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荀学历史命运的反思

作者：朱叶楠、孔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一日甲子

           耶稣2017年4月7日

荀学在两宋时期受到贬抑既有“情”的因素，也有“理”的因素。“情”的因素主要指荀子对孟学的批评引起了宋儒的反感，进而产生对抗的情绪；“理”的因素主要是指荀子在心性论方面的思想并不能满足宋儒排斥佛老的理论需要。

北宋以降，儒学开始全面复兴的历程，这一思想史进程以理学兴起为主要表征。理学以心性论为理论基石，自命传续孟子性善之学，不满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与韩愈的性三品说，尤其狠批荀子的性恶论，将荀子排除出儒家的道统体系。与两宋时期的扬孟思潮相对应，“抑荀”成了当时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孟荀之辨与孟荀互补

荀子与孟子的学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不仅是因为两者同为儒学、同尊孔子，而且还因为荀学是不同于孟学的儒学基本形态。然而，两者在某些问题上又存在着彼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如孟子倡性善，荀子主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则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等。这种讨论在汉唐时期并不受重视，因为汉唐儒学以经学为主，经典诠释依据在“五经”，而不在子书。而宋学诠释经典则由“五经”变为“四书”，孟学与荀学之间的差异变得十分明显，且较易被扩大化；加之荀子曾对孟子及其学说进行非议与批评，很容易把自己推向孟学的对立面，从而也成为理学家的对立面。故而荀学在两宋时期受到贬抑既有“情”的因素，也有“理”的因素。“情”的因素主要指荀子对孟学的批评引起了宋儒的反感，进而产生对抗的情绪；“理”的因素主要是指荀子在心性论方面的思想并不能满足宋儒排斥佛老的理论需要。

当然，宋儒并非是彻底抛弃了荀子之学：荀子的性恶论被理学家所吸收，于是有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荀子主张的“化性起伪”论与理学家的“变化气质”学说相一致；荀子的“以心治性”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学说也有一致之处。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多出入佛老、泛滥诸经几十年，取佛老之说以为己用，在坚持儒家基本立场的同时融采各家之学，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荀学作为儒学的重要学术派别，其本身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价值也是不可被忽视的。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学与荀学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偏重，但不可能完全排斥其中一种学术形态而独尊另外一种。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宋儒对于荀学的贬抑只有在道统论方面比较彻底，而在心性论、天人观、政治观等领域虽有所批判但仍然借鉴吸收。学术体系的建构，需要对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分析整合、消化吸收，佛老思想可利用，荀学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合外内之道何以可能

宋儒将孟子之学视为儒家正统，以承继孔孟之道为己任。儒学注重个人德性的修养，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荀学也并不例外，主张“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并曾作《修身》篇以阐述之。然孟荀之间的歧异却又十分明显，孟学重反省内求，将善的根源诉诸内在；荀学则主张通过外在礼义师法的教化来改变人的自然本性。两者向善成圣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通向最终目标的进路却是不同。这也造成了后世或偏重内圣、或偏重外王的两种儒学形态的存在。按照儒学的理想状态，内圣乃是外王的根本与依据，外王则是内圣的表现与保障。两宋儒学特别是理学体系庞大，辨析精微。但宋儒的兴趣点始终在内圣方面，对于外王之学则并不十分重视。这与汉唐时期的开疆拓土、建不世之功的政治风格迥然不同，两宋时期在政治、外交上的软弱虽然存在着很多的客观原因，但与学术上的内向性格肯定也有着某些联系。荀学在两宋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在指导思想上是缺位的，由此导致宋儒在政治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不足。理学对于“正心诚意”的强调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强调“格君心之非”而毫无正面的理论建树，则并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庸》提出“合外内之道”的主张，宋儒也多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但历史的事实表明他们在内圣方面做得较为突出，而在外王事功方面则有所欠缺。这难免让人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孟学或者心性之学在发展到极致时能否包容涵盖荀子之学？内圣之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开出外王之学？这些问题其实在两宋时期已经有所反映，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程朱道学与功利学派的辩论与分歧。宋明理学从兴盛到衰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孟学发展到极致，产生了许多流弊，不足以保国安邦、兼济天下。心性之学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是荀学复兴之时，而清代荀学的发展即由此逻辑而展开。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