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的仁心与仁学

作者：胡治洪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十三日丙申

         耶稣2017年3月10日

继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推出繁体字版《唐君毅全集》30卷，九州出版社于近期又在台版基础上推出了收录更完全、题旨更集中、序类更合理、编校更精当的简体字版《唐君毅全集》39卷。从西南一隅走向整个文化中国的“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唐君毅先生，终于以其立德立言的不朽方式而回归他所魂牵梦萦的故土。

终生秉持的仁心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唐先生自幼恻怛，终生仁厚，儿时常于寂寞中作沉思冥想，每至日昏天晦，风雨鸡鸣，便若不胜其情。小学期间，父母时常带他游览成都名胜古迹，给他讲述古人故事，领他向先贤先哲致敬，陶冶他对民族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在重庆读中学时，担任国文教师的父亲给他讲解《孟子·公孙丑下》之“孟子去齐”章，细绎孟子“三宿而出昼”的用心，致使唐君毅深为古仁人之心所感动，以致怆然泣下。

16岁那年，唐君毅中学毕业去北京求学，父亲送他上船，并在船上陪他住了一宿，翌晨轮船鸣笛待发，父亲依依离去，就在父亲下船的一刹那，他蓦然涌起亲子别离的无限惆怅，并当下念及古往今来无数亲子的别离，多少伤怀愁绪笼罩着历史人生，由此兴起的感动使他不能自已。到京后，唐君毅先入中俄大学，不久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预科。一天晚上学校广场放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纪录片，影片放完，观众散去，唐君毅独自仰望星空，深感个人躯体在无限的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然而如同孙中山先生一样的无数志士仁人却以其渺小的躯体，为了人群的福祉而鞠躬尽瘁、抛头洒血，成就了涵天盖地的伟业，因而他们的精神，决不是渺小的躯体所能够范围。所有这些个人体验以及对于伟人情怀的领悟，都使唐君毅认定，在人的生命底里，原本赋有一个真诚恻怛的仁体，由这一仁体所兴发的同情善念、博爱慈悲，都不是现实生活或物质条件所能够决定的。

1927年，唐君毅又转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于1932年毕业，回到成都。前一年父亲感染时疫骤然去世，作为长子的唐君毅本乎孝友性情，毅然挑起赡养母亲、培育弟妹的家庭重担，甚至在母亲于1964年去世后，他还是不时接济弟妹，直至生命的终点。尽管自家经济拮据，唐君毅却从不吝于资助他人，而且总是设法使受助者当之无愧。一次两位盲人父女在唐家附近卖唱行乞，唐君毅不忍观看，却两番送钱给乞者，还称赞他们是真正的音乐家，意思是他们得到的馈赠是应有的回报。这种发乎天性、自童蒙时代便一直表现出来的仁人之心，在唐君毅那里一生一世都没有改变过，他总是以自己那颗敏感的心灵去体察他人的苦难，以无限的悲愿力图将他人从苦难中拯拔出来。他对那个时代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有深切的悲悯，在《怀乡记》中，他说：“宜宾本名戎州，又名僰道，初亦为夷人所居。据说现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宾。他们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后要再回宜宾来。这事我幼时听讲，一方是怕，但一方亦非常同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后来长大，有机会碰见夷人，我总不胜其同情。一次，一有知识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称之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当基督教初到云南向夷人传教时，最初亦只好说耶稣是孔明老子之哥哥。这事当即使我感动泣下，永不能忘。”

1933年，唐君毅应母校之召前往任教，此后直到1948年，他虽曾在成都华西大学、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灌县灵岩书院、无锡江南大学、信江农业专科学校等处供职或兼职讲学，但主要还是归属于中央大学，1944年升任教授，并担任哲学系主任，为弥合师友分歧耗费了大量心力。在江南大学兼职时，有一次师生聚集学校礼堂举行学术讲座，唐先生主持，突然礼堂后部发生巨大坍塌声，台上台下师生顿时惊恐万状，纷纷奔往讲台左侧的小门争相逃生，一时间礼堂内秩序大乱，唐先生虽然近在门边，却并未自顾逃逸，而是立于讲台上，一面高喊镇定，一面指挥疏散，自己最后离开现场。后来查明事故原因，乃是礼堂外面一堵围墙因阴雨浸泡，墙基松动，以致倒塌，礼堂本身并无损坏。事故虽属误会，有惊无险，但在当时并不知情而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唐先生不计自身安危，直下以他人生命为首重，由此表现的正是孟子所谓“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仁之端。

1948年底，中央大学迫于局势紧张而停课，教职人员各自散去，唐君毅辗转于上海、广州，最终于1949年夏秋间落脚于香港，与钱穆先生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次年改组为新亚书院。此后直至逝世的近三十年间，唐先生始终为独立的或合并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鞠躬尽瘁，在新亚初期经济困窘时，他拼命发表文章赚取稿费以纾时艰；在新亚发展步入坦途后，他发表《希望、警觉与心愿》一文，警醒师生和他自己发扬长处，克服缺点，使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太平由新亚而树立；在课堂教学中，他尽心竭力，几乎每次授课都是大汗淋漓，“拖堂”也是常事，直到去世前半个月，他还坚持抱病上课；在教学与著述之外，他还先后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新亚研究所所长，发起成立“人学会”、“国乐会”、“东方人文学会”，为新亚的管理及其社会资本的积累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平常交往中，他对接触到的一切人予以关爱和启导，不止一次使愤世嫉俗者恢复身心安宁，甚至思想立场与他截然相反的殷海光先生都能从他的言谈中获得受用感；除了直接感化相交者，他更深切关怀流落海外的中华儿女，屡屡撰文提撕他们在花果飘零的时世中保持灵根自植的信心，以堂堂正正的华夏子孙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了避免物议纠纷并维护新亚理想，他主动坚持取消女儿通过考试获得的留学奖学金名额，把机会让给别人；同样是为了维护新亚理想，他对港英当局改变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的联邦体制而实行香港中文大学集中统一管理的做法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抗争，随着这场抗争的失败，唐先生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以一位仁者型的现代新儒家完成了自己，被牟宗三先生推尊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

阐扬心体的仁学

唐先生的著述基本上就是他所体认的仁心的呈现及其基于仁心的普遍推扩和形上提升而确立的“心之本体”之阐扬，他的学术体系因而可以概括为仁学。他在1943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当时他还没有归宗儒家，故多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文化，后来他对这部著作甚为不满，而表示宁愿将他于1944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人生之体验》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在《人生之体验》中，唐先生表达了对于宇宙人生的隔膜、无常、冷酷、荒凉的感受，“一切所亲之人、所爱之人、所敬之人、所识之人，皆若横布四散于无际之星空，各在一星，各居其所。其间为太空之黑暗所充塞”；即使相知相爱之人或有无间之爱，也不过维持区区数十年，“数十年以前，吾辈或自始未尝存，或尚在一幽渺之其他世界。以不知之因缘，来聚于斯土。以不知之因缘，而集于家，遇于社会。然数十年后，又皆化为黄土，归于空无，或各奔一幽渺而不知所在之世界”；且这种无间之爱必将愈传愈淡，“终将忘其祖若宗，忘其同出于一祖宗，而相视如路人，势所必然也”；在这样一种人间，充斥着无尽的冷酷，“试思地球之上，何处非血迹所渲染，泪痕所浸渍？而今之人类，正不断以更多之血迹泪痕，加深其渲染浸渍之度”，而容纳这种冷酷人间的宇宙，实“若一充塞无尽之冷酷与荒凉之宇宙”。但是他却自觉对于这种宇宙人生怀有不容自已的悲悯和挚爱，“此悲何悲也？悲人生之芒也，悲宇宙之荒凉冷酷也。吾缘何而悲？以吾之爱也。吾爱吾亲爱之人；吾望人与人间，皆相知而无间，同情而不隔，永爱而长存；吾望人类社会，化为爱之社会，爱之德，充于人心，发为爱光，光光相摄，万古无疆”，这无疑是他的仁心的表露，同时隐然体现出他亟欲为宇宙人生确立一个仁爱本体，从而将宇宙人生导入良善境界。这个仁爱本体在他同年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中确立起来。

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唐先生基于对宇宙人生隔膜、无常、冷酷、荒凉、虚幻的痛苦感受，而肯定有一能够如此对照地感受并汲汲于转化宇宙人生的恒常真实的根原，他体认这个根原就是“内部之自己”，亦即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之本体”，他说：“我之所以对现实世界不满，即由于我内部之自己，原是恒常真实者，而所见之现实，则与之相违矛盾。我之不满，是此矛盾之一种表现。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即是我们不满现实世界之生灭、虚幻、残忍不仁、不完满，而要求其恒常、真实、善与完满的根原。”他进而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将心之本体普遍推扩于整个人类，其曰；“我从现实的我身中，了解有一超越的心之本体在表现，便可推知，现实的他人身中，亦有一超越的心之本体表现。”而人类同具的心之本体必然有其终极来源，这个终极来源就是宇宙本体，“心之本体即人我共同之心之本体，即现实世界之本体，因现实世界都为他所涵盖。心之本体，即世界之主宰，即神”，即是说，宇宙本体赋予人类以至善的心之本体，此心之本体不仅产生批判现实意识，更重要的还是改善现实的动因。由此，唐先生以逻辑推导的方式确立了贯通天人的心之本体，并从此以阐扬心之本体作为终生志业。

1953年，唐先生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此书综论中国文化、宗教、哲学、学术之起源，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心性论、道德理想论，以及中国人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政治活动、人格理想乃至教育、艺术、文学、信仰诸方面所表现的精神特质。对于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著作，唐先生概乎言之曰：“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仁心即天心也。此义在吾书，随处加以烘托，以使智者得之于一瞬。”这显然是以超越而内在的心之本体作为悠久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的始基。由于唐先生此著专论中国文化，故而他特别突出了心之本体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心之本体仅仅局限于时空一隅而不具有普遍性。在1954年出版的《心物与人生》之第二部中，他就揭橥了人类文化皆原于心灵精神之求实现真善美等价值这一主旨，无疑是将心之本体作为整个人文宇宙之根本。

1955年，唐先生又一部重要著作《人文精神之重建》出版。此书从科学世界、人文世界、理想世界诸层面，综论中西文化源流及其精神之异同，并涉及中印宗教道德与人生智慧的互通，其中以“超越自我”亦即“自我之价值意识”或“良知”作为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所发现之世界的主宰，乃至主体契合“宇宙之形上的本源”或“绝对的天理”的唯一途径，而“超越自我”或“自我之价值意识”或“良知”，也就是恒常真实至善的心之本体。

至于1958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61年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续编》，以及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也都贯穿着对于心之本体的阐扬。《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所收十六篇文章，阐述科学、民主与道德、宗教之关系，其主旨在于说明，人文精神之发展、道德意识之提升，理当与科学理智之发展、民主观念之提升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在根本上，反求于本心的道德意识终当为驰骛于外物的科学理智和民主观念的主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凡十章，分别论述家庭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科学意识、哲学意识、艺术意识、文学意识、宗教意识、体育意识、军事意识、法律意识、教育意识与道德理性之关系，全书中心意旨在于显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的表现；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皆依于道德自我为之支持；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而文化活动则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人生之体验续编》七篇，相较于二十年前写作的《人生之体验》，更多地注意到人生在追求心性超升的过程中时刻存在着堕落趋向，从而承认人生实为超升与堕落交战之区，但指出人生的这种善恶二向性，完全不意味着对于道德心性的否弃，而恰恰在于警醒一切人生执定道德心性，杜绝堕落趋向，从而实现道德自我和太和世界。《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综论“道”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以贯之及其多向开展，而其宗趣则不外于追溯中国前哲所开之诸方向之道，其本始乃在于民族生命心灵原有之诸方向；不外于突出“中国人之文化与哲学智慧之本原，即在吾人此身之心灵生命之活动者”。当然，这也不是说唯有中国文化与哲学智慧才本于民族生命心灵之活动方向，此书“视中国哲学为一自行升进之一独立传统，自非谓其与西方、印度、犹太思想之传，全无相通之义。然此唯由人心人性自有其同处，而其思想自然冥合”，因此，通过阐论中国之“道”本诸民族生命心灵之活动这一个案，可以概见人类哲学思想无非由生命心灵所流出。

在197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唐先生将人类种种心灵活动与其所感通的客观、主观、超主客观等种种境界归纳为层层提升的万物散殊、依类成化、功能序运、感觉互摄、观照凌虚、道德实践、归向一神、我法二空、天德流行九境。感通于不同境界的心灵是具有高下之别的，并不必均为道德之心，甚至不一定为自觉之心，而可为非自觉的觉他心或非道德的功利心，因此，觉他心或功利心亦为生命心灵活动进程的必然阶段。但是，承认觉他心或功利心的必然性，却根本不意味着赞成生命心灵便可滞留于此，毋宁说，生命心灵倒是必须尽快超越于此，而终归宇宙人生唯一至善光明之绝对真实之神圣心体，也就是天人贯通的心之本体，唯此方可实现天德流行的至上境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出版不久，唐先生便与世长辞了，可以说自1944年确立心之本体之后，对这一范畴的阐扬一直被他贯彻到生命的终点，因此他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心之本体或仁体为核心的仁学。

仁心仁学的意义

唐先生秉持一己仁心而确立天人贯通的心之本体，这个本体架构无疑契合于儒家思孟一系“天命之谓性”及“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德性论，也与乃师熊十力先生“体用不二”、“即用见体”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一脉相承，由此贞定了他的现代新儒家地位。先哲遗教和师长提撕不仅启发了他的学思，而且进一步陶铸了他本具的道德意识和生命实感，从而使其为人为学臻于知行合一，德言一如，以致仁心仁学密切相关，生命学问一致不二，成就了“身作证”的生命的学问。

唐先生的学问既由其生命所凝成，因此他的生命虽已终结，他的仁心却充盈并活跃在他的著述之中。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对于疗救遍及于当今社会的人心之自私、社群之疏离乃至生态之破毁，培育“亲亲仁民爱物”的道德意识，敦励生民跻升于太和境界，引导人类步入可大可久的坦途，具有不可低估的实际意义。九州出版社将唐先生著述引入祖国大陆予以出版发行，必将对于世道人心的改善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发生深远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