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家策论：儒学若成一级学科，如何解决现代性？

作者：舒大刚、刘学智、朱汉民、王钧林、颜炳罡、王瑞来、杨世文、许宁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一日甲子

          耶稣2017年4月7日

【导言】

很难想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议，传统文化又重新回归到中国的话语中心场，尽管很多问题仍未形成基本共识。

回归传统是否就意味着复古？如何厘定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到底该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本土性与世界性、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辩论中，能否有效弥合百年裂痕，“返本”之后，开出新的枝叶？

不管你持有何种立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越来越自觉和主动。而正式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标志性的文件就是2017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的“重点任务”里，引发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不妨再读读《意见》中这段文字：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摘自《意见》第三部分“重点任务”第二条）

上文加粗部分一个关键词——“学科建设”，给当下基本参照西方学科体系布阵的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改革创新现行大学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相关学科？

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包括开办了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高校，就多次呼吁过应该给国学“办户口”、高校应开设“国学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小学校的国学师资、国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应成为一级学科，如是等等。2016年以刘学智、朱汉民、王钧林、舒大刚、颜炳罡为代表的知名学者联合倡议“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还在学界和媒体引发广泛讨论，被评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事件。

只是彼时，两办的《意见》还没有出台。

时隔近一年，2017年3月5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在现代大儒马一浮主持过的“复性书院”，舒大刚教授再次邀集相关学者，研讨儒学学科建设与教材编纂。为尝试构建中国儒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次的中心议题，已由“儒学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递进为“如何建设儒学学科”、“儒学学科如何排课、教材怎么编”。

在获得主办方授权后，凤凰国学特推出深度专题《名家策论：儒学若成一级学科 如何解决现代性？》，择要刊发此次座谈会的核心内容，欢迎学界同仁及广大网友参与讨论。

2017年3月5日下午，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教材编纂座谈会在四川大学文科楼复性书院举行。

【专题一】

儒学可设五个二级学科 教材编纂计划已启动

舒大刚教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儒学学科恢复和重建的意义，我们在去年六月份做了比较多的讨论，后来经过媒体报道，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参与，这其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意见，我们把这些讨论都汇集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会，重点要谈的是如何来建儒学学科，如何体现在教材编撰上面。

这个议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儒学作为一个学科，包括哪些内涵。作为一种学术，它又有怎样的体系。二是作为一个培养人的专业，它需要什么样的教材。

大家都知道，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有体系、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儒学既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统思想和实践伦理，也是具有系统理论、丰富内涵的经典之学、文化之学。我们无论是认识中国，还是研究世界；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服务现实；无论是探讨理论，还是躬行实践，都应高度重视儒学。很高兴，儒学和国学也是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救亡图存的任务很迫切，使得大家对传统学术，尤其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这种反省采取了决绝、抛弃、甚至仇视、污蔑的方式，兴起了“打倒孔家店”“反传统文化”的运动和思潮。尤其是民国初年废除“经学”学科，就使得传统儒学在教育领域整体的被请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这一百多年来，儒学到底有什么，包括哪些内涵，该怎么去培养，怎样来发展，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学重新得到关注，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逐渐兴起，现代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儒学长期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成果，各地区、各学校进行的儒学研究、普及与人才培养，都处于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自发阶段。教授们都是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对学生进行培养，比如说从哲学、从历史、从语言或者从文献入手，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培养，远未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阵地的学术传播，也未形成有系统、有规模、有标准的人才培养。这样一来就难免造成人才培养的散漫性，导致了知识传授的片面性、人才衡量的不规范性。这不仅事关儒学传统的继承问题，更影响了儒学人才培养的质量，最终还必然会影响儒学的现代复兴和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首先就是对儒学的弘扬。那么儒学怎么弘扬？就要从它的学科建设着手，尤其是从它的教材编撰切入。

今天我们讨论儒学学科的建设，就涉及它怎样生根，往何处建，往哪里报户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次讨论的时候大家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认同儒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把儒学一级学科放在现有的十三大学科门类中都不太合适。儒学应该建在新的第十四大门类——国学或者说古典学门类中。如果这个门类不存在，也可以有权宜之计，在哲学、历史学、文学下勉勉强强地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但还是从属于独立门类要好建立一点儿。

在一级学科下面，还涉及到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也就是涉及到它的学科体系的问题。上一次的讨论，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但是没有深入下去。当时大家认为可以在儒学一级学科下面根据孔门“四科”与后世儒学发展的实际，设立几个大的二级学科。包括“经学”（《论语》称“文学”）、“德行”（修身，即《庄子》所谓“内圣”之学）、“政事”（经济之术，即《庄子》“外王”之学）、“义理”（理论、思想）、“辞章与考据”（《论语》称“言语”，修辞、逻辑、论辩，可兼目录、小学、校雠、训诂等）等五个二级学科。

附：儒学二级学科设置表：

“经学”（《论语》称“文学”）

“德行”（修身，即《庄子》所谓“内圣”之学）

“政事”（经济之术，即《庄子》“外王”之学）

“义理”（理论、思想）

“辞章与考据”（《论语》称“言语”，修辞、逻辑、论辩，可兼目录、小学、校雠、训诂等）

那么，围绕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们应该有一系列教材的编撰。编撰全面反映儒学知识体系的系列教材，整个儒学学科各专业在加强“通识教育”（约10余门）的同时，还应该有自己专业的“儒学基础”教材（约有8种）、“经典研读”教材（约21种），这是所有儒学的二级学科都要同时学习的，叫做学科共同课和基础课。我们研究儒学也不是狭隘的排斥其他知识。整个国学门应该有一些通识的课。包括《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概论》《逻辑学概论》《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学》《艺术学》等等，这些作为国学大门类下的通识性课程。

附：“国学门”共同课表：

《人类文明史》

《中国文化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哲学概论》

《逻辑学概论》

《文字音韵训诂》

《文献学》（含目录、版本、校勘等）

《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章学》

《艺术学》等等

就儒学这个一级学科而言，它应该有自己的学科结构和知识点。我们上一次归纳成了八个通论，包括“儒学通论”“儒学通史”“儒经通论”“儒家思想通论”“儒学文献通论”“儒家文化通论”“海外儒学通论”“儒学与当代社会通论”。这八部书可以作为儒学一级学科的八门通识性的课程。前边讲的是整个国学门，国学门下边可以有儒学，也可以有道学，也可以有佛学，甚至还可能有其他的。现在我们要重点抓的是这八个儒学的通论。

附：“儒学”一级学科共同课程表：

“儒学通论”

“儒学通史”

“儒经通论”

“儒家思想通论”

“儒学文献通论”

“儒家文化通论”

“海外儒学通论”

“儒学与当代社会通论”等等

其次，儒学是以经典教育为核心的。《汉书·艺文志》就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所以六经教育应该是儒学教育的根基。我们规划了一套儒家经典的研读。其中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普及型的系列，就是“六书”系列（必选课），包括“孝经研读”“大学研读”“中庸研读”“论语研读”“孟子研读”“荀子研读”。另一个是“十三经”等系列（自由选修），包括《易经研读》《书经研读》《诗经研读》《周礼研读》《仪礼研读》《礼记研读》《大戴礼研读》《春秋三传研读》《孔子集语研读》《子曰辑校研读》（去掉与《论语》《集语》重复部分）《国语研读》《古乐经传研读》《尔雅·说文研读》以及《儒学文选》《出土儒学文献研读》等等。

附：“经典研读”课程表：

“六书”系列（必选课）：

“孝经研读”

“大学研读”

“中庸研读”

“论语研读”

“孟子研读”

“荀子研读”。

“十三经”等系列（自由选修）：

《易经研读》

《书经研读》

《诗经研读》

《周礼研读》

《仪礼研读》

《礼记研读》

《大戴礼研读》

《春秋三传研读》

《孔子集语研读》

《子曰辑校研读》

《国语研读》

《古乐经传研读》

《尔雅·说文研读》

以及《儒学文选》

《出土儒学文献研读》等等。

此外，儒学的内涵比较丰富，除了继承之外还有创新，所以还要涉及到一些专题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种，1.专人研究（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等）。2.经典之外的其他专书研究（如《春秋繁露》《论衡》《白虎通义》《近思录》《传习录》《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黄帝内经》《史通》等）。3.学术流派研究（如齐鲁学、洛学、闽学、关学、蜀学、湘学、浙学等）。4.专题研究（如儒家美学、阐释学、家政学、女学、蒙学、乡村自治等）。这些就属于一些专题性的研究了，由一些老师和专家来深入。

那么，作为儒学学科，我们重点要建设的是儒学通论和经典的导读。五个大的二级学科下面，可能也要设置一些专门的课程。比如“经学”专业下的专业基础课有“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今古文学”“十三经注疏”“清代朴学”。“义理”专业下的专业基础课有“儒家哲学”“儒家信仰”“儒家科学观”“儒家逻辑学”“儒家与诸子”。“德行”专业下的专业基础课有“儒家德教”“儒学伦理”“儒家礼仪”“儒学与修身”“历代家训”。辞章与考据学下的专业基础课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政事”专业下的专业基础课有“儒家政治学”“儒家教化”“儒家社会学”“儒家法哲学”“儒家军事学”。这是二级学科的一个初步的设想。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已经出版了“儒学系列讲义”，我现在手里有的包括赵伯雄先生《春秋经传讲义》、钱逊先生《论语讲义》、陈昇先生《孟子讲义》、陈战国先生《先秦儒学史》、林存光先生《孔子新论》、周桂钿先生《董仲舒研究》六种。据前言介绍，这套讲义还拟出版“中国儒学概论”“经学与玄学”“理学与心学”“中国儒学研究方法论”“荀子”“朱熹”“王阳明”“冯友兰”等书。作为正式打出儒学教材的一个读物，这当然也是一个创举，而且水平也很高。但是如果从儒学学科建设和儒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来看，它还是缺乏系统性。比如说经典，这里边就没有《诗经》《乐经》和《书经》，《礼经》更没有。也就是说从系统性上来说还需要加强。今天再谈儒学学科的建设和儒学教材的编撰就要从儒学本身有什么出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这套书是请的这些大家来写他们研究了什么，而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儒学本身有什么，儒学在今天的重建它需要什么。需要考虑到历史的继承性和当代的创新性。

我们儒学教材计划的实施，第一个要推出来的是“八通”，就是儒学知识的八种通论。“八通”如果编成了，我们用它来培养学生，那他们获得的关于儒学的知识就会比较全面。然后是“经典导读”，如果编成了，那么学生对于儒家经典的了解就比较全面。

我们的教材编撰计划在2016年就已经启动了，今年要完成《儒学通论》《儒学文献概论》《易经研读》《诗经研读》《周礼研读》《仪礼研读》《礼记研读》《古乐经传研读》《春秋三传研读》《孔子集语研读》《子曰辑校研读》《论语研读》《孝经研读》《大学研读》《中庸研读》《孟子研读》《国语研读》《关学概论》《湘学概论》（专题研究）。明年要完成《儒经概论》《儒学通史》《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海外儒学》《儒学与当代社会》《儒家法哲学》《书经研读》《荀子研读》《大戴礼研读》《尔雅说文研读》《出土儒学文献选读》《儒学文选》。争取两到三年内全部完成。

具体方式，我们是双管齐下。一是特别委托，特约一些研究有素的专家来写；另一个就是公开招标，纳入儒学征文奖励计划。特约的专家目前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先生的《儒家哲学》，北京大学干春松先生《儒学概论》（干先生已经把他的一本书传过来），西北大学张茂泽先生《儒家思想》（他出过多种大部头的著作，包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道论》），山东大学颜炳罡先生《儒学与当代社会》（炳罡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是很深的），《儒学文献》则有四川大学师生所编三卷本《儒学文献通论》为基础。经典文献系列，则有吉林大学陈恩林先生《易经研读》和《春秋三传研读》（有关《周易》，他曾经在我们这里讲过几次，已经整理出来发给大家；《春秋三传研读》，他已经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学校讲过多次，包括我在吉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也听他讲过这门课，他是钻研地很深的）、清华大学廖名春先生《荀子导读》（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荀子新探》，他出版过好几本关于荀子的著作）、《论语导读》就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先生来做，《出土儒学文献导读》到时候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因为它的内容太多了，包括廖名春先生、彭华教授，彭教授也有样稿拿出来。还有就是韩国首尔大学郭沂先生的《孔子集语研读》《子曰辑校研读》（去掉与《论语》《集语》重复）两种，他长期从事《孔子集语》的研究，他答应在中华书局原来出版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还有《子曰辑校研读》，这个也是我们儒联和纳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程，他会把里面跟《论语》《集语》重复的部分去掉，做一个新的版本拿进来做教材。专题的地方儒学研究，目前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先生《湘学概论》（已经出了一版，他的计划是再加修订）、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先生《关学概论》（准备在《关学思想史》的基础上来提炼和补充），《蜀学概论》则由川大师生来写。

其他还有我们培养的一批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当初的博士（或博士后）论文从事的就是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当然还得看他们以后完成的情况。我们还是要走儒学征文的公开招标、严格评审的程序。现在的进展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欢迎自由投稿，征文公告出来，也许还会收到很多新的稿件。可能有些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投过来也符合我们的教材，那我们也纳入。

【专题二】

现代学科体系当有儒学一席地 否则真尴尬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舒大刚教授关于儒学教材编撰的报告，我觉得思考得很全面。舒教授思考这个问题很早，时间也很长。关于儒学学科的必要性问题我只说几句，因为我们去年就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当时曾引起了广泛地争论。儒学能否或是否有必要进入当代的学科体系，我感觉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做过一些考证，历史上儒学在传统的学术体系里本来就是学科，从汉代立五经博士的时候就是把它们作为学科来对待的。在中国历史上学科这个概念也是有的，唐长庆二年，曾置“三传科”“三史科”，以后又置五经博士。说明经学在历史上是确实被立为学科的。唐代《皮日休文集》中就有《请孟子为学科书》的专文。后来陆续还有一些人谈过这个问题，如《馀丛考》也提到“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之事。据《赤城志》，有临海人张布，曾以南海第四人登甲科，“居儒学科名之盛，盖自布始。”不过，历史上了也常把“儒学科”与“词学科”“文学科”“史学科”“武学科”“经学科”“兵学科”“历学科”等并举。所以，我们提建立儒学学科是有它的历史根据的。当然，儒学在今天如何转化为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学科，虽然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如何去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儒学作为学科，既有历史的根据，在今天也有它的必要性。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儒学应该有一席之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知识体系，若进不了现代学科体系，是十分尴尬的事。中国历史上主体文献如经史子集，都无不或直接叙述着儒学的内容，或贯穿和体现着儒学的核心价值或价值理想；就其社会影响来说，儒学在汉代及其后多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其知识的系统性而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儒学都有着丰富的论述；同时儒学涉及政治、伦理、哲学、历史、科学等方面，在价值理想、修身原则，治国理念、人格追求、思想方法等方面，都有严整的体系。上述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转换与现代知识体系相衔接，可以以现代学科路径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研究。将其纳入现代学科体系，既有利于儒学适应现代生活，也可以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可以说，儒学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既是儒学在当今发挥其时代价值的需要，也是当代学科发展的需要。

目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儒学作为一门学科，该如何从学科体系上将它落实。这一点大刚教授已经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考虑，就是通过一套儒学教材来把它贯彻下去。舒大刚教授谈到关于儒学教材体系的想法，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我在想，如何把传统经学学科体系转换成当代的学科体系，或者使传统的学科划分与当代的学科体系相衔接？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当然现在也有另一种划分，就是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政治学、儒学史、儒家礼仪、儒家教育学等等，这也是一种划分，这是从当代学术体系上考虑的。还有一些交叉的分法，例如儒学与佛教、儒学与道教、儒学诠释学等。还有从地域方面划分法的，比如湘学、蜀学、关学、洛学、闽学等等。

建构儒学教材体系需区别学术与知识

我在思考，建构儒学教材体系，先要解决儒学学术体系和儒学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儒学学术体系和儒学知识体系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那些如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政治学等等，可能主要是当代人建构起来的儒学学术体系，当然也是一个知识体系。我们要建立的儒学教材体系可能主要是个知识体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舒教授设想的“八通”以及“八通”之外的“经典导读”和“专题研究”，就是把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学科体系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所以我觉得要编的这套教材体系是可行的，但这也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总之，在今天中央公布了“中华文化传承工程意见”的大背景下，编写这套教材，正恰逢其时。我们先做起来，以后可以慢慢来完善，现在要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儒学的问题，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还是要保证质量，因为现在出的此类读物已比较多了。不同于以往的是，我们是在将其纳入到现代儒学学科体系中进行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这个学科体系尚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我们先做起来再说。只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果还要做的话，就一定要做的比前边的更好，当然我们主要是在学科系统化方面去努力。要做好，我们就需要很多时间。我的主张就是我们不要去搞突击，还是要花上几年功夫把它弄得精一些，准一些，使之能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在实际应用中靠得住。

【专题三】

就像辣椒改变川菜 大学设儒学科要回应现代性

朱汉民（湖南大学教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我们去年在这里讨论儒学学科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这门学科的设立有没有必要，它的合理性在哪里？这个事情后来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之后，王钧林教授又约我们在《孔子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大的论争，也成为2016年儒学的十大热点之一。可见这个问题是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它确实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和弘扬儒学的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是教育体制和学科体制方面的问题。

因为要强化传统文化的教育，当然应该在中小学和大学教材里面增加很多相关的内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把儒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纳入到我们的学科体制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引起了那么广泛的关注。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会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也非常赞成舒大刚教授反复提到的，不仅仅是要思考该不该做，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做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儒学学科建设的层面了。

对于学科建设，我们不能等到教育部学位办把儒学学科列进去以后我们再动手，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哪怕暂时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儒学学科不能列入到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里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需要这方面的一系列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儒教文明，或者说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儒学既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那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存在于大学之中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今天来说显得尤为迫切。所以，下一步如何推进教材编纂，实在是我们今后几年要重点做的一件事情。

儒学本来重视知识与教育，关注知识体系的建构。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儒学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孔子开始，许多儒学大家均对儒学的知识体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对儒学应该包含的不同科目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孔子的原始儒学的知识体系、教学实践中，就将学习科目分为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正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儒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不断衍生、开拓、发展出一系列知识学问，使儒学体系更为丰富、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所以，经学时代的汉朝官方和学者将儒学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学，设立博士专门研究。以后，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被分成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而在经、史、子、集的典籍中，儒学其实贯穿在每一个部类之中，体现出儒学的知识分类特点。清代一些儒家学者，又根据儒家学术发展的特点，将儒学分成义理之学、训诂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的“四门之学”。儒学的这些分类，都有一些历史的合理性。

当然，现在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知识与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很难把传统儒学知识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课堂，以为这样就算完成了儒学学科建设的任务。这既不合儒学本身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特点，也不合儒学在现代社会发展转型的要求。我觉得要处理好这一个既非常难但又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必须在继承传统儒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做一些合乎现代学科要求的发展，才能够使儒学成功纳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学科。很多反对者也是从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比如他们会关注：儒学学科与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是否一致？儒学与现代大学学科体制是否重复或者是矛盾？我们要把儒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大学学科的话，就应该回应这些问题，而不能回避。

今天中午吃饭闲聊时，我们谈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辣椒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辣椒传进四川之前有没有川菜？当然有川菜，但是辣椒传进来之后，使我们今天吃的川菜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川菜没有辣椒好像就不是川菜了。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整个教育制度、知识体系、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迁，要建立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儒学知识体系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原封不动地将“四书五经”移入现代大学课堂，显然不合乎今天的学科要求。

我们讨论的这个教材体系，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来设置的，我觉得大体还是不错的。这个儒学的教材体系分三个部分，即“儒学经典导读”、“儒学通论”、“儒学专题研究”。儒家经典代表了儒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价值。“儒学经典导读”将学习儒学必读的儒家经典选出，采用“导读”的形式。所谓导读，就是对原典加上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这一种做法是古已有之，不仅仅是今天的经典教材要给经典作导读。从历史上来看，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四书章句集注》，均是当时的儒家经典导读。朱熹为什么要重新集注《论语》？尽管过去有那么多《论语》的注释本，但是朱熹根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和思想要求，重新集注《论语》。那么今天在21世纪，作为儒学学科建设，做儒家经典的导读，肯定是要带上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理解和思考。特别今天的时代已经进入到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文化视野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来重新导读儒家经典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另外，我们选儒家经典时，也可以突破过去的经典范围。我们并不完全拘泥于过去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的范围，我们可以把那些重要的、对儒学建设有重要贡献的典籍纳入到今天的“儒家经典”的范围。其实，历史上儒家经典的范围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是“六经”，“六经”最初均是官书，记载三代先王治国理政的文献、档案，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书均是诸子、传记。但是，儒家经典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许多早期儒家的子学、传记方面的著作逐渐进入到经典体系中来。特别是到了宋代，所谓的四书就是把原来的子学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上升为经典。我们今天的经典体系可以做出一些拓展，关于经典导读的范围应该是开放式的。譬如，今天我们的“儒学经典导读”，把《荀子》放到经典导读里，我是非常赞同的。以我个人的看法，既然能把《荀子》列进来，那宋学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著述也应该选进来。宋学对后来整个儒学、东亚文明都是很重要的，宋明儒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典籍也应该予以关注。我看至少有两本可以列进来，一部是朱熹的《近思录》，一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两部书基本上代表宋明理学，非常重要。实际上，人们读《近思录》就基本上可以对整个宋儒的原典有基本的了解，读《传习录》就可以对阳明的思想有基本的了解。我认为宋明的儒学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事实上像张载的“民胞物与”、“四为”那些话，证明这些儒家典籍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儒家经典了。

【专题四】

儒学传承比创新更重要 学科与教材要相应

王钧林（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研究》主编）

最近我写了篇小文章，重点是把儒学的发展划分成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承发展，一种是创新发展。我们今天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编撰儒学教材。这应该是属于传承发展的范畴，而不属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应该是指那种有原创性的、重大的见解和重大的思想体系的建立等等。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属于这一类型，我们做的应该是传承发展。

在我看来，对今天而言，传承发展比创新发展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建国以来，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70年代中期的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儒学的传承发展实质上被中断了，变成了绝学。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儒学慢慢走上了复苏之路，还谈不上复兴，只是走上了复苏之路。即便今天我们把儒学设立成了一级学科，它仍然不能恢复到儒学在传统社会的盛况。比如说，在汉代设立五经十四博士之学，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宋明道学或者宋明理学，在那时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远远不是当今一个学科能够比拟的。今天我们即便把儒学设立成一级学科，而现在的学科体系里一级学科有几十个，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也只是这几十个一级学科里的一个，只占几十分之一。儒学所占的比重和自身的地位都和过去的儒学不可相提并论。

舒大刚教授关于编纂这套儒学教材的基本设想，我认为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考虑得很周全，具有可行性。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地方。我觉得儒学教材的编撰和儒学学科的设立应该是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有一个相应的学科体系，然后根据学科体系来编撰教材。如果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学科体系。比如说，设立了儒学一级学科，自然就可以设立儒学的二级学科，要考虑儒学二级学科都有哪些？二级学科下边可不可以设立三级学科？我认为是可以设的。以我刚才讲的汉代的五经十四博士之学为例。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学科的概念，但是，五经的每一经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一级学科，如：诗经学、尚书学、易学、春秋学，等等。五经下边又分了十四博士之学，也就是每一经又分出几家专门之学，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专门之学；《春秋》有穀梁学、公羊学；《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等等。这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二级学科。这还不算完，二级学科之下还有三级学科，春秋公羊学又分出了严、颜两家之学。

我们今天要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就要考虑它下面的二级和三级学科，可以根据二级和三级学科的需要来做儒学教材的编撰。我觉得学科和教材是相应的，我们要把学科体系梳理清楚，建立起来，然后才方便编撰教材。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儒家经典这一块，除了十三经以外，还有《荀子》《国语》《出土文献》等等，在我看来，在这些经典教材之上应该有一个类似于《经学通论》或《经学概念》的教材。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儒学设为一级学科，经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如果它作为一个二级学科，那就需要有一个《经学通论》或者《经学概论》的教材，来对经学做出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概要性的介绍和说明，把经学看作专门的学问，把它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教材，再来考虑五经。儒家经典最重要的就是五经，这五经中随便拿出其中的一经来，它的重要性都比那些新增加的《国语》《荀子》等要大得多，比十三经里的其他经典，像《尔雅》《孝经》，也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五经中的每一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形成为专门之学，有它自己的知识体系。像春秋学在汉代就发展得非常完备，春秋学下面的“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可以独立地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春秋公羊学”。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学者在从事“春秋公羊学”研究。这样看来，在设计的教材体系中，如果把五经和其他的经典并列的话，我觉得无论从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来讲，还是从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来讲，都有点不是太相应。也就是说，五经的重要性和五经作为专门之学的知识体系就凸显不出来。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在编撰教材上应该有所考虑？加大五经的份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材编撰与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相符合，我认为儒学教材编撰应该考虑这一点。

【专题五】

重构儒学学科 到底要培养什么人？

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我觉得儒学学科的设立和儒学教材的编写，要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在现在这种条件下重提儒学成为一级学科？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吗？是现代的学科分类不合理了，你来拾遗补缺？还是说你完全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论证出儒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样一项事业，我觉得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要复古回到前人的那个状态去。传统的所谓的儒家的学科体系，无论叫做道学、经学、或者什么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面对当下的这种现实。以往传统的学科体系已经被人们淡忘冷落，不知道了。而今天是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主宰当代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时代。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构儒学学科，才是我们的挑战所在。用王钧林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创举，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在新的时代下的一种传承性的创新。

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立这个体系时紧紧围绕着培养人才这个中心。舒大刚教授让我谈谈儒学学科建设与儒学人才培养。我说这里边有一个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培养什么人呢？我想了想，我们应该是培养这几方面的人才，一个方面是培养传统文化的人才，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学，尤其是儒学的研究者。再一个就是培养文化的创新者。再一个就是培养儒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者。文化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现在又叫做传承与发展工程。第三个就是培养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躬身实践者、弘扬者、信奉者。我们今天所培养的人，在中国的没有任何高校的任何学科，无论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任何一个也没有研究儒家的学者多。你要翻遍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去看看，研究什么学问的人才最多？研究儒学的人才最多。但你今天的问题是儒家在社会，儒家在民众当中有多少信奉者和躬行者，说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儒学的信徒，还有几人敢说？你可以和佛教，可以和基督教相提并论吗？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就是要培养儒学的躬行者、传承者和信仰者，这也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大家都知道佛学院还在培养着佛教的信徒、居士、高僧大德，每个省都有一个佛学院。山东有位大法师邀我到他的佛学院里去，他要建立佛学院。他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和目标，找新加坡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漂亮。这个和尚说他这一生要在世界上建5个类似这样的佛学院。他说颜老师你来给我当佛学院的执行院长，他去当院长。我说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来当你的院长这还了得。你佛家也不愿意，我儒家也不愿意。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道教有道学院、基督教有神学院，那培养儒家信奉者的学院在哪里？大部分是培养儒学文献的研究者、整理者，职业的学者，我觉得以后的学科应该承担（培养儒家信奉者）这样的使命，这是别的所没有的。

这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培养的问题。

如何培养我觉得就牵涉到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组织管理等方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教材建设的问题，还没有牵涉到师资队伍、组织管理。这个学科怎样来进行运作，怎样进行组织管理的问题还没有牵涉到。学者们勾画出来的教材体系，它是不是合乎二十一世纪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样的教材体系是否合乎儒家学科培养人才的特点？教材设计必须根据要培养的人来进行规划，在我看来，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的。儒家学问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讲究通体达用，如果儒家有体而没有用，就完全变成一个形而上的思辨之学了（这个当然也很可贵，也很有必要）。

儒家非常重要的一课，比如说修身课，要不要？这里面包括非常重要的一块——中国传统家教、家风类的内容，家庭本身就是一座学校，我认为它是需要的。

中国现在社会面对的基层管理，儒家的乡治，从古到今都有，我最近比较关注它，因为我在面对着乡村。我觉得乡治，也就是社会管理这方面的内容也欠缺。我们在用的方面还是要增加一些，可以再继续讨论。儒家还非常强调“知行合一”，我们的教材设计应该让学生学了能用。我记得范仲淹的二儿子叫范纯仁，他说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六经无一字是虚言”，每学一个字，都要落实到身心身行当中去用。他说我这一辈子只懂得两个字，一个是“忠”，一个是“恕”，这两个字我就用它一辈子。所以我们如何落实，把我们的教材内化为学生、培养对象的精神世界和他自己能够躬行实践，能够身体力行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再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是传统的书院模式和现在西方的分科教育的有机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把传统书院的精神、书院的教学模式、书院的导师制度、书院自主讲学的精神等优势有机地发挥出来。我常想孔子那时讲学怎么讲的。如果《庄子·渔父》的记载是真的话，“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是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我们今天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在下面看手机，成了这种状态。学生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就没了。所以儒学教材的设计应该是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主动性，学生学习的探究性，让学生主动地学。老师是引导，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如果我们的儒学学科做的和现在的分类学科是完全一样的话，也就失去了我们应有的一种意义。要把传统的书院模式和现在西方的分科教育实行有机结合。所以，我非常赞成读经典，读原典，经典诵读。我觉得让学生直面圣贤的教诲，比把我们咀嚼过的东西给学生，在学生的大学阶段，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更多地展开和学生的切磋讨论，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培养学生的模式，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儒学学科成立了，大家要看哲学系还要不要开儒家哲学课、中文系还要不要开儒家的人文课，古典文献学系还要不要儒学的文献学，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我们学科设计的一个挑战，如果他们还要开设，和我们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独特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独特的意义在于：现在的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开的儒学课，他们更多地是培养儒学的研究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传承者和信奉者。我们所做的可能就会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一个深的提升。

所以说，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儒学的知行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涉及的内容。当然，我们在设计这些课时，要合乎现代教学的需要。我们要分好哪些课是必修的，哪些课是现选的、哪些课是选修的。我们设计的课程内容很多，这样分好类，才能和现在的分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专题六】

儒学将来肯定会成显学 课程要扩展

王瑞来（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

谈到儒学这个题目，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我给学界的印象是做历史研究和文献学，但是我最早的一篇论文在1979年发表，是关于《诗经》的，在1982年《哲学研究》发表的论文是关于孔子天命观的。直到十年前我还写了《论语开篇发覆》，就是说我一直没有割舍对儒学的情怀。在八十年代，我还给人民出版社写过《中国文化概览》中的经学一章，在《历史教学》上写过一篇《中国经学史漫谈》。如果不是后来转到历史方面研究的话，我恐怕还会在儒学研究领域继续做下去。所以说（对儒学）有一种久别已久的亲切。这是首先要说的一个感想。

另外说一个展望。我觉得儒学在我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成为显学。这个显学和在汉代儒家定于一尊的那种显学不一样。现在是理论空白、信仰缺失的时代。为什么中央两办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而且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就是说，将来指导我们民族、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大概就是儒学。所以我有一个预测：儒学的前景会非常光明。实际上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多民间（力量）、学者的推动和努力有关。

我听了舒大刚教授讲到儒学教材编纂的规划，觉得非常完整，体系严密。这是经过缜密思考的产物。如果实行下来，我觉得会对儒学学科建设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促进的作用。

在技术层面上，我有点想法，就是“八通”怎么避免内容上的重复。比如说儒学经典和儒学文献之间的区别怎么界定？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又如何区别？尽管执笔者不会是一个人，但是容易造成大面积内容在叙述上的重复。如果在规定体例上更严密一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这种状况。“八通”中有一通好像是颜炳罡教授执笔的《儒学与当代社会》，那么我在想，儒学与传统社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题目。

归纳起来，我们的教材一个是儒学本体史，以十三经为主。还有一个就是儒学社会史，就是儒学发生的社会影响。各个经，我们可以做初步的研究，可以做导读。还有，历来（直到二十世纪初）对传统经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对其中经典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导读、介绍？这方面我觉得很有必要。过去有几本书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分量不大却堪称经典。对这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导读？

八十年代我写《中国经学史漫谈》的时候，就谈到过去传统中国人的知识构造。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以十三经为纲，各种知识容纳在十三经中，不像现在学科分类这么多。十三经是纲，然后以各种注疏展开。比如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博物学，从《尔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博物学。古代的中国人是这样学习的，所以我们对传统的解经著作，也要进行导读。当然，这可能是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我们设立儒学学科，对这些也应该适当做一个介绍，不然学生会觉得过于单一。

另外，我们的课程还要进一步扩展，除了先秦儒学，以后儒学的发展，比如二程以来的宋明理学、清儒的汉学、清儒的公羊学等等。这些都应该在我们这个体系中逐步地、细密地纳入。以前我在其他大学讲学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有的模仿《仪礼》，让学生穿上相应的服装做射礼之类的。我觉得将来儒学学科成立之后，这些都可以成为课程的内容。

【专题七】

儒学学科可分三大系统 教材编写要三统一

杨世文（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儒学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如何去建构，它的学术体系怎么去划分？我粗浅的感觉是，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块是儒学理论系统，第二块是儒学历史系统，第三块是儒学文献系统。

我个人感觉这三大板块中每一块都应当有一个通论，也就是三本教材：儒学思想通论，儒学史通论，儒学文献通论，把它这些内容包括进去。当然每一大板块下面可以再分出一些子板块。如儒学理论下面，可以有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人生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及儒家其他理论，等等。儒学历史下面，也可以分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儒学、近现代新儒学等等。儒学文献下面，可以有经学文献、儒家文献、儒史文献，等等。至于其他一些专题，可以写成专著，但是不是都要进入教材体系，这个可以再讨论。总之我觉得教材体系不能太细，过于细化的问题，如人物、学派等，可以作为专题研究。

教材究竟怎样写，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感觉，写教材要照顾到三个统一：首先，研究和普及的统一。就是怎么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普及，其中的分寸需要去好好把握。其次，文献和义理的统一。文献当然是基础，这一点大家都公认。但儒学是一套义理体系，文献和义理怎么去进行结合，也就是知识体系和价值观怎么去统一。如何使一部教材既有思想，又有材料，既不繁芜，又不空疏。教材当然是以传承知识体系为主，但是它还要传承价值观。儒家的价值观，需要通过这个教材传承下去。所以，这个统一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如何才能做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第三，述与作的统一。刚才讲教材和专著不一样，教材首先要传承知识，必须吸收既往的研究成果，所以很多内容可以说是“述”，述往者也。所谓“述”就是要继承前人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对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绩置之不理。另外一个就是“作”，“作”就是个人的见解和学术研究心得，这也是教材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所在。各种教材很多，但要编出特色，编出水平，“作”的环节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把“述”和“作”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应当好好思考的问题。

所以教材的编写，要求是非常高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如果要想编出一本很好的教材，需要下相当大的功夫，还需要有学、有才、有识，三者缺一不可。一个人可能会写专著，而且写得非常好，非常专业，但不一定能够编出一部很好的教材。过去编教材的都是一些大家、名家，所以他们编的教材能够常行不衰，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希望儒学界的硕学大德能够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来，真正编出几本为学界和社会急需的、体例完善、内容精到的优秀儒学教材，这对于儒学学术体系和学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教材绝非小道，而是大功德。教材编得成功不成功，其实关系到儒学学术体系能否建立，儒学学科体系能否成立。需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将这件事真正当成一项大事业来做，而不单单使它成为一个话题，掀起一点波澜，热闹一阵子，时过境迁，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专题八】

儒学学科的讨论 体现大学与学者的文化自觉

许宁（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儒学学科与儒学教材编纂的讨论，体现了我们中国儒学学科的两个层面：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同样还是一个做法。既然是说法，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我个人的体会是这种儒学学科实际上体现了三种自觉。第一个自觉我觉得就是关于文化的自觉，我们两办颁发的实施意见讲到了怎么样去坚守我们中华文化的立场，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表明我们中华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气韵，代表了一种理念、一种价值，是最深刻的精神追求、精神标志。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自觉就体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性。我们一直讲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五千年的文明史应该从人文始祖黄帝开始算起。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产生强烈的自信。

第二，我觉得这种讨论体现了大学的自觉。就是说大学已经不再满足现在这种学科的划分，八九十年代我们探讨素质教育，那么素质教育是针对什么提的呢？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应试教育的划分就是关于教育教学方式的问题了，这种方式到底是灌输式的，还是强调素质的提升。后来我们又改进了，转进到又同时强调通识教育，通识教育针对的是专门、专业的教育，这是从教学内容、知识范围上来划分的，认为（专门、专业的教育）过于偏狭，强调学科的划分，转而强调一种通识。但是我现在觉得还可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讨论，这种讨论同样体现了大学根本上的自觉。我们现在关于儒学的讨论实际上是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儒学——儒者，人也；学者，觉也。我们进行儒学教育的目的是让人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根据，它针对的恰恰是科学教育，这种科学教育就体现在我们不仅仅讲自然科学，而且把哲学社会也称为科学。也就是说，我们把这种知识形态作为对象化的形态来把握，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所以就我觉得我们关于儒学学科的探讨，它的重要意义是体现了大学的自觉。

第三，体现了学者的自觉。我们学者可以公开地、自由地探讨关于儒学学科划分的问题。前几年我们在讨论国学户口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提出儒学学科的呼吁和倡议，体现了我们学术界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自觉的精神。实际上我们学术界不乏这样的一种讨论，从二十一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开始就有这种自觉的体现了。实际上，按照西方的讲法，哲学是爱智慧，既然是爱，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西方表达爱意的方式是在情人的窗下拉小提琴，那能不能据此来判断中国的刘三姐唱山歌就不是表达爱情呢？当然不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强调哲学合法性实际上都是在突出寻找中国哲学、中国话语独特性的表达。所以我们应该寻求中华文化里面关于境界、关于人格、关于气象、关于价值的浑然一体的成德成人，这样的一种自觉的人文探讨。马一浮先生就反对分科，他不愿意去现代大学里面任教，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偏狭之学，他更钟情于书院的教育，认为书院教育中的师生相互促进更适合培养人格的健全，所以用六艺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今天我来到这儿，看到有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的展板，我觉得很亲切。

同样，两办的实施意见也讲到了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觉得这种自觉和自信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自觉的自信就容易走向自大、自恋，只有建立在我们对本民族文化充分的研究基础上，这种自觉才是一种更好的、真正的自信。或者说它才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长久的自信。

我觉得儒学学科建设的讨论是一种说法，同时更为关键的它还是一种做法。通过教材的编写，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关于儒学学科的设想和说法转变为了一种做法。要敢为天下先，要敢于提出我们自己对于儒学学科的划分，通过教材的编写体现出来。

我觉得教材的字数不能太多，太多了容易让人望而生畏。适当地可以采用一点儿插图，尤其一点——我们的教材是针对什么教育层面？第二个建议是，既然从事中国儒学教材的编写，下一步能不能翻译成外文走出去。这点很重要，也是中国学者在海外扩大影响力的表现。那么如果翻译出去了，海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儒学，必然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依据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