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更需要儒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批判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初四日丁巳

           耶稣2017年3月31日

学绝道丧百年之久，儒家刚刚来复，不仅反儒派胡言乱语，尊儒派和一些儒生也常常话不着调，似是而非。一篇署名午元心、题为《盛世尊孔重文：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的尊儒文章，广泛流传，多位儒友转发。其实该文问题不少，兹举数例驳斥之。

一、作者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孔子及与孔子相关人物和典籍归入“六艺略”中，而把孟子、荀子及董仲舒等人及其著作归入“诸子略”中的儒家之中。后世因儒家宗师孔子，就把孔子也归入儒家之中，因此，孔学又被后人称为儒学。一句话：孔学是经学，儒学是子学。”

东海曰：孔子是儒家集大成者和大宗师，儒学以孔学为根本和骨干，两者岂能割裂为子学和经学。《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著录的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典籍，都是儒学经典（小学类所收为文字学、训诂学典籍。）

《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是不对的。扬雄对“诸子”的界定非常正确：“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诸子，是指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孟子作为亚圣，《孟子》一书理当列入经学。另外，董仲舒是一代儒宗和外王学大师，其书《春秋繁露》可列入副经，荀子与儒家“同门而异户”，为儒门外道，可以放在诸子行列。

二、作者说：

“中国近代的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孔子和他倡导的学说，主要是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盛衰交替的乱世，又恰逢西方列强的入侵。”

东海曰：中国近代的衰落，不仅不能归咎儒学，而且恰恰是清朝偏离王道、五四反对儒家所导致。民国至今百年乱象是五四开启的，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关此，我在《春秋精神》一书中有过分析。

三、作者说：

“孔学发展的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一般来说，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孔学往往备受推崇和赞扬，当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时候，孔学则往往受到猛烈的抨击和诋毁。”

东海曰：没错，儒家与中国是血肉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后面的话应该倒过来说：当孔学往往备受推崇和赞扬的时候，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当孔学受到猛烈的抨击和诋毁的时候，政治无道，社会动荡，国家或者分裂，如东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或者恶性统一而迅速陷入战乱，如暴秦。

四、作者说：

“战乱年代，需要以暴制暴，即以战争解决战争，因此，孔学所倡导的孝亲仁爱德治和谐等理念在战争面前就显得不合时宜。孔学是盛世治世之学，不是乱世救世之学，孔学的济世价值需要在和平盛世年代得以体现。”

东海曰：认为儒学只适合盛世不适合乱世，这是对儒学的贬低，也是一大误会。这个误会可谓源远流长。孔孟周游列国寻求不到行道的机会，就是被认为不切实际、不合时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迂远而阔于事情”是梁惠王对孟子的评价，也是当时列国的共识。迂是迂腐，远是疏远，空谈大道理。阔于事情，意谓不合时宜，疏离现实。

其实，不是孟子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而是梁惠王们无道缺德，太小聪明，近视眼，不明中道真谛和仁义真相，丧失了真正强国强民的机会。孟子一再强调仁者无敌，岂欺人哉。当时若有哪个大国能够实践孔孟之道，开展儒家变法，胜负尚难逆料。这是其它六国有效抵抗秦国蚕食鲸吞、阻止暴秦极权式统一的唯一希望。

孔学既是盛世治世之学，更是乱世救世之学，孔学的济世价值，在战乱年代同样得以体现。君不见，汤武、刘邦、刘秀、朱元璋之革命，都属于儒式革命。汤武是孔子追封的儒家圣王，刘秀是儒生出身，刘邦、朱元璋非儒，但领导集团中儒生众多，革命指导思想是儒家的。历史上儒家平叛剿匪、拨乱反正的事例就更多了，曾国藩、王阳明就是典型。

因此，盛世需要儒学，可以让盛世更加昌盛持久；乱世更需要儒学，无论改良更是革命，都有赖于儒学的道德奠基和思想指导。

仁者人之本，儒者人之需。儒学的普适性至高无上，普适于一切人物势力，一切社会和时代，包括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只有儒学，才能培养越来越多的圣贤君子，建设集传统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的与时偕宜的礼乐制度，将人类社会导向“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大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