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校教育繁荣发展原因探析

作者：郭炳洁（洛阳师范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年三月廿四日丁丑

           耶稣2017年4月20日

两汉时期，无论是中央、地方各级官学还是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旨归，其原因主要涉及如下几点。

第一，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

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中央对地方实施有效的管理。首先，国家行政运作中的信息交流通过公文传递实现。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云：“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其次，政府制定了严密繁杂的律令，用以处理国家事务。汉承秦制，有过之无不及。西汉中期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状况。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法典文书是秦汉行政之命脉，要求进入官僚机构的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通过察举孝廉、学校考试等途径选拔人才，熟读儒家经典、精通儒家义理成为所有有志于仕途的人的必然选择。经师夏侯胜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的特征，促使政府制定相应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官学教育应运而生。秦、汉初，国家设置学室，专门培养从事行政的吏员基本文化技能。汉武帝开始设太学，之后各代帝王不断完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其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大量无缘官学的学子投身经师门下，促使私学兴盛。

第二，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汉初，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前191），废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辩论学术，传授各家各派学说的私学也纷纷出现。

独尊儒术后，教育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理念成为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共识。武帝在诏书说：“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元帝诏书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章帝在诏书群儒论学白虎观中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在重教兴学认识的指导下，汉代建立并不断完善官方学校体系的建设。东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人。地方的官学体系以及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平帝时期，“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第三，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为学校教育创造条件。

文字的统一和简化，使得书写更加简便，更容易识读。秦朝统一后，实行“书同文”以小篆作为同一文字。西汉狱史程邈对小篆进行了改进，简化为隶书书写更加方便。

同时，简牍及纸质书写载体的运用使得文化传播更为便捷。早期社会人们的写作与后世相比，更为显著地受制于一些物质条件的制约。殷商时期，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西周时期则是铭刻在青铜器物上。秦汉时期，先是原料成本低、书写方便的简牍是书写载体。王充《论衡·量知篇》说：“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纸张在西汉时已出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成本低廉的书写材料——纸张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如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多用纸张，如《马融与窦伯向书》曰：“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简牍与纸张书，大大改善了文字的传播条件，一方面使书籍的制作更为简单，书籍更容易获得；另一方面也为习字写作带来了方便。这些都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教育向社会下层的普及。

第四，文化传承方式的变化促使学校教育发展。

三代社会，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治理规范相结合，形成礼乐制度，是文化的核心内容。邹昌林指出：“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通过礼仪活动传递经验、知识和信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借助于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文化。文字仅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辅助作用。西周的大学辟雍是政教合一的场所，即是天子祭祀祖先、布政、施教等综合性场所。在开放空间中举行的礼乐仪式能传递给无数的受众，郑玄笺释“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句时曰：“武王于镐京行辟乡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

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科知识的增长。而礼乐文化本身也实现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原来属于天经地义不需要追问理由的仪式和乐舞及所体现尊卑等级的秩序，受到质疑并逐渐被社会生活所抛弃。孔子对凝结在礼乐文化物质、制度里面的意义进行抽象、概括，注重其中所包含的义理内涵，编辑整理六经。制度知识、抽象理论通过文字这一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年轻一代必须首先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一套文字符号系统，然后才能以此为工具比较系统地深入学习。而儒家的义理知识具有的抽象特征也需要经师的阐述和讲解才能为学生所理解，这些都需要在学校这一空间中完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