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鲁东著《理学的脉络》出版暨前言
书名:理学的脉络
作者:安鲁东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内容简介】
儒学的发展,从孔子开始,就有一定的次序与线索,贯通内外;只是因为它过于精深博大,孟子之后,“务外”儒学独大,而“观内”儒学的线索隐断,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至宋,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那条中断的线索又被重新寻出,发扬接续,终于在朱子那里贯通内圣与外王,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本书试图用最简单的文字,以梳理其源流的方式,将理学的思想路径勾勒出来,以便读者登堂入室,窥探儒家学说之奥妙。
【作者简介】
安鲁东,本名安丰文。长期专注于国学、历史及经济学研究,对儒家经典,有独到的体悟。已出版的著作有:《最厉害的皇帝:朕是刘邦》《历史上的隋唐英雄》《一千年前的中国》《1514:发现大明》。
【编辑推荐】
深入浅出,梳理一条通往儒家思想殿堂的路径。
初学者先读本书,循其路径,再读五经四书、读朱熹、读王阳明,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助读者,得窥圣门的“室家之好”。
【目录】
前 言 理学,一门被严重误解了的学问
第一章 理学在现代中国复兴的根基
第二章 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隔膜
第三章 从孔子到曾参
第四章 传说中的思孟学派
第五章 荀况的现实主义
第六章 天人三策与董仲舒
第七章 儒道两栖的奇人陈抟
第八章 邵雍的先天象数
第九章 张载的浩然之气
第十章 出污泥而不染的周敦颐
第十一章 洛阳二程
第十二章 洛学南去
第十三章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
第十四章 陈、朱义利王霸之辩
第十五章 陆九渊的心学
第十六章 北方大儒许衡
第十七章 南方大儒吴澄
第十八章 大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
第十九章 河东之学
第二十章 江门之学
第二十一章 阳明之学的魅力
结 语 理学在现代的使命
精彩书摘
【前言】
理学,一门被严重误解了的学问
一
近些年国学很热,却是虚热。热的主要是小术、小道、小学。小术方面,如算命打卦、中医中药、古乐古戏、书法国画等;小道方面,如修佛、学道等;小学方面,如一些机构教人读三字经、弟子规等。
大家当然知道国学的核心是儒学,许多人主张读经,但他们有种奇怪的观点,认为读经就应该读纯正的先秦原典,回到孔子那里。
杨庆中教授的话或许具有广泛代表性,他说:“一谈到儒学,人们或许马上会想到孔子,想到先秦。其实,近代儒学的衰落,乃是就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言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具体批判的内容则是‘吃人的理教’‘假道学’等等,这些都是针对理学而言的。所以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是理学这种理论形态在近代与西方交手时处于下风。”
其实,这是一种浅薄的误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打“孔家店”,实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他们按理当时应该直接打“朱家店”,因为孔子毕竟远了,当时笼罩神州大地的思想学术,是经过朱熹、王阳明等人改造过的新儒学——理学。
理学自南宋理宗时代入官学,经元、明、清三代,至民国已历近七百年。期间,有约六百年的时间,朱熹注的经书,是朝廷科考指定的唯一教材,其受崇奉及影响社会的程度可想而知。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不直接拉朱夫子出来批,反而去找两千年前的孔夫子的晦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他们认为,“孔家店”是理学的总后台,拆了总后台,朱熹的前门店自然也会跟着倒塌。
另一方面,直接提打倒理学他们底气不足。
他们否定儒学的缘由,是判定儒学已经腐朽了、僵死了,成为了中国社会拿来西方科学与民主制度的障碍。但是,这种话他们不敢公开说出口,鲁迅高喊打倒“吃人的礼教”,而不像杨庆中先生那样直接说打倒“吃人的理教”,不是笔误,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当时他们不能不顾虑这样两件事实。
一是清末曾国藩、左宗棠等一班理学家,不仅奋起镇压太平天国,中兴了清朝;而且还积极发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他们虽然最终没能挽救清朝的败亡,却足以证明理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相互排斥,理学家并非都是冬烘先生。
二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王阳明的格心派理学发挥了极重大的作用,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日本留学,是亲眼目睹了的。日本人的成功,足以说明,理学既可与科学兼容,也可与现代的政治社会制度相兼容。
因此,民国初期的激进派人士便达成了一种默契,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却不公开点名批判理学。
而且有意思的是,1916年最先在《新青年》上发文提出“打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易白沙先生,本意并非反对儒学。他是湖南人,一个标准的理学信徒,原名易坤,因为崇敬明代大理学家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而改名。就在此文发表数年后,他跑到广东陈献章的家乡,蹈海而自杀。
新中国建立后,理学虽被定位为唯心主义而加以抹黑,却很少被大张旗鼓公开批判。因为假如要公开批判某种学说,就必须研究它,而只要有人肯用心去研究理学,就难免会上朱熹、王阳明的当。所以,对付理学的最高明办法,是先将之歪曲,然后“默杀”之。
事实证明,这种先歪曲后“默杀”的策略极为成功。今年夏天,有人在北京搞了一次不太严谨的小测验,在道旁随机问十个路人,“您知道理学吗?”其中有六个人愕然地摇摇头,有一个反问:“是礼学吗?”只有三个人说知道,其中一个能咕哝出朱熹的名字及“存天理、灭人欲”的话头。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用同样的问题问一些热爱国学的朋友,其中多数人居然不知理学为何物;即便知道者,也是仅仅因为对王阳明的心学感兴趣。他们称王阳明为心学大师,多数都不明了他与理学的渊源。
仔细推究起来,理学现在还能冒几个泡,实在得益于日本的企业界推崇王阳明。中国的企业界人士跟风,觉得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人崇拜的圣贤,自己也该崇拜,所以才兴起了研读《传习录》之风。可是,企业界的那种习读不过是赶时髦,他们难知理学的精髓。
人们习惯于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割裂成两段看,实是上了故意歪曲儒学者的当。
先秦儒学不很完善,也可以说比较原始。儒学讲究内圣外王,先秦儒学着力解决外王问题,内圣部分虽做了不少努力,却没有形成闭环。
宋明理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完善与补充,到朱熹手里,儒学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且将内圣与外王有效贯通了起来。
因此,现代人假如不懂宋明理学,而只读先秦儒家的原典,根本不可能全面领会孔、孟的微言大义,或者说很难读懂。
许多研习者有这样的体验:一本《论语》、《尚书》精读下来,揣摩很长时间,不过得些片言只语的启示,整体上却一片混沌。
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现代人普遍欠缺小学工夫,对古文有些隔膜,且与古人的思维方式不对接;而最重要的是,经书的内容本身有些杂乱,缺乏逻辑性,因此找不到头绪,感觉就像面对一筐散乱的珍珠。
另一个方面,孔、孟、荀当时言及政治及社会礼法制度的言论较多,谈论人生的学问虽然也不少,且基本具备了理论体系的雏形,却仍相当隐晦不明。因此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上,听孔夫子等人站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立场上讲话,难免会被儒家的外壳所眩,而忽略了它内里的真精神,从而满腹疑虑,产生出许多疑问,例如:
1.儒学是从封建宗法社会中来的,现代社会能与之相兼容吗?
2.儒学在现代,能解决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问题吗?
所以,将先秦儒学与理学撕裂开来,只重视先秦儒学,而忽略宋明理学,是我们现代对待儒学的一大误区。没有理学,儒学是原始而残缺不全的。也就是说,理学包含了先秦儒学;而先秦儒学不完全包含理学。
假如我们能客观地看待理学,就会发现理学只不过是在近代遭受了一些小挫折,它根本没有衰落,它其实仍旧生机勃勃。
二
理学在近代受挫,实际上是代人受过。
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朝廷腐败无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些人认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僵腐了所致,其实完全是个误会。
西方人欺负清朝时,清朝已经开国二百年。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在延续二百年后仍健康活泼。清朝经过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经暮气沉沉,百病缠身;即便西方人不来,它也气数将尽,要改朝换代了。这是一个社会自然的盛衰循环规律,非人力所能抵御。
西方人带着工业文明的气息东来,给清朝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因为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及贸易方式,能打破传统的财富增长极限,能疏解清朝社会内部积累起的各种矛盾。假如清廷应对得当,它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跳出盛衰循环律的朝代。
但不幸的是,清朝的皇族是满洲人。西方在将现代化带给中国的同时,也把民族主义带了过来。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它与中国社会各种积累起来的矛盾结合,引燃熊熊大火,使清朝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清朝末年的暮气沉沉,决不能说完全是由于传统文化造成的。清末的理学家们,搞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搞维新变法,积极引进西方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他们尽管没有成功,可何曾消极过?当然,他们的群体中肯定有人因循守旧,但那决非主流。
另外,假如我们将眼光放大,以全球的视野观察西方的霸权扩张过程,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区在应对西方的挑战方面,算是最好的。日本自不必说,中国虽然割地赔款,受了不少委屈,但它与奥斯曼帝国、印度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相比,仍是相当成功的,代价也最小。
再近一步看,在今日全球化的浪潮中,儒家文化区仍是学习西方现代化最为成功的区域。日本、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其成功的背后无不有儒家文化的影子。当然,儒家文化区也有一些国家例外,但那些例外,无不是排斥传统文化所致。
世间的学问知识可归为三类,一是自然科学,二是解决社会问题之学,三是解决人生问题之学。自然科学可以不断进步,社会之学可以与时俱进,但人生之学却亘古难变,因为人的肉体及性灵,从古到今都没有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昌明、社会进步,而古老的宗教仍旧不衰,?因为宗教作为一种人的精神食粮,就像米谷对于人的肉体一样重要。
我们中国社会可以拿来西方的科技,也可以拿来西方的社会制度,但很难拿来西方的人生之学,因为西方的人生之学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之中,我们要想拿人家的人生之学,需要先拿来人家的基督教文化。
有人说当今中国最成功,也最失败。成功之处在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失败之处在于精神空虚,信仰错乱,道德破产。那么,怎么拯救这可能大坏的人心呢?当今无非有三个药方,一是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唯物功利主义那一套,二是拿来基督教文化,三是复兴传统文化。
假如权衡这三个药方,复兴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容易,也是最合适的。
其一,它浸润我们数千年,已沉淀于我们的每个细胞之中了;尽管新文化运动之后,它的株干已被砍伐掉,但它的根须仍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国家近些年能够经济腾飞,它的功绩不容忽视。
其二,它能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统的文明古国,足以说明它有它的伟大价值。
其三,西方文明对进步的狂热追求,明显是反自然律的;中国跟在他们的后边疯狂,早晚会迷失方向。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积极学习西方,还需要超越西方,不盲从西方。
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西方的意志是往前的,所以要戡天役物,发明飞机、大炮,实行民主制度。印度的意志是后退的,努力寻求解脱于轮回。中国的文化是在两者之间,主要关注人间社会的和谐。三大文化主流,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双行的。中国文化太过早熟,年轻时要向前,不走西化的路,将不能在现实世界中立足;但西化到一个地步,就必须转向,因为它不能解决人间社会和谐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但人到最后,必须面对生死的大限,所以需要转向印度文化。(本处关于梁漱溟的观点,引自刘述先先生的《现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说》一文,文字稍有加工。)
在中国恢复儒学,实际上已为大势所趋,其他选择可能都靠不住。
儒学的核心之一,是人生之学,它不是宗教,却胜似宗教,它是一种能够强健人类心灵的智慧。这种人生智慧表现出的精神,构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在农耕社会,可以延伸出一套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外壳,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等;它在工业社会,照样可以延伸出一套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外壳。我们现在看待儒学,决不可让它封建的古老外壳拘了眼睛。
当然,儒学在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不适;但这种不适将是短暂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儒学基本不排斥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制度。
三
读西方的学术著作,大致总能找到它们的思想线索,把握其脉络,甚至能看出一个清晰的思想理论体系;可是读儒家经典,却找不到这种感觉。据此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圣人不善于线性的逻辑化思维,他们受《周易》的影响过重,习惯于用“类比”的风格说话;因此,儒家的思想是散乱的、涩晦的,不可从整体框架处理解,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次序构造。
这种看法纯属一种偏见。
儒学从一开始发展,就有一定的次序与线索,只是因为它过于精深博大,中途遇到困难,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线索隐断,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到宋朝时,儒学发展到了理学阶段,那条中断的线索又被重新寻出,发扬接续,终于在朱熹那里贯通内圣与外王,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这个庞大而细致的儒学思想框架虽然尚不够完善,但它隐然有明晰的逻辑次序;相较而言,它可能比康德、黑格尔等西哲们的思想还易理解。
有一些人虔诚地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报怨说读不懂。我告诉他们读不懂就对了,瞎子摸象怎可知道什么是象?因为读王阳明不能不读陆九渊,读陆九渊不能不读朱熹,读朱熹不能不了解北宋五子,了解北宋五子不能不读孟子,读孟子不能不读《大学》、《中庸》与《论语》。
王阳明处在儒家学术的下游,他的许多话都是针对上游而说的;所以关起门来读《传习录》,读不懂正常,即便宣称自己读懂了,一般也是假懂。
同样,《论语》也是一本被热读的儒家经典。《论语》表面文辞简浅,实则几乎每个字都有深意,所以从中读出点“心灵鸡汤”类的感悟容易,而要读懂其大义则难。
如果单纯读《论语》,只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要想深一步,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当然捷径也有,那便是从理学入手,只要理学熟了,就能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如果再进一步,理学通了,就能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成功,自言回味圣人的言论,与自己的体认无不契合,便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然而,理学本身极其庞杂,一般学习者若想摸到其门径,仍然非常困难。据有人统计说,只朱夫子一人留下的文字,就有数百万言,实在令人望而生畏。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探讨理学源流的方法,用简约的文字,将儒学的理论体系勾勒出来,以便让读者顺着头绪,用最少的时间与精力理解儒学的精髓。
可是鉴于笔者学术功力有限,难免有不严谨及疏漏之处,望中外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