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

作者：张荣明、崔立军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十四日丁酉

           耶稣2017年3月11日

儒墨法三家学说的逻辑定位对比

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学界讨论甚多。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儒家主张承天命存鬼神，讲人性重教育，重仁义讲礼仪，崇圣人尚贤能。学者们还指出，儒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学说的根本属性或特质，儒家政治学说在诸子学说中的逻辑定位，目前讨论不多。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第一，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乃居于墨法两家学说之间。先秦诸子热衷于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这三家学说代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

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证明鬼神存在。墨家践行道德，《墨子》中有《兼爱篇》，无道德之名，有道德之实。墨家信天意，《墨子》中有《天志篇》，论证天意不可违。墨家尚俭，《墨子》中有《节用篇》，批评奢靡。墨家崇圣，“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尚贤篇》），向古人看齐。在选官方面，墨家主张“尚贤事能”（《尚贤篇》），墨家所说的贤能是大禹那样的利他主义者。在治国策略方面，墨家注重对君子人格的培养与教育，《墨子》中有《修身篇》《所染篇》《法仪篇》，专门阐述此类道理。墨家反对战争，《墨子》中有《非攻篇》，对侵略行为予以强烈抨击。墨家的工程科技仅用于防守，《墨子》中有《备城门篇》《备高临篇》《备梯篇》《备水篇》《备突篇》《备蛾傅篇》《杂守篇》，非“备”即“守”，常无攻杀之术。墨家政治学说，乃有实无名的政治道德主义。

法家与之截然相反，我们以《韩非子》为例。韩非不信鬼神，他说“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徵篇》）。韩非反对讲爱，认为讲爱祸人害己，称“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奸劫弑臣篇》）。韩非宣称政治权力来源于暴力，国家是国君的工具：“国者，君之车也。”（《外储说右下篇》）韩非唾弃“节用”之说，主张“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说疑篇》）。韩非反对复古主义，他质疑儒墨：“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尧舜之诚乎？”（《显学篇》）韩非反对“尚贤”，旗帜鲜明地主张“不尚贤”（《忠孝篇》）。在治国策略方面，韩非主张“按法以治众”（《备内篇》），质疑道德风化的作用。韩非崇尚弱肉强食，宣称“兵强而威立”（《难一篇》）。法家政治学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功利主义。

以往学者注意到《墨子》中有《非儒篇》，孟子讥讽墨家为禽兽，进而强调儒墨对立。这固然不错，但并非诸子政治学说关系之真谛。其实，墨法两家根本对立。从逻辑上分析，儒家介于墨、法两家之间。以《论语》为例。孔子对鬼神持两可态度，一方面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篇》），另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关于道德观，孔子讲仁爱，此固为“爱”，但以“仁”即人际差别为前置条件，是由己及人之爱。关于政治权力的来源，《尧曰篇》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可见，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天意。关于权利与享受，儒家秉持礼，礼既是权利赋予，也是权利限制。这一点，《荀子·礼论》有系统阐述。关于圣人观，孔子宣扬文武周公之道。在选官方面，孔子主张“举贤才”（《子路篇》）。在百姓治理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篇》），但又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儒墨法三家学说的逻辑定位，详见文末表格。

显而易见，儒家政治学说居于道德与功利之间，偏于道德主义。

第二，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与儒家中庸之道有关。孔子十分赞赏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庸也篇》）中庸之道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主导着儒家全部学说。比如，中庸被认为是君子人格。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颜回做人比较温和，不偏激，所以孔子欣赏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礼记·中庸》）孔子既反对激进的“狂”，也批评保守的“狷”。中庸也是儒家政治品格，是思考一切政治问题的模板，前文已作扼要阐述。墨出于孔，走向极端道德主义；韩出于荀，走向极端功利主义。荀子之所以为儒，乃由于在战国后期环境下，他仍然秉持儒家的中庸之道。孔子讲人性，重教育，倡导礼制。荀子宣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为什么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因为儒家认为政治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人，管理生产居于次要地位，应该二者兼顾。所以，儒家学说偏重于社会和谐。《论语·学而》记孔门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庸甚至被儒家说成是天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总之，中庸之道是儒家学说的灵魂，是儒家学说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第三，儒家政治学说的效用，弱于进取，强于守成，特色在于温和改良。春秋战国的儒家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学术影响极大，政治作用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儒家不赞成激进的社会变革。活跃于春秋战国政治舞台的，从早期的管仲、子产，到后来的商鞅、李斯，多是激进的法家人物。秦帝国时期是政治的转折点，儒家遭遇了学术挫折——“焚书坑儒”，法家遭遇了政治溃败——帝国崩溃。西汉早期先是经过黄老政治，从法家学说后退一步；西汉中期独尊儒术，官方把儒家学说请上政治舞台。政治的中心任务，从弱肉强食转向维护秩序，儒家学说从此有了适合的政治环境。概括而言，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兼顾物利的政治理论。

（两位作者：张荣明、崔立军，分别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