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做法与经验

作者：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日

          耶稣2017年4月6日

近日来，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个案子的本身涉及一些复杂的案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我们所关注的是因这件案例所引起的关于道德与法律建设的思考。

新华社2016年12月10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制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如何使法律制度与美德义行相协调，这是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依法治国和道德教育的顺利进行。“辱母杀人案”之所以在社会上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古代中国社会在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方便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地位，社会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都是在孔子“德政”思想指导下总体设计的。概括地说，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含德导、礼齐、法治三个层次。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教育人民，用礼乐约束人民，最后对于大逆不道者则绳之以法。道德通过中性的“礼”和刚性的“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礼者，法治纪纲也”，“礼”是中国的法哲学原理，是建立法律制度的指导者，法律则是保护道德与法律的。

在使用法律进行制裁的时候，要尽量考虑符合礼乐制度，符合人情。《礼记·王制》规定：“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按照人伦礼法的要求，父子之间、君臣之际，所发生的案件处理起来就有所不同，以便达到在社会上宣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的目的。比如在古代，父子之间发生了斗殴、凶杀，处理起来就完全不同。《孝经》规定：“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人看来，父母对于子女有养育之恩，不同于常人，因此凡是侵犯父母的行为，都要格外严惩。《礼记·檀弓上》记载“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也就是说对于臣弑君，子弑父，不问缘由，一率杀无赦。在儒家经典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古代律令，对于不孝狱判罚比之其他案件严厉得多。唐律规定：“诸谋杀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绞。”《元史·刑法志》规定：“诸子孙杀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即使子女、孙子女没有动手，但因父母对子孙不满而自尽，也要处以死刑。清律规定：“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窘迫自尽者，即拟斩决。若无触忤情节，但行为违反教令，以致抱忿轻生自尽，但拟绞侯。”对于那些殴打、辱骂父母、祖父母的人，《唐律·斗讼》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但是反过来，父母对于子女伤害甚至致命者，政府的判罚则要轻微得多。北魏律规定：“父母愤怒以刃器杀子孙者徒五年，殴杀者徒四年。”（《魏书·刑法志》）唐律规定：“故杀子孙，殴杀者徒二年，刃杀者徒二年半。”（《唐律疏议》二十二）这种不对等性是考虑到，父母对于子女、孙子女都是疼爱有加的，既是下手过重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好心。如此在“礼”的指导下建立的法律规定，充分考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亲情，符合人心国情，才是法学家们追求的“良法”，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在历史上长期实行。

关于血亲复仇，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案例。先秦时期，血亲复仇似乎较为普遍，如《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儒家的孝道不仅包括孝养孝敬、承意守志、慎终追远，还包括维护亲人的安全与尊严。进入战国、秦汉时代，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法律开始严格限制血亲复仇。如《法经》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严禁私人复仇。秦末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东汉时期，因为儒术大行，《礼记》的“父仇不共戴天”理念风行天下，血亲复仇屡屡发生，依律应问斩，但执法者往往法外施恩，很少判处复仇者死刑。东汉末年曹操明令禁止私人复仇，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令：“不得复私仇。”唐朝律法宽松，但依然严格限制血亲复仇，父亲祖父被人殴打，子孙还击，对方轻伤以下，无罪；对方重伤，减罪三等；对方死人，仍要处死。后来，柳宗元写了《驳复仇议》，针对一桩复仇案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在维护儒家宗法“血亲复仇”的孝道和国家“杀人者死”的律令之间如何处理？柳宗元认为：“《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如果其父无辜被杀，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不应该复仇，杀人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这就奠定了对于血亲复仇既符合儒家伦理，又符合民心国法的处理原则。宋律基本继承唐律，元朝法律倾向于允许血亲复仇。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父亲祖父被杀，子孙如果当场杀死对方，无罪；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处以杖六十。

但是，今天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少内容是从西方学来的。在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时候，在有些方面我们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与西方国情、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法治的传统，又有罗马帝国“两希文化”合流的背景，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世界法律体系的产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近代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运动，其本来意义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非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因为西方现代化国家政治、法律体系的建构，实际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我国的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其中就包括法律思想。西方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他们把社会设想成一个“生人社会”，“理想”的说法是“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亲情伦理不再法律考虑的范围之内，法官只看重产生的客观影响。

比如上述我们所提到的父子伤害的案例，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都称之为伤害罪，只考虑伤害的严重程度，不考虑受害者和施害人的身份。这在西方是符合基督教伦理的。《圣经》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在西方世界中，对于上帝的爱是最根本的诫命，而对于父母的爱是第二位的，因此西方人亲情淡漠，不把维护孝道当成法律应当保护的重要道德。

2017年03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该文指出：“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我个人认为，在关注法律规则与价值诉求的同时，我们应当更加关注两者的关系，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修法、释法行动，使法律与道德紧密衔接起来，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制度支撑，通过法律来弘扬美德义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