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义庄维系基层社会秩序

作者：李学如

来源：中国社科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十六日己亥

           耶稣2017年3月13日

北宋仁宗皇祐元年（１０４９），范仲淹在其家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建义庄、办义学、救恤族人，开义庄之滥觞。经过元明时期缓慢发展，义庄至清代发展迅速并势头高涨。民国时期，义庄逐渐衰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义庄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宗族赈恤组织，义庄起于官绅自发，得到官府支持，并逐步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存续约９００年，在宗族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义庄肇始于宋代

义庄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唐代以前，门阀士族占据社会主导地位。进入唐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入仕渐成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庶民地主凭借科考途径获得上升机会，从而使门阀士族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唐末农民战争及五代战乱，又给门阀士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宦室无常，让地权分配发生经常性变动。尤其在宋代，政府采取“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导致土地流转频繁，贫富分化严重，“田宅无定主”已是社会普遍现象。此外，原有的宗族组织逐步瓦解，宗族离析，社会秩序混乱。如何加强宗族的凝聚力，维持基层社会的统治秩序，确保后世子孙“永享富贵”，成为北宋士大夫们重建宗族制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范仲淹成为义庄的肇始者，与其“先忧后乐”的人生抱负及锐意改革的精神分不开。在宗族涣散、亟待整饬的时代转换之际，他将历史上凝聚族人的诸多方法加以整合，以义田赡族、庄祠祭祖、义学化育子弟，并将诸种功能统一于义庄之内，契合了宗族士绅教养族众的诉求，从而引发了宗族组织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尊祖、敬宗、收族是中国士大夫孜孜以求的宗族建设目标，范氏义庄为后世宗族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式和践行路径，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效仿。此后，江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山西等地零星出现１０余处义庄，说明当时设立义庄非常人所能及，风气未开。

南宋时期，义庄得以进一步发展，分布较为广泛。据统计，南宋有义庄５８处，分布在今江、浙、闽、赣、川、湘、鄂、皖、鲁、桂等地，义庄的影响已扩及较大范围，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效仿。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亦言：“昔者范文正公为族置义庄，今闻兴起者吾数见之矣。”南宋义庄空间分布以江、浙、闽为主，这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南方战乱较少、大族南迁及宋室偏安浙江等因素密切相关。

南宋义庄的发展还得益于理学家的鼓吹。南宋进士刘清之曾“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理学家张载、朱熹等人的推崇，则让族田的发展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范氏义庄的实践与理学家的鼓吹，为后世宗族制度建构了较为完备的运作模式。

元明义庄发展缓慢

义庄在经历南宋较快发展后，元、明趋向平缓。元朝统治者虽未明文倡办义庄，但对义庄的发展仍采取了保护政策，因而民间捐建义庄的步伐并未因王朝鼎革而中辍。大德戊戌（１２９８），“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然而，儒家伦理观念毕竟遭到了一定的削弱，不免对义庄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元代的赋役制度也阻碍了义庄的发展。元人陈高曾说：“昔先哲范文正公置义田于姑苏，迨今数百年，遗业犹在，而鲜闻有继而行之者。”清人钱禄泰也说，捐建义庄，“元、明二代踵行者不数观”。

明代族田义庄经历了停滞与恢复两个阶段。明初，朱元璋采取抑制义田的政策，使义庄发展一度陷于停滞状态。早在朱元璋进军浙西期间，世家大族曾经凭借义田凝成的地方势力，对抗其军队。朱元璋奠定基业后，对苏、松、杭、嘉等地豪门大族采取严厉的没产和徙地政策，力图取消义田这一基层社会控制机制。此外，为加强对江南富室的控制力度，明初实行江南重赋制度。朱元璋打击江南世家巨族的政策，无疑阻碍了族田义庄的发展。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苏州范氏义庄主计范元厚即因违误秋粮纳期之罪，被罚没收义田两千亩入官。不过，随着明宣宗时期里甲、老人制度的毁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族田义庄逐步得以恢复。据统计，有明一代，族田义庄的数额在２００宗左右。

清代义庄发展迅速

明清政权更迭后，义庄岑寂长达近一个世纪。乾隆时期，新建义庄才开始零星出现，嘉庆时期逐步增加，道光年间迎来第一个高峰。咸丰年间，因兵燹频仍，义庄急剧衰落。同治年间，义庄再度复苏，清末达到第二个高峰。清人李兆洛说：义庄“自文正创之，后人慕而效之，至今而几遍天下”。

这种局面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清朝制定了对捐建义庄成绩突出的士绅给予奖励的措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激励作用。奖励分两种，一是对捐官者即行提拔任用；二是捐建义庄的家族报官立案后，可请旨建坊。第二，乾隆时期，清政府对义庄的保护已上升到法律高度。江苏巡抚庄有恭看到民间盗卖、盗买义田及祀产之风甚烈，有害风俗，于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上书，奏请保护义庄田产，禁止义田买卖。庄氏的奏章得到乾隆皇帝的肯定，并将其纳入大清律例，颁行天下。此后凡建义庄者报官立案，政府颁给执帖，倘遇“不肖子孙私行盗卖，富室强宗谋吞受买，许即执帖首告，按例惩治”。执帖的颁布有效地遏制了权豪的侵占和族人的私吞侵隐，使得义庄惠及子孙后代的保险系数大为增加，实力雄厚的家族纷纷购田建庄，继而出现义庄快速发展的局面。

咸丰兵燹时期，新建义庄显著下降，显示出战乱对世家大族冲击力度之大。战乱结束后，虽然多数义庄遭毁，甚至地契、执帖也散佚难寻，但清政府依然给予承认，重新给帖执守。经过战乱的涤荡，义庄的保族功能得到越来越多家族的认可。原来那些对捐建义庄还心存疑虑的士绅，此时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掀起捐建义庄的浪潮。

民国义庄走向衰熄

辛亥革命后，朝制鼎革、军阀混战使得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国时期，虽间或有新的义庄出现，但已盛况不再。清代建立的义庄也逐步走向破败析分，宗族义庄由此走向衰熄。

民国时期，除遭受战争直接破坏外，义庄的衰败主要还是宗族衰落所致。随着建庄年代的久远，义庄族群逐渐繁衍，待济人数逐年增加，需要义庄不断扩大规模。战乱年月，尤其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经济凋敝，人心浮动，增置田亩谈何容易？一遇灾荒，生活无着的族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析产典地。虽然这种做法违背庄规祖训，但一旦成为族人的共识，义庄的破产就不可避免。

义庄本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民国年间，随着交通设施进一步发展，工业品逐步侵入乡村腹地，致使家庭手工业和农村副业逐渐破产。这对以土地为经济支撑、以地租为生活来源的中小地主而言，打击是致命的。伴随着地主的没落、农民的破产，义庄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而民国年间主佃关系日益对立，农民抗租浪潮风生水起，导致义庄租入日益减少，加速了庄裔析分庄产。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义庄结束其历史使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