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儒者最适配的气质为何是“温”字？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廿四日丁未

          耶稣2017年3月21日

【内容提要】

《诗》《书》以“温”论德，将“温”作为“德之基”。孔子继承此以“温”论“德”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以自己的德性生命融化物我之距离，以热切的生命力量突破一己之限，贯通、契入仁爱之道，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促进人物之成就。后儒进一步拓展引申，使“温”与仁、元、春相互贯通，由此凸显出“温”之生化品格，从而使其获得深沉的本体论内涵，成为儒者之德的标志。作为在世方式，“温”被理解为气象、德容，同时也是认知的前提与路径，并由此构成了儒者之思想基调与思想之方法、取向与归宿。在此意义上，以“温”在世不仅成为儒者在世之直接可感形态，也构成了儒者区别于释、老之标志性特征。

如果选择一个最能体现儒者在世、认知、接人、待物特征的范畴，此非“温”莫属。“温”既是儒者接人待物的伦理态度，也是其认知展开之具体方式，同时也是儒者修行之方向与归宿。“温”并非视觉之所及，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抽象概念。在生理与精神层面，它向触觉、味觉展露，而呈现出一个触之可及、直接可感的生命姿态。塑造、成就温者，释放生命之温，温己而温人、温物、温世，这既是儒者之身家之所在，也是人们对儒者之迫切期待。

【正文】

一、温之为德

“温”本义为“河阳”[1]，即有水有阳之所。有阳光与水分之所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既不会太干燥，也不会太潮湿，故古人将之理解为最适宜生命发育生长之所。“阳”可给人暖意，“河（水）”给人润泽，“温”之于人恰如春阳与时雨齐施。或许正基于此，从《诗经》起，人们就开始以“温”论德，如：“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言念君子，温其在邑。”（《秦风·小戎》）“玉”之“温”有热量，可“暖”人身，有润度，可“润”人心。当然，如玉之“温”所散发的是令人舒适的精神热量与精神润度，其指向的是人之心。“终温且惠，淑慎其身。”（《邶风·燕燕》）郑笺云：“温，谓颜色和也。”“温”作为“德容”，指颜色容貌和柔、宽柔、柔顺。值得注意的是，《诗》多将“温”与“恭”并用，如：“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小雅·小宛》）“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小雅·宾之初筵》）“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大雅·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商颂·那》）“温温”乃形容恭人之恭态，主要意思是恭敬、谦顺、柔和，主接受、容纳。姿态谦恭，抑己扬人，给人尊严与信心。恭敬、接受、容纳、顺从他人，他人得到理解、肯定、认同与尊重，即得到温意暖意，持续不断的理解与尊重，则可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温暖。生命信念、价值在暖意中被增强与实现，或基于此，《大雅》遂将“温”作为“德之基”。

《书》亦将“温”作为众德之一，如：“直而温”（出现于《虞书·舜典》与《虞书·皋陶谟》），亦有以“温”“恭”并列，如：“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虞书·舜典》）其基本意思是“温和”“和善”，也就是不冷漠、不冷酷。

孔子继承了《诗》《书》以“温”论“德”的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温”在《论语》中凡5见，其中出自孔子者2处，出自孔门弟子者3处。出自孔门弟子者，2处是对孔子之描述，1处是对君子的描述——皆可以看作是对“温”德之直接感受。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或训“温”为“敦柔润泽”（《论语正义》），或训“温”为“和厚”（《论语章句集注》）。二者大体揭示出“温”中原初之“阳”与“河（水）”义，即指待人的态度与气度：内在精神和厚、外在德容和柔。相较于《诗经》中主恭敬、谦顺、柔和、接受、容纳的“温”，这里的“温”与“恭”并列，意义更侧重爱护、鼓励，主融合、施与、促进。施与人、事、物以“温”，使人、事、物温起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其在世的基本态度与作为。《论语·乡党》描述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肃曰：“恂恂，温恭之貌。”“温恭”乃是日常生活中孔子容色言动之刻画，因此可视作孔子画像之基本特征。

但是，“温”并不是一副先行预制好、随时可挂搭的面具。《述而》描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正义》解释道：“言孔子体貌温和而能严正。”“正”得其“严”即“厉”。“温而厉”即“温”皆得其正也。所谓“严正”，不仅指“温”在量上有差异，也指其表现形态所呈现之多样性。“爱有差等”，“温”亦有差等：“温”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人施与同等的温度，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的人呈现相应的温差。子夏将“温而厉”诠释成“三变”，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望”是拉开距离观看，“即”是近距离接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揭示出君子之人格温度随距离而改变，此正是“温”有差等之表现。但将“温而厉”割裂为对“色”与“言”之感受，似乎未能领会“温”有差等之妙谛。[2]

对于他人来说，“温”表现为直接可感受的暖意。对于修德之君子来说，内在德性之培养固然重要，让他人他物直接感受到的颜色容貌之暖意更应该自觉追寻。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思”是自觉追求、努力实现。朱熹说：“色，见于面者。貌，举身而言。”（《论语章句集注》）“色”主要指现于外的面色。如我们所知，“面”是由眼、耳、鼻、口构成的整体，“面色”指呈现于外的整体气质，包含“眼色”“耳色”“鼻色”“口色”。君子所自觉追求与呈现的面色之“温”，乃是眼、耳、鼻、口整体所散发出来的温和的气度。对可感颜色、容貌温度之自觉追寻构成了儒者修德之基本内容，也成为儒者之德的重要标志。

“温”不仅是孔子接人之基本态度与气度，同时也是待物之基本态度与方法，包括对待特殊物——“故”：“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从字面看，“故”指旧日所学，具体内容指《诗》《书》《礼》《乐》等经典。在孔子思想世界中，“故”的实质则是以“仁”为根基的道理。在孔子，“故”乃是个体生命“兴”（“兴于诗”）、“立”（“立于礼”）、“成”（“成于乐”）的前提与实质。因此，“故”不仅是“过去”，也可成为活生生的“现在”。不过，“故”到来而成为现在，需要人去化可能为现实，“温”就担当着此转化之责。“温”并非修德者颜色容貌之“温”，而是其精神层面之温——德温，即其心灵中由内而外涌现的热切的关爱、施与、融合。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故”“有”而“不在”，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进入个体心灵，并不为个体心灵所自觉保有，即不为心灵所自觉。个体生命欲禀有已有的道理，需要心灵自觉消除生命与道理之精神隔阂。“温”在这里便被当作消除此精神隔阂，融合、秉承已有道理的理想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温”迎接“故”、融化“故”、契入“故”。已有道理与当下生命之隔阂被消融，个人生命由此突破一己之限，而贯通、契入无限之道理。道理与身为一，从而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

在孔子的观念中，能温者并非那些满怀认知热情者，毋宁说，唯有仁德者能温。能温者爱护、鼓励人、事、物，即以“德温”来对待人、事、物。简言之，温故就是仁心呈现，施与、融化、契入生命之根，从而使仁心有了深沉的依靠与厚实的支持。温厚的“仁心”带着深沉的“故”去知，就是以深沉博厚的生命温度去融化、契入万事万物，仁心润泽万事万物，贯通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得仁心温厚之养，如得春阳之泽、春风之抚、春雨之润，生机勃然焕发，生命由此日新。“知新”之“知”指向生命之自觉，其“新”则涉及温德打开的生命新境界，以及由此生命境界展开于事事物物所开显的新天地。德性日厚，境界日新，天地日新，此构成了“师”的内在格调与现实条件。因此，“温故而知新”不仅指儒者一以贯之的“学习”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儒者接人待物的态度、方法，亦是儒者鲜活的在世之态。

二、温与仁

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生命之温源于“仁心”之呈现，或者说，“温”是“仁”之用，是仁之显现。后世儒者正是立足于这个识见，不断阐发出“温”的深层义蕴。以“温”为“德”，并以此作为儒者在世之基本容态，这个思想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继承并发挥。一方面，继续以“温”来形容有德之颜色、容貌，如：

颜色容貌温变也。（《郭店楚墓竹简·五行》）

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

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礼记·祭义》）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中庸》）

以“温”为儒者之“容貌”与“颜色”，从而塑造出儒者即“温者”形象：如春阳与时雨并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庸》重提“温故而知新”，将其自觉纳入德性问学之序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温故”与“尊德性”“敦厚”出于同一序列，表达的是德性的涵养而非单纯的学习，而作为德性的涵养，“温故”则构成了问学——“知新”的根基与前提。

另一方面，《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把“温”与“仁”联系起来，如：“仁之思也清，清则□，□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温”是“仁者”之思而带来的结果之一，换言之，“温”乃仁者必然呈现的在世之态。同时，“温”又是通向“仁”的内在环节之一。

《荀子》则将“温”视为“仁”的内在特征之一。在比德于玉时，荀子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適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荀子·法行》）在这里，荀子将“温”与“润”并列，已然将“温”中原始兼含“河”与“阳”二义拆分，即有“阳”（温度）而无“河（水）”。尽管玉有诸德，但“温其如玉”却突显的是其最大特征“温”。“温”与“仁”对应，以“温”说玉之德乃基于“仁”在众德之中的根基地位：仁作为德目居众德之首而可含众德，相应，“温”亦可含众德。

《礼记·聘义》有类似表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其玉之诸德的表述多有异，但以温润而泽说“仁”，最后取“温”说玉同样突显了“温”与“仁”之间的内在关联。

《儒行》则以“温良”为“仁”之本：“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礼记·儒行》）将“温良”当作“仁”之本，而不仅仅作为颜色与容貌之态，从而明确地表达出“温”在众德目之中之根本地位。

“温”在众德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同时，“温”之效用也被比附于“天地”之生化。最早提及此层关系的是《左传》：“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温慈惠和”对应“天”之“生殖长育”，隐约以“温”对应“生”，此为后世以“天”之“生”释“温”之先驱。《乡饮酒义》则以“天地温厚之气”即“天地之仁气”，打通了“天地温厚”与“天地之仁”之间的内在关联：“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礼记·乡饮酒义》）温厚之气即仁气，“温”由此通达着天地生化万物之品格。

朱熹系统阐发了“温”与“仁”的内在关联。首先，作为德性之“温”并非无根，其本源本体为“仁”，所谓：“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朱子语类》卷六）“仁”为众德之“体”，“温”由“仁”发，乃“仁”之“用”。“仁”之“用”可以为“温”，也可以为“厚”，为“慈爱”，为“义”，为“礼”，为“智”。但“温”最接近“仁”的品格，朱熹从不同的方面申说此意：

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朱子语类》卷六）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四时之气，温叙寒热，叙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二十）

仁、温、春、元、早间相互贯通，其共同特征是“生”[3]，或者说，这些皆是使物生的最适宜条件：既不会过热伤物之生，也不会寒凉而凝固物之生机。由此，由“温”可“识仁”：

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六）

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蔼乎若春阳之温，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前辈教人求仁，只说是渊深温粹，义理饱足。（《朱子语类》卷六）

“温”以显“仁”，从而使“温”拥有可从“温柔”“温和”“温厚”等词语中剥离出来之独立自足的内涵。同样，由于根柢于“仁”，“温”便具有贯通、主导“热”“凉”“寒”的本体地位。换言之，“热”“凉”“寒”皆不过是“温”的不同表现形态[4]，如同“仁”之于“义”“礼”“智”[5]。朱熹道

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朱子语类》卷六）

阳春生育之气贯通、流转于夏秋冬，使物不仅可得“生”，还可得“养”“收”“藏”。无“春”则无夏、秋、冬，无“温”则无热、凉、寒，无“生”则无养、收、藏，此三者义实一。物之“养”“收”“藏”过程之完成乃是“生”之完成，“养”“收”“藏”构成了“生”的内在环节。因此，举“仁”可尽诸德，举“温”亦可赅遍儒者诸德[6]。在此意义上，“温”构成了儒者之为儒者之标志性在世气象。

三、温：儒者在世之态度与方法

“温”与仁、春相通，也就是温德与温度相通，用今日语言表述就是道德与自然相通。以温德之温度在世，以此接人应物，“温”构成了儒者在世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他人之心，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事事物物，此乃儒者之为儒者的标志，也是其分内之事。

温者首先自身有温度，以此融化自我，使自我温和柔软。温和柔软之我一方面可融化自我设定之界域，以便可以开放自我；另一方面，温和柔软自我可接受、容纳他者，且能对他者之到来作出反应。朱熹曾以顽石与温者对比，他说：“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朱子语类》卷六）顽石之硬心肠一方面自我封闭，无法接纳他者，另一方面，对他者之境遇无动于衷，此即不仁。只有自身有温度，自身温和柔软，才能对他者言行随感随应，此便是“仁”。

温者可使自己柔软，也可以其温度融化他者，使他者柔软，从而使彼此融化、契合。“温”不仅体现在与人应和，亦贯穿于与事事物物之交接。朱熹通过对“温故而知新”的阐释精辟发挥此意。

“温故”之“温”并非是“再看一次”或“重复地看”，也非“在心上重新记诵”。“温”首先是“带着温度”面对“故”，以自身“温度”去接近“故”。朱熹说：“道理即这一个道理。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但理会得了，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温’字对‘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将去温来又好。”（《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与“冷”相对之“温”是加热，即施加温度于“故”之上。“故”不会如“羹”一样“冷”，但人却会将之变“冷”——因陌生而在人与“故”之间产生坚硬的隔阂与距离。加温是为了融化自身与“故”（道理）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也是为了柔软自身姿态，以便使自身契入“故”之中，得其“滋味”。故横渠谆谆教导曰：“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学。”“温柔”即使自己“温”，使自己“柔”，其实质是“克己”工夫，故“温柔”乃有德之称。

生命温度源于温德，或者说，乃心性之德所散发之温度。其温度所融化故学之道理，又反过来敦厚其心性，增进其德性。在此意义上，“温故”即是“存心”，也即是“修温德”，此即儒者所谓“尊德性”：“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温故’，只是存得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个朴实头，亦是‘尊德性’。”（《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燖”即用火加热，“故”是“已知底道理”，即作为精神本原之仁义。将已知底道理涵养于身需要“我”自觉努力存养，使之常在我。我成为仁义之我，其盎然所现，即“温温君子”。我有“温”于身，以“温”暖之、融化之，以使我与“故”相即。我之仁心常在才能保证我常有“温”，道理与我故而相融不离。自觉、主动以仁心亲近、融化、契合仁爱之道理，因契入道理而存得道理，仁德益厚。存得道理，仁德益厚，仁心温润，则所润日新，此即“知新”。朱熹于此确立了“温故”为“大者”，“知新”为“小者”。他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是“知新”的前提。确立“温故”，方可得此“知新”。所求所得为“德之知”（如张载所说“德性之知”），而非独立、纯粹、客观之知。故“知新”即“德”之“知”焕发新光彩。“知”建立在“仁”的根基之上，是“仁”之“知”。仁心与道理相融相通，充满仁爱的精神生命焕然生发，其知觉灵明焕然呈现，在与人与“燖”即用火加热，“故”是“已知底道理”，即作为精神本原之仁义。将已知底道理涵养于身需要“我”自觉努力存养，使之常在我。我成为仁义之我，其盎然所现，即“温温君子”。我有“温”于身，以“温”暖之、融化之，以使我与“故”相即。我之仁心常在才能保证我常有“温”，道理与我故而相融不离。自觉、主动以仁心亲近、融化、契合仁爱之道理，因契入道理而存得道理，仁德益厚。存得道理，仁德益厚，仁心温润，则所润日新，此即“知新”。朱熹于此确立了“温故”为“大者”，“知新”为“小者”。他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是“知新”的前提。确立“温故”，方可得此“知新”。所求所得为“德之知”（如张载所说“德性之知”），而非独立、纯粹、客观之知。故“知新”即“德”之“知”焕发新光彩。“知”建立在“仁”的根基之上，是“仁”之“知”。仁心与道理相融相通，充满仁爱的精神生命焕然生发，其知觉灵明焕然呈现，在与人与物相交过程中益发，通人通物，畅然无间，此谓“知”之“新”。故“知”之所以“新”乃在于仁心常温，感人与人，润物通物。“知新”不仅是“知”（对生命之觉解）之“新”，也含所知为新之意，即以仁心不断温物暖人，人、我、物在仁心之温中被凝聚、融摄，不断构成“新的”有暖意、有意味的生活世界。

宋儒阐发仁、温、元、生之间相互贯通的关系，其主旨即要阐明“温”源于“仁”。“仁”必“温”，“温”即“仁”。“仁”为什么发为“温”？“仁者”为什么是“温”的？仁者爱人、爱物，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关爱与鼓励人，护持人、物之生，使其免受伤害。对他者的尊重、关爱与鼓励提供了使其生发的能量与环境，此即“温德”，亦即使人、物生发的能量与环境。如果说，“温度”之“温”是用热量投入，以融化对象，那么“温德”则为投入热情与爱意，以融化对象。融化以融合，热量热情让对象成为与自身一体者，对象凭借我的热量热情而再现再生，我藉新融入的对象而成就自身。“温”并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性概念，而是一个直接可感的触觉概念，所谓“即之也温”。“即”是照面、接触。对自己来说，“温”是柔和善意之释放；对他人来说，“温”以其暖意来融化人与物，完善人与物，当然也是“改变”人与物。

“温”首先使自己“柔”，亦可使温之所及者“柔”。对自己来说，“温”而“柔”者避让、退缩，以便在自己的精神空间给予所接触者一个舒适的接受、容纳。对于所照面者来说，“温”使之融化，个人廉方之形体因“温”而熔销，护持自我之界限不刿不割，由此契入“温者”之精神空间。“温”者之精神空间因接受、容纳所温者而愈博愈厚，故温者能柔、能厚、能和[9]，被温者亦可柔、可厚、可和。

对“温”德的追寻既需要精神上扎根于“仁”，行动上表现“仁”，更需要在四体颜色上释放“仁”，以暖人心，暖世态。因此，在儒家，“温”不仅是在世之态度，也是儒者标志性的气象与德容。作为触觉性精神，“温”展示了直接可感的气度与温度，并在展开过程中成为接人待物的基本方法与认知方式。以温接人，以温待物，此乃儒家之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思想取向。较之佛家以“凉”在世，以“凉”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较之道家以“淡”在世，以“淡”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温”无疑鲜明而深刻地刻画出了儒者直接可感的在世气象。

注释

[1]如：“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河阳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温”只是诸“阳”之中的一种。或许是其中最适于生命发育生长的一种，后世遂以“温”训“阳”者，如：“阳，温也。”（《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一）如后文所示，“温”遂遗“河（水）”而独以“阳”称。

[2]相较而言，《中庸》“温而理”之说更为周全：“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温”主“和”，但其“和”有“节”，此即“温而理”。进一层说，“温”乃是有“故”之“温”，也就是有“礼”（主分）有“乐”（主和）之“温”。“温故者”契入“故”，也就超越了自然温度（如热情）而呈现出合理的张弛节度。

[3]以气候之温热凉寒对应四时之春夏秋冬在秦汉典籍中亦有另类表述，如以“温”对应“夏”，此观念见于《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温风始至。”《春秋繁露·王道通》呼应之：“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以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以“夏”为“养”而非“生”，此同于春生夏长表述。

[4]如医家说，热乃温之长（温之渐），凉乃温之收，寒乃温之藏。

[5]朱熹对此论述道：“仁虽似有刚直意，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来发用时有许多般，须得是非、辞逊、断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旧温和，缘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见有是非、节文、断制，却谓都是仁之本意，则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说仁为春。”（《朱子语类》卷六）在他看来，是非（智）、辞逊（礼）、断制（义）乃仁之发用，亦是仁之完成环节。

[6]如朱熹：“问‘夫子温、良、恭、俭、让’。曰：‘此子贡举夫子可亲之一节，温之一事耳。若论全体，须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语类》卷二十二）“温、良、恭、俭、让”皆“温”之“事”，“温”可赅遍“温、良、恭、俭、让”，尽管朱熹在此仅仅论及“温”之“可亲性”。

[7]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8页。

[8]对儒家末流来说，“温”就成为“热”，即灼伤并改变他人、他物之力量。

[9]“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之温柔敦厚，乃以温情而柔、而敦、而厚，儒者则以仁之温，而柔、而敦、而厚。

[10]董仲舒曾以“君”为主体讨论“温”的效果，他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德“温”可使众亲之，亦可使众安之，亲安为德“温”之效，此即君效天之温而乐养众。

[11]佛家以“苦”为“教”，如“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第一谛，以“灭、道”为解脱之法。按照传统说法，在味为“苦”，在“性”为“凉”。以“苦”立教正是以“凉”示人，以“凉”示物。佛家视“欲念”为“火”，所谓“欲火”是也（《楞严经》卷八：“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以“清凉”降“欲火”，以止定人心、净化人心。

[12]道家以恬知，即以淡知。《老子》三十五章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六十三章曰：“味无味。”王弼注曰：“以恬淡为味。”《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可知王弼以恬淡为味得之矣。“淡”即“平”，即“不温不凉”，如王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老子注》三十五章）在道家看来，“温”“凉”皆易加于人、物素朴之性，改变人、物素朴之性，“不温不凉”才能超越对人、物之性的强加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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