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华南】一个真儒者最适配的气质为何是“温”字?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7-03-22 12: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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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儒者最适配的气质为何是“温”字?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廿四日丁未

          耶稣2017年3月21日


 

【内容提要】

 

《诗》《书》以“温”论德,将“温”作为“德之基”。孔子继承此以“温”论“德”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以自己的德性生命融化物我之距离,以热切的生命力量突破一己之限,贯通、契入仁爱之道,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促进人物之成就。后儒进一步拓展引申,使“温”与仁、元、春相互贯通,由此凸显出“温”之生化品格,从而使其获得深沉的本体论内涵,成为儒者之德的标志。作为在世方式,“温”被理解为气象、德容,同时也是认知的前提与路径,并由此构成了儒者之思想基调与思想之方法、取向与归宿。在此意义上,以“温”在世不仅成为儒者在世之直接可感形态,也构成了儒者区别于释、老之标志性特征。

 

如果选择一个最能体现儒者在世、认知、接人、待物特征的范畴,此非“温”莫属。“温”既是儒者接人待物的伦理态度,也是其认知展开之具体方式,同时也是儒者修行之方向与归宿。“温”并非视觉之所及,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抽象概念。在生理与精神层面,它向触觉、味觉展露,而呈现出一个触之可及、直接可感的生命姿态。塑造、成就温者,释放生命之温,温己而温人、温物、温世,这既是儒者之身家之所在,也是人们对儒者之迫切期待。

 

【正文】

 

一、温之为德

 

“温”本义为“河阳”[1],即有水有阳之所。有阳光与水分之所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既不会太干燥,也不会太潮湿,故古人将之理解为最适宜生命发育生长之所。“阳”可给人暖意,“河(水)”给人润泽,“温”之于人恰如春阳与时雨齐施。或许正基于此,从《诗经》起,人们就开始以“温”论德,如:“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言念君子,温其在邑。”(《秦风·小戎》)“玉”之“温”有热量,可“暖”人身,有润度,可“润”人心。当然,如玉之“温”所散发的是令人舒适的精神热量与精神润度,其指向的是人之心。“终温且惠,淑慎其身。”(《邶风·燕燕》)郑笺云:“温,谓颜色和也。”“温”作为“德容”,指颜色容貌和柔、宽柔、柔顺。值得注意的是,《诗》多将“温”与“恭”并用,如:“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小雅·小宛》)“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小雅·宾之初筵》)“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大雅·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商颂·那》)“温温”乃形容恭人之恭态,主要意思是恭敬、谦顺、柔和,主接受、容纳。姿态谦恭,抑己扬人,给人尊严与信心。恭敬、接受、容纳、顺从他人,他人得到理解、肯定、认同与尊重,即得到温意暖意,持续不断的理解与尊重,则可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温暖。生命信念、价值在暖意中被增强与实现,或基于此,《大雅》遂将“温”作为“德之基”。

 

《书》亦将“温”作为众德之一,如:“直而温”(出现于《虞书·舜典》与《虞书·皋陶谟》),亦有以“温”“恭”并列,如:“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虞书·舜典》)其基本意思是“温和”“和善”,也就是不冷漠、不冷酷。

 

孔子继承了《诗》《书》以“温”论“德”的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温”在《论语》中凡5见,其中出自孔子者2处,出自孔门弟子者3处。出自孔门弟子者,2处是对孔子之描述,1处是对君子的描述——皆可以看作是对“温”德之直接感受。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或训“温”为“敦柔润泽”(《论语正义》),或训“温”为“和厚”(《论语章句集注》)。二者大体揭示出“温”中原初之“阳”与“河(水)”义,即指待人的态度与气度:内在精神和厚、外在德容和柔。相较于《诗经》中主恭敬、谦顺、柔和、接受、容纳的“温”,这里的“温”与“恭”并列,意义更侧重爱护、鼓励,主融合、施与、促进。施与人、事、物以“温”,使人、事、物温起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其在世的基本态度与作为。《论语·乡党》描述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肃曰:“恂恂,温恭之貌。”“温恭”乃是日常生活中孔子容色言动之刻画,因此可视作孔子画像之基本特征。

 

但是,“温”并不是一副先行预制好、随时可挂搭的面具。《述而》描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正义》解释道:“言孔子体貌温和而能严正。”“正”得其“严”即“厉”。“温而厉”即“温”皆得其正也。所谓“严正”,不仅指“温”在量上有差异,也指其表现形态所呈现之多样性。“爱有差等”,“温”亦有差等:“温”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人施与同等的温度,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的人呈现相应的温差。子夏将“温而厉”诠释成“三变”,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望”是拉开距离观看,“即”是近距离接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揭示出君子之人格温度随距离而改变,此正是“温”有差等之表现。但将“温而厉”割裂为对“色”与“言”之感受,似乎未能领会“温”有差等之妙谛。[2]

 

对于他人来说,“温”表现为直接可感受的暖意。对于修德之君子来说,内在德性之培养固然重要,让他人他物直接感受到的颜色容貌之暖意更应该自觉追寻。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思”是自觉追求、努力实现。朱熹说:“色,见于面者。貌,举身而言。”(《论语章句集注》)“色”主要指现于外的面色。如我们所知,“面”是由眼、耳、鼻、口构成的整体,“面色”指呈现于外的整体气质,包含“眼色”“耳色”“鼻色”“口色”。君子所自觉追求与呈现的面色之“温”,乃是眼、耳、鼻、口整体所散发出来的温和的气度。对可感颜色、容貌温度之自觉追寻构成了儒者修德之基本内容,也成为儒者之德的重要标志。

 

“温”不仅是孔子接人之基本态度与气度,同时也是待物之基本态度与方法,包括对待特殊物——“故”:“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从字面看,“故”指旧日所学,具体内容指《诗》《书》《礼》《乐》等经典。在孔子思想世界中,“故”的实质则是以“仁”为根基的道理。在孔子,“故”乃是个体生命“兴”(“兴于诗”)、“立”(“立于礼”)、“成”(“成于乐”)的前提与实质。因此,“故”不仅是“过去”,也可成为活生生的“现在”。不过,“故”到来而成为现在,需要人去化可能为现实,“温”就担当着此转化之责。“温”并非修德者颜色容貌之“温”,而是其精神层面之温——德温,即其心灵中由内而外涌现的热切的关爱、施与、融合。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故”“有”而“不在”,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进入个体心灵,并不为个体心灵所自觉保有,即不为心灵所自觉。个体生命欲禀有已有的道理,需要心灵自觉消除生命与道理之精神隔阂。“温”在这里便被当作消除此精神隔阂,融合、秉承已有道理的理想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温”迎接“故”、融化“故”、契入“故”。已有道理与当下生命之隔阂被消融,个人生命由此突破一己之限,而贯通、契入无限之道理。道理与身为一,从而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

 

在孔子的观念中,能温者并非那些满怀认知热情者,毋宁说,唯有仁德者能温。能温者爱护、鼓励人、事、物,即以“德温”来对待人、事、物。简言之,温故就是仁心呈现,施与、融化、契入生命之根,从而使仁心有了深沉的依靠与厚实的支持。温厚的“仁心”带着深沉的“故”去知,就是以深沉博厚的生命温度去融化、契入万事万物,仁心润泽万事万物,贯通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得仁心温厚之养,如得春阳之泽、春风之抚、春雨之润,生机勃然焕发,生命由此日新。“知新”之“知”指向生命之自觉,其“新”则涉及温德打开的生命新境界,以及由此生命境界展开于事事物物所开显的新天地。德性日厚,境界日新,天地日新,此构成了“师”的内在格调与现实条件。因此,“温故而知新”不仅指儒者一以贯之的“学习”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儒者接人待物的态度、方法,亦是儒者鲜活的在世之态。

 

二、温与仁

 

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生命之温源于“仁心”之呈现,或者说,“温”是“仁”之用,是仁之显现。后世儒者正是立足于这个识见,不断阐发出“温”的深层义蕴。以“温”为“德”,并以此作为儒者在世之基本容态,这个思想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继承并发挥。一方面,继续以“温”来形容有德之颜色、容貌,如:

 

颜色容貌温变也。(《郭店楚墓竹简·五行》)

 

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

 

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礼记·祭义》)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中庸》)

 

以“温”为儒者之“容貌”与“颜色”,从而塑造出儒者即“温者”形象:如春阳与时雨并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庸》重提“温故而知新”,将其自觉纳入德性问学之序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温故”与“尊德性”“敦厚”出于同一序列,表达的是德性的涵养而非单纯的学习,而作为德性的涵养,“温故”则构成了问学——“知新”的根基与前提。

 

另一方面,《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把“温”与“仁”联系起来,如:“仁之思也清,清则□,□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温”是“仁者”之思而带来的结果之一,换言之,“温”乃仁者必然呈现的在世之态。同时,“温”又是通向“仁”的内在环节之一。

 

《荀子》则将“温”视为“仁”的内在特征之一。在比德于玉时,荀子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適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荀子·法行》)在这里,荀子将“温”与“润”并列,已然将“温”中原始兼含“河”与“阳”二义拆分,即有“阳”(温度)而无“河(水)”。尽管玉有诸德,但“温其如玉”却突显的是其最大特征“温”。“温”与“仁”对应,以“温”说玉之德乃基于“仁”在众德之中的根基地位:仁作为德目居众德之首而可含众德,相应,“温”亦可含众德。

 

《礼记·聘义》有类似表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其玉之诸德的表述多有异,但以温润而泽说“仁”,最后取“温”说玉同样突显了“温”与“仁”之间的内在关联。

 

《儒行》则以“温良”为“仁”之本:“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礼记·儒行》)将“温良”当作“仁”之本,而不仅仅作为颜色与容貌之态,从而明确地表达出“温”在众德目之中之根本地位。

 

“温”在众德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同时,“温”之效用也被比附于“天地”之生化。最早提及此层关系的是《左传》:“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温慈惠和”对应“天”之“生殖长育”,隐约以“温”对应“生”,此为后世以“天”之“生”释“温”之先驱。《乡饮酒义》则以“天地温厚之气”即“天地之仁气”,打通了“天地温厚”与“天地之仁”之间的内在关联:“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礼记·乡饮酒义》)温厚之气即仁气,“温”由此通达着天地生化万物之品格。

 

朱熹系统阐发了“温”与“仁”的内在关联。首先,作为德性之“温”并非无根,其本源本体为“仁”,所谓:“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朱子语类》卷六)“仁”为众德之“体”,“温”由“仁”发,乃“仁”之“用”。“仁”之“用”可以为“温”,也可以为“厚”,为“慈爱”,为“义”,为“礼”,为“智”。但“温”最接近“仁”的品格,朱熹从不同的方面申说此意:

 

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朱子语类》卷六)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四时之气,温叙寒热,叙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二十)

 

仁、温、春、元、早间相互贯通,其共同特征是“生”[3],或者说,这些皆是使物生的最适宜条件:既不会过热伤物之生,也不会寒凉而凝固物之生机。由此,由“温”可“识仁”:

 

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六)

 

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蔼乎若春阳之温,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前辈教人求仁,只说是渊深温粹,义理饱足。(《朱子语类》卷六)

 

“温”以显“仁”,从而使“温”拥有可从“温柔”“温和”“温厚”等词语中剥离出来之独立自足的内涵。同样,由于根柢于“仁”,“温”便具有贯通、主导“热”“凉”“寒”的本体地位。换言之,“热”“凉”“寒”皆不过是“温”的不同表现形态[4],如同“仁”之于“义”“礼”“智”[5]。朱熹道

 

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朱子语类》卷六)

 

阳春生育之气贯通、流转于夏秋冬,使物不仅可得“生”,还可得“养”“收”“藏”。无“春”则无夏、秋、冬,无“温”则无热、凉、寒,无“生”则无养、收、藏,此三者义实一。物之“养”“收”“藏”过程之完成乃是“生”之完成,“养”“收”“藏”构成了“生”的内在环节。因此,举“仁”可尽诸德,举“温”亦可赅遍儒者诸德[6]。在此意义上,“温”构成了儒者之为儒者之标志性在世气象。


三、温:儒者在世之态度与方法

 

“温”与仁、春相通,也就是温德与温度相通,用今日语言表述就是道德与自然相通。以温德之温度在世,以此接人应物,“温”构成了儒者在世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他人之心,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事事物物,此乃儒者之为儒者的标志,也是其分内之事。

 

温者首先自身有温度,以此融化自我,使自我温和柔软。温和柔软之我一方面可融化自我设定之界域,以便可以开放自我;另一方面,温和柔软自我可接受、容纳他者,且能对他者之到来作出反应。朱熹曾以顽石与温者对比,他说:“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朱子语类》卷六)顽石之硬心肠一方面自我封闭,无法接纳他者,另一方面,对他者之境遇无动于衷,此即不仁。只有自身有温度,自身温和柔软,才能对他者言行随感随应,此便是“仁”。

 

温者可使自己柔软,也可以其温度融化他者,使他者柔软,从而使彼此融化、契合。“温”不仅体现在与人应和,亦贯穿于与事事物物之交接。朱熹通过对“温故而知新”的阐释精辟发挥此意。

 

“温故”之“温”并非是“再看一次”或“重复地看”,也非“在心上重新记诵”。“温”首先是“带着温度”面对“故”,以自身“温度”去接近“故”。朱熹说:“道理即这一个道理。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但理会得了,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温’字对‘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将去温来又好。”(《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与“冷”相对之“温”是加热,即施加温度于“故”之上。“故”不会如“羹”一样“冷”,但人却会将之变“冷”——因陌生而在人与“故”之间产生坚硬的隔阂与距离。加温是为了融化自身与“故”(道理)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也是为了柔软自身姿态,以便使自身契入“故”之中,得其“滋味”。故横渠谆谆教导曰:“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学。”“温柔”即使自己“温”,使自己“柔”,其实质是“克己”工夫,故“温柔”乃有德之称。

 

生命温度源于温德,或者说,乃心性之德所散发之温度。其温度所融化故学之道理,又反过来敦厚其心性,增进其德性。在此意义上,“温故”即是“存心”,也即是“修温德”,此即儒者所谓“尊德性”:“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温故’,只是存得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个朴实头,亦是‘尊德性’。”(《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燖”即用火加热,“故”是“已知底道理”,即作为精神本原之仁义。将已知底道理涵养于身需要“我”自觉努力存养,使之常在我。我成为仁义之我,其盎然所现,即“温温君子”。我有“温”于身,以“温”暖之、融化之,以使我与“故”相即。我之仁心常在才能保证我常有“温”,道理与我故而相融不离。自觉、主动以仁心亲近、融化、契合仁爱之道理,因契入道理而存得道理,仁德益厚。存得道理,仁德益厚,仁心温润,则所润日新,此即“知新”。朱熹于此确立了“温故”为“大者”,“知新”为“小者”。他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是“知新”的前提。确立“温故”,方可得此“知新”。所求所得为“德之知”(如张载所说“德性之知”),而非独立、纯粹、客观之知。故“知新”即“德”之“知”焕发新光彩。“知”建立在“仁”的根基之上,是“仁”之“知”。仁心与道理相融相通,充满仁爱的精神生命焕然生发,其知觉灵明焕然呈现,在与人与“燖”即用火加热,“故”是“已知底道理”,即作为精神本原之仁义。将已知底道理涵养于身需要“我”自觉努力存养,使之常在我。我成为仁义之我,其盎然所现,即“温温君子”。我有“温”于身,以“温”暖之、融化之,以使我与“故”相即。我之仁心常在才能保证我常有“温”,道理与我故而相融不离。自觉、主动以仁心亲近、融化、契合仁爱之道理,因契入道理而存得道理,仁德益厚。存得道理,仁德益厚,仁心温润,则所润日新,此即“知新”。朱熹于此确立了“温故”为“大者”,“知新”为“小者”。他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是“知新”的前提。确立“温故”,方可得此“知新”。所求所得为“德之知”(如张载所说“德性之知”),而非独立、纯粹、客观之知。故“知新”即“德”之“知”焕发新光彩。“知”建立在“仁”的根基之上,是“仁”之“知”。仁心与道理相融相通,充满仁爱的精神生命焕然生发,其知觉灵明焕然呈现,在与人与物相交过程中益发,通人通物,畅然无间,此谓“知”之“新”。故“知”之所以“新”乃在于仁心常温,感人与人,润物通物。“知新”不仅是“知”(对生命之觉解)之“新”,也含所知为新之意,即以仁心不断温物暖人,人、我、物在仁心之温中被凝聚、融摄,不断构成“新的”有暖意、有意味的生活世界。

 

宋儒阐发仁、温、元、生之间相互贯通的关系,其主旨即要阐明“温”源于“仁”。“仁”必“温”,“温”即“仁”。“仁”为什么发为“温”?“仁者”为什么是“温”的?仁者爱人、爱物,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关爱与鼓励人,护持人、物之生,使其免受伤害。对他者的尊重、关爱与鼓励提供了使其生发的能量与环境,此即“温德”,亦即使人、物生发的能量与环境。如果说,“温度”之“温”是用热量投入,以融化对象,那么“温德”则为投入热情与爱意,以融化对象。融化以融合,热量热情让对象成为与自身一体者,对象凭借我的热量热情而再现再生,我藉新融入的对象而成就自身。“温”并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性概念,而是一个直接可感的触觉概念,所谓“即之也温”。“即”是照面、接触。对自己来说,“温”是柔和善意之释放;对他人来说,“温”以其暖意来融化人与物,完善人与物,当然也是“改变”人与物。

 

“温”首先使自己“柔”,亦可使温之所及者“柔”。对自己来说,“温”而“柔”者避让、退缩,以便在自己的精神空间给予所接触者一个舒适的接受、容纳。对于所照面者来说,“温”使之融化,个人廉方之形体因“温”而熔销,护持自我之界限不刿不割,由此契入“温者”之精神空间。“温”者之精神空间因接受、容纳所温者而愈博愈厚,故温者能柔、能厚、能和[9],被温者亦可柔、可厚、可和。

 

对“温”德的追寻既需要精神上扎根于“仁”,行动上表现“仁”,更需要在四体颜色上释放“仁”,以暖人心,暖世态。因此,在儒家,“温”不仅是在世之态度,也是儒者标志性的气象与德容。作为触觉性精神,“温”展示了直接可感的气度与温度,并在展开过程中成为接人待物的基本方法与认知方式。以温接人,以温待物,此乃儒家之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思想取向。较之佛家以“凉”在世,以“凉”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较之道家以“淡”在世,以“淡”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温”无疑鲜明而深刻地刻画出了儒者直接可感的在世气象。

 

注释

 

[1]如:“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河阳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温”只是诸“阳”之中的一种。或许是其中最适于生命发育生长的一种,后世遂以“温”训“阳”者,如:“阳,温也。”(《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一)如后文所示,“温”遂遗“河(水)”而独以“阳”称。

 

[2]相较而言,《中庸》“温而理”之说更为周全:“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温”主“和”,但其“和”有“节”,此即“温而理”。进一层说,“温”乃是有“故”之“温”,也就是有“礼”(主分)有“乐”(主和)之“温”。“温故者”契入“故”,也就超越了自然温度(如热情)而呈现出合理的张弛节度。

 

[3]以气候之温热凉寒对应四时之春夏秋冬在秦汉典籍中亦有另类表述,如以“温”对应“夏”,此观念见于《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温风始至。”《春秋繁露·王道通》呼应之:“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以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以“夏”为“养”而非“生”,此同于春生夏长表述。

 

[4]如医家说,热乃温之长(温之渐),凉乃温之收,寒乃温之藏。

 

[5]朱熹对此论述道:“仁虽似有刚直意,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来发用时有许多般,须得是非、辞逊、断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旧温和,缘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见有是非、节文、断制,却谓都是仁之本意,则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说仁为春。”(《朱子语类》卷六)在他看来,是非(智)、辞逊(礼)、断制(义)乃仁之发用,亦是仁之完成环节。

 

[6]如朱熹:“问‘夫子温、良、恭、俭、让’。曰:‘此子贡举夫子可亲之一节,温之一事耳。若论全体,须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语类》卷二十二)“温、良、恭、俭、让”皆“温”之“事”,“温”可赅遍“温、良、恭、俭、让”,尽管朱熹在此仅仅论及“温”之“可亲性”。

 

[7]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8页。

 

[8]对儒家末流来说,“温”就成为“热”,即灼伤并改变他人、他物之力量。

 

[9]“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之温柔敦厚,乃以温情而柔、而敦、而厚,儒者则以仁之温,而柔、而敦、而厚。

 

[10]董仲舒曾以“君”为主体讨论“温”的效果,他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德“温”可使众亲之,亦可使众安之,亲安为德“温”之效,此即君效天之温而乐养众。

 

[11]佛家以“苦”为“教”,如“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第一谛,以“灭、道”为解脱之法。按照传统说法,在味为“苦”,在“性”为“凉”。以“苦”立教正是以“凉”示人,以“凉”示物。佛家视“欲念”为“火”,所谓“欲火”是也(《楞严经》卷八:“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以“清凉”降“欲火”,以止定人心、净化人心。

 

[12]道家以恬知,即以淡知。《老子》三十五章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六十三章曰:“味无味。”王弼注曰:“以恬淡为味。”《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可知王弼以恬淡为味得之矣。“淡”即“平”,即“不温不凉”,如王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老子注》三十五章)在道家看来,“温”“凉”皆易加于人、物素朴之性,改变人、物素朴之性,“不温不凉”才能超越对人、物之性的强加与改变。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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