极端分子用枪支、棍棒和大刀等武器对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i]展开了上百天的屠杀，约100万或者说超过总人口九分之一的卢旺达人被害。此后，提到卢旺达人们就会本能地想起大屠杀，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卢旺达的标签。2014年4月，卢旺达大屠杀已经过去整整20年，卢旺达本国与其他爱好和平的组织和个人都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了纪念，同时也重新审视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一个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胡图族极端分子利用身份证的“民族”信息分辨胡图族和图西族，进而展开针对性种族屠杀。而之后的卢旺达当局又取消了身份证上“民族”一栏，该国的族群关系得到了缓和。卢旺达的身份证制度到底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演变？本文将一一叙之。

尽管当今身份证或其他方式的公民身份认证制度被很多国家所采用，但对于卢旺达而言，其身份证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在身份证上标注并突出民族这一项，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让卢旺达的胡图和图西两族深受其害，甚至一直到独立后，这种民族的区分依然延续，直到卡加梅的上台。

一、殖民时代之前流变的民族身份

卢旺达历史中最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起源及相互关系。他们之间是可以用不同的种族、种姓、民族、部落来形容，还是只是不同的社群？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没有特别统一的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殖民时代以前，他们一直比邻而居，互相通婚，相互杂居，没有地域之别，使用同一种语言，遵守同一套法律，文化已大致一体化。也就是说，两者本来没有绝对的民族之分。

一些民族学者认为，胡图人早于图西人来到卢旺达这片土地。在14-15世纪，一些图西人从北方来到卢旺达。他们虽然人数比胡图族少得多，但在几个世纪内使用和平手段和武力相结合的方式征服胡图小国，建立了以“姆瓦米”为首的君主制[ii]，图西众首领成为统治阶层。但是，将图西人与胡图人明确区分开来,始于1860年图西人酋长鲁瓦布基里(kigeriRwaburgiri)掌权，他首次在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进行了文化上的划分。[iii]就区别而言，图西人的个子通常比胡图人要高，放牧牛群，不事农耕。除此之外，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甚至还可以转换身份。胡图人牛畜超额，就成为图西人；图西人转从农耕，就成为胡图人。因此，胡图和图西族的身份并不是严格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变化了的环境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的，因而也是含混的和充满争议的。

二、殖民统治时期的强制种族划分

提到卢旺达的身份证“民族”一栏，就不能不提到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

最早进入卢旺达的殖民主义者是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德国和比利时。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决定将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合并，并在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由比利时对卢旺达进行军事管制。比利时殖民者先是利用图西人实行间接统治，挑拨族群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故意制造族群之间的矛盾，有些时候甚至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大量图西族难民流入邻国。1933年，比利时当局统治卢旺达十年后，为了更好地分而治之，决意将其种族规范推向极端，借用身份证制度将种族划分永远固定。占据卢旺达后不久，比利时人认为当地种族关系颇为独特，图西人比较聪慧儒雅，与其他非洲人不同。[iv]他们进而认定图西人根本不是真正的非洲人，而是另一个种族的人，很可能是迁徙到卢旺达的高加索人后裔。这就是所谓“含米特”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比利时殖民者形成法律规范，断定胡图和图西分属截然不同的种族，种族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并且这种标记也向后代延伸，只要身份制度存在一天，这一种族的划分就永远存在。[v]他们用尺子和卡钳测量卢旺达人的额高、鼻宽、耳长等自定特征，“科学”划分每个卢人的民族属性。不合标准的则另有规定：凡是有10头牛以上的家庭为图西人，不足者即胡图人。

根据这些所谓“科学”标准，比利时人给每个卢旺达人发放身份证，注明其族属[vi]为图西人或胡图人（极少数属于第三族瓦特人）。确立身份证制度之后，按不同族属享受不同权利，图西族作为占人口14％的少数族群，却拥有超越胡图族的特权。自那以后，殖民者组织的“自治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首脑和各级军官，几乎清一色的图西人，图西人还占据了机关、学校、医院等各种“体面工作”，胡图人只能从事“低贱工作”。1933年的这种人口普查以及创立的标注“胡图”或“图西”的身份证制度，给每个卢旺达人划分种族，对卢旺达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在该制度实施初期，在普通卢旺达人的日常生活中，胡图、图西两族的边界差异并不明显。[vii]但是自此开始，一个深深的祸根已经被埋下，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让卢旺达备受折磨和苦难。

三、独立至大屠杀时期的族群排斥与对立

伴随着一直以来的两族隔离对立以及民主观念的逐步普及，两族冲突开始具有了国家政策的含义，而民主制度必然对等级地位较低却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胡图族有利。独立前夕，胡图人开始争夺自己的权力。1957年3月，胡图族知识分子出版一部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的《胡图宣言》，认为胡图人与图西人的冲突是卢旺达问题的核心，认定图西人是外来侵略者，卢旺达应该是胡图人的国家；宣言承认图西人和特瓦人的权利，但坚持在身份证上标明族体，以此作为独立后的一种保护措施。

20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烽火燃遍了整个非洲大陆，卢旺达也不例外。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成立了共和国，进入后殖民时代。新成立的共和国自然由胡图族人当家，先是姆博纽穆图瓦短暂执政，紧接着胡图人卡伊班达出任总统。在一些胡图人眼里，图西人酋长是殖民统治者的帮凶。卡伊班达领导的政府承袭比利时殖民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身份证制度，继续播撒种族歧视的种子。图西人担任公务员的比例受到严格限制，大量的图西族领袖遭受打击和迫害，甚至胡图族反对派也不例外。1959-1964年间，民族灭绝的屠杀波澜迭起，三十多万图西人被逼逃离卢旺达。[viii]他们大多数落脚周边的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坦桑尼亚和刚果，少数逃往欧洲，甚至美洲。1973年7月，陆军司令哈比亚利马纳将军发动不流血政变夺权，宣布成立卢旺达“第二共和国”。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政权沿用其前任遵循的戒律，认定卢旺达是胡图人的国家，不许图西难民回国。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执政期间，族群关系大体上较为平和。尽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史上依族群人口比例而实行的配额制度仍旧保留了下来，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并非十分严格。1978年12月通过的卢旺达第二部宪法即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卢旺达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种族、肤色、出身、部族、集团、性别、信仰或地位差别而受歧视。此外，以获得教育机会的配额为例，原来规定图西族占全部接受教育人数的9%。但在1985年，哈比亚利马纳修订了卢旺达的教育政策。根据新的法律，把全国所有可用的教育指标分配给胡图人至少85％，把10％至14％分配给图西人，1%分配给特瓦人，[ix]说明其政策有一定的调整。但是，由于族群矛盾由来已久，民族和解政策又不到位，对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进行有效改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带有种族标识的身份证制度在哈比亚利马纳时期继续实行，规定除了政府相关部门，所有的人迁徙和出行都受到严格限制，且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x]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和广大胡图人在族群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对待图西人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较量，强硬派主张对图西族采取强硬政策，并通过蓄意制造族群摩擦来挑起事端。所以，族群矛盾一直未曾有根本缓和。

当权的胡图族政府仍排斥图西人。1991年5月，卢旺达国民发展议会审议通过第三部宪法，其内容明确规定“任何卢旺达公民，只要具有多数人（majority）身份（也就是占总人口数量85%的胡图人），而不在法律规定的任何排斥情况外，均可能成为法律规定的条件范围内的选民。”[xi]此后，虽然1991年7月已经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强烈要求取消官方身份证上的“民族”区分，[xii]但种族分离政策仍然是卢旺达政府的中心政策之一。因此，种族流血冲突被多次激发，最终导致更多图西族人流亡乌干达，最终导致卢旺达爱国阵线（FPR）于1987年成立，准备杀回卢旺达，恢复图西族政权，内战迫在眉睫。在非洲统一组织和卢旺达邻国的斡旋下，卢旺达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双方于1992年8月18日签署了一项关于分享国家权力的阿鲁沙和平条约（Arusha Peace Agreement）。合约规定，双方承认法律原则是民族团结的最佳保证，双方尊重个人基本自由和政府的民主形式，结束了持续22个月的内战。但好景不长，总统专机被来源不明的导弹击落成为内战的导火线，惨烈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

在大屠杀期间，为了高效地将图西族人区分出来，胡图族极端分子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由联攻派（Interahamwe，胡图族军事组织）民兵组织人员在设置的路障旁逐一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每过一辆车，乘客都要出示身份证。事实上，1994年4月7日中午起，民兵即开始对身份证注有致命标识的“图西人”的随意屠杀。一般来说，只要是身份证上标明图西族或假装丢失证件的人都会必死无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有胡图族的身份证明就能万事大吉。例如，在鲁亨盖里（Ruhengeri）、吉塞尼（Gisenyi）等城市，被怀疑支持反政府政党的胡图族人同样也会被除掉，尤其是那些身材高大、鼻梁挺直的胡图人常会被认为是伪造了假身份证的图西人，即所谓的“狡诈的图西人的惯用伎俩”。[xiii]换而言之，殖民主义的遗毒促成卢旺达大屠杀悲剧，而“悲剧所体现的，是多数族群支持的、借助民主去灭绝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族群之行为的最极端形式”，[xiv]而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则是这场悲剧的帮凶。

四、后屠杀时代的国民和解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在领袖卡加梅的领导下与乌干达军队一道攻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了胡图族政府，结束了大屠杀。爱阵在赢得内战后为了扩大民意基础，联合胡图人组成联合政府，并以胡图人巴斯德·比齐蒙古为总统。大屠杀之后，新政府决定发行新身份证，取消“民族”一项。实际执行时，居留身份证从1995年开始，国家身份证从1996年开始不再保留“民族”一项，[xv]但直到2000年，卢旺达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2000年当选总统的卡加梅认识到，仇恨仍在民族和解的表象下面暗流汹涌，一不小心便有可能重蹈大屠杀覆辙，为治愈历史创伤，防止悲剧重演，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种族问题。他坦言：“很难找到折中办法，但是必须实现和解。我们要建设国家，显然需要国民和解，找到足以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基础。但是决不能无视大屠杀时期一些人、很多人的责任。某种意义上这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进程，但必须齐头并进——一面和解，一面审判。”[xvi]2003年，通过的新宪法中明确规定，“打击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和他所有的表现形式，根除民族、区域和其他一切形式的分裂；所有卢旺达人是天生的并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xvii]卢旺达著名的“2020远景规划”也设想建立“可信和高效的法治国家”，以及“政治稳定，消除人间歧视的社会”。因此，卢旺达政府致力于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和解及国家重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卢旺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审判和和解，一种是在国内新消除胡图和图西两民族的差别。消除两族差别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不再有“胡图族”、“图西族”等字样，只写明是卢旺达人，以淡化部族身份。对广大卢旺达人来说，要忘记仇恨，共建卢旺达的未来已经成为第一要务，“根除大屠杀意识形态”类似的口号成为卢旺达各级贯彻的目标。如今卢旺达“胡图族”、“图西族”的概念已成为过去，当前最大的忌讳是不管什么问题都不得诉诸民族认同，即单纯交谈提及“胡图”和“图西”两个词也会令人反感。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防止在民众中间散布民族仇恨，以免再次发生屠杀。例如，你可以说政府压制民众，但不能说压迫胡图人；可以说政治权力集中在精英集团手中，但不能说集中在图西精英手中。[xviii]现在卢旺达人找工作，有关部门不再看他是哪个部族的，而看能力，对所有卢旺达人一视同仁。至此，随着身份证上“民族”一栏的取消，困扰卢旺达人多年的族群问题终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从民众的层面来说，伴随着身份证“民族”一栏的取消，两族的和解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卢旺达这片土地上，族群之间公然的对抗已不复存在，社会生活已经正常化。这为“卢旺达奇迹”[xix]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世界银行数据[xx]可以清楚地看到，后屠杀时代的卢旺达GDP增长迅速，尤其是2003年后，更是有一个跨越式的飞跃，十年间从2003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71亿美元，增长了近4倍。自2004年以来，卢旺达的经济增长率基本都在8%以上，2008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达到11.16%，而同期非洲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仅为5%，足见卢旺达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联合国由此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指出[xxi]，卢旺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属于快速成长型经济体。不仅GDP增速引人关注，卢旺达在各方面都逐渐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最近几年来卢旺达被看做是非洲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2008年，基加利市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居奖，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6月7日发布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卢旺达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其表现远高过周边国家[xxii]。在世界银行2013年10月份发布的“2014年商业报告”（Doing Business 2014 report）[xxiii]中，卢旺达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32名，足见卢旺达政府在商业开放度方面的努力，中东非地区“最好的商业目的地”的荣誉也又一次被人们提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13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认为卢旺达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并视之为“南方的崛起”（rise of the South）的典型例子。[xxiv]

五、结语

卢旺达身份证“民族”一栏的变迁史可谓浓缩了这个非洲小国近百年的苦难和变迁。从最初被动地由比利时殖民者强加的“身份证”制度，到后来由于政治权力的争夺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升级，卢旺达在整个过程中都陷入了一种被动的狂热。历史之光暗涌，无数次流血、逃亡和屠杀，让这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国家认识到，族群的利益并不是最终目的，和平和发展才是真正应该追求的道理。而这必须从实现民族和解、淡化族群区别开始。身份证不再标注民族的这一细节变化，承载了卢旺达的历史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