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语】

近代的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精神空间已大不同于以往。如何在历史记忆和当下实存之间找到一座可以通贯的桥梁，既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传统的儒家思想，又能将其超越时代性的精神价值与现实的生活状态结合起来，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正文】

现代思潮轨迹中的儒学

近代的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精神空间已大不同于以往，其古典形式已难以为继，处在了彻底破解和不断碎片化的过程之中。

长期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叙述和现代研究基本上采用了学科化的切割方式，更多的是材料的分析和“以西释中”式的解读，从而远离了儒学过去所本有的境况。如何在历史记忆和当下实存之间找到一座可以通贯的桥梁，既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传统的儒家思想，又能将其超越时代性的精神价值与现实的生活状态结合起来，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传统的儒学向来是以经典注疏的经学形式为其主要面貌的。而到了现代，这一形式被文史哲等学科系统所取代，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型。清末经学的解体经历了内部形态的变化和外部世界的冲击。内部的调整始于汉学和宋学之争，继之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冲撞，终之于经学同子学内容的相混杂；而来自外部的冲击更是颠覆性的，是整个知识世界图景的根本改变和学术体系的彻底置换。

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观念变革和知识冲兑之后，传统的中国学术变成了现代的学科形式，知识叙述的古典方式也为现代性的研究体系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已没有了往日的神圣性，治儒经如同研究一般典籍一样，并无特别的意义。学界主流多持一种“清理遗产”的心态，致力于古典语文学（philology）的工作，特别看重文献学工夫，在文史领域做得有声有色，而儒家的精神性因素却渐渐地淡出了。如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相接以心”，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从文化精神和思想内涵方面来理解儒家资源，是现代学术学科化转移之后儒学所面临的新问题。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做了哲学性的诠释工作，可以说是创辟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而治的条件底下，用思想阐述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这条哲学诠释之路并不平坦，而是荆棘丛生，充满了思想的历险和精神的颠簸。各种体系、流派和路径都在不停地尝试，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中西融通的实践中突显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新世纪以来人们所普遍关切的问题。而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的“国学热”，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一转型的新思考。

寻求文明之间的对话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输出型”的文明，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光焰万丈，泽被四邻。但近代因国势日蹇，文不在兹，中国文化日渐地边缘化、陌生化，甚至被世人所忘。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但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就连中国人自己也疏远了自己民族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逐步地融入到全球机制当中，中国文化又重为世界所瞩目，全球化也为中国提供了形象展示的新机遇。昔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饱受了欺辱，是不是也要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呢？显然不可行。中国的崛起除了经济上的意义、政治上的意义和国际关系上的意义之外，是否还应该有文化上的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和处理，越来越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内容和当代中国面对世界的重要符码，除了自我的更新和争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之外，理应承担起中国文化走向外部世界的重任，调动起自身的资源，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寻求文明之间的对话，从而促进当今世界各文明共同体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文明对话，既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浪潮、打破系统封闭与自我格限、走向世界的最佳方式与途径，也是深刻自我反省、重新进行“身份建构”、坚固文化本根的大好机缘。正是通过不同渠道之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与交流，新儒家的声音已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的前沿地带，使儒家思想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国际化。

儒学与“中国哲学”

在“哲学”概念和新的哲学范式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思想实体的主流表达形式，先秦有诸子学之名，两汉谓之经学，宋明则称理学，清以朴学显。中古以还，儒、释、道各擅胜场，有所谓“三教”之说，而儒家实居于主干之地位，故又有经学时代内部的种种分法。降及晚清，儒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特别是在新学（西学）的冲击下，原有的经学体系逐渐瓦解，“儒”的身份性和对儒家的认同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正是在原有学术系统裂散、学术身份迷失的境况下，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典范才渐入于中国，演化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发生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

近百年来，对于“中国哲学”的肯定，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态势，除了少数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或者认为中国学术不必称为“哲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已接受了“中国哲学”的说法，且用之习以为常。就学科而言，“中国哲学”是模仿西方体系建构的，直接对应西方的哲学学科，所遵循的也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深受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作为研究科目，它的价值立场是中立的，追求所谓“客观性”，不偏不倚，不带个人信仰之色彩，甚至不涉及现实的人生态度，庶几近乎一种谋生的职业。但从研究的内容来讲，它的材料主要是儒、释、道经典，又很难与西方的体系相对应，在价值观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所谓“民族性”的特征。这样，以知识普遍性为目标的哲学学科和具有显著民族文化特色的儒家学问之间就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缝隙。

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的身份性被反复质询，原因就是研究范式的过分西化和其依傍性，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这种过分“冰冷”的研究，而强调“同情的理解”，试图将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生活实践植入到相关的理论当中去。这样，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究竟若何？如何处理为好，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加以讨论。

儒家思想的现代叙述

与哲学化的儒学相比，作为经学的儒学在新文化体系中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摈弃，现代的经学史研究，只是作为材料之梳理而存在，已经被极度的边缘化。其现代式的研究和表达，基本上与人生观、价值论无涉，不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只是纯粹的所谓“客观知识”的探究而已，这便与经学的本来面貌和固有本质相去甚远。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日渐突显，中西关系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主体性的呼唤，也使得原有的学术临摹方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理解，对传统与现代的重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学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紧张性。古典学的兴起，学科板块的松动与位移，学术眼界以及研究方法的重大变化，都为经学的重新理解和当代解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还原、情景化诠解和整体性把握的要求，也激活了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无限冀希和对经学复兴的期待与想象。

但实际上，传统的经学显然已经走入了历史，不可能再复现，若有所谓经学的复兴，那一定是一种新的形式，或许是新的古典学，或许是与哲学化儒学方式的一种交融模式。自然，不管其发展的前景如何，作为建构经学新形态的一种期望与努力，基础性的工作无疑是要从儒家经典的重新理解与解释入手，全面开展经典释读和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工作，在现代的语境中，为儒家经典的当代理解与合理化叙事创造出可能的途径来。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