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经学史的重写问题——以宋代为例”沙龙纪实

整理者：戴晓光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初一日癸未

           耶稣2017年4月26日

2017年4月10下午三点，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十一次“礼学沙龙”在静园二号院一楼会议室如期举行。在本次沙龙活动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教授发表了题为“谈谈中国经学史的重写问题——以宋代为例”的学术报告，并与众多参会学者、师生展开了深入的座谈。沙龙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主持，叶纯芳、刘丰、陈壁生、华喆、冯金红、赵金刚、李霖、陆胤、钟韵等多位老师参加了座谈。“燕园礼学”公众号特推出此次沙龙活动的内容纪实，以飨读者。

主持人吴飞老师

在主持人吴飞教授的介绍之后，讲座正式开始。

在讲座之初，吴国武老师首先指出，经学既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问，又是一门重新兴起的新学问，经学既包括对传统的继承，同时又在面临新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经学史”已经成为当今经学研究亟待讨论的议题。吴国武老师解释了此次讲座的题目和基本意旨：围绕经学的基本理解和经学史的重写问题，通过座谈、探讨的方式，与从事经学研究的众多学者寻求更多的共识。吴国武老师的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由凝聚共识的目的出发，吴国武老师首先阐述、澄清了对“经学”和“经学史”概念本身的理解。讲座的第二个部分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学史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事实上，由经过澄清和严格界定的“经学”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理解20世纪以来各种经学史著述的得失。此后，立足于对经学史发展历程的回顾、把握和判断，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吴国武老师以宋代经学为例，具体探讨了自己对“重写经学史”的五点思考。

吴国武老师

探寻经学史研究的共识：何为经学？何为经学史？

吴国武老师首先结合研究经学的经历，回顾了自己在理解“重写经学史”问题时不断拓展、推进思路的思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经学研究的总结，吴国武老师本人对宋代经学的系统研究，近年来更多经学史著作的出现，以及海峡两岸学者关于经学史问题的交流等等，都成为促使吴老师思考、探讨重写经学史问题的缘起。

在“重写经学史”的问题上探寻共识，离不开对经学和经学史概念的先行澄清。吴国武老师提出，在严格意义上明确“经学”的义涵，再由此指导对“经学史”的理解，将有助于避免经学史写作中的很多误区。那么，应当如何更恰当地理解“经学”的含义呢？

吴国武老师提出，所谓“经学”，应该是对经书文本、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研究。这一界定包括了三个层面。首先是“经书文本”的层面，在经学发展过程中，“经书文本”具体体现为“五经”、“六经”、“九经”乃至“十三经”等结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本经经文之外，早期的传、记文本也已成为“经书文本”的组成部分。在经书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经生儒士不但建立起系统性的理解和讲法，对不同性质的经书内容也进行了具体研究，这些都构成了经学的基础。第二，围绕着经书文本不断衍生出的注疏、解义、论说等新文本，构成了“经解文本”。吴国武老师指出，经解文本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中。例如，与汉唐注疏的经解体系不同，宋儒更新了对经书文本的注释，元明儒又基于宋儒的经解体系形成了新的疏义，后来清儒再次确立了与此前不同的经解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清代的经解体系都构成了不断更新的经解文本。第三，除了经书、经解文本系统之外，对这些经学文本意义的研究，则是经学更为深入的层面。例如，经书经解文本的考据、义理、辞章、经济等多个面向，都能充分展现经学文本的意义问题。

从经学内容的三部分核心含义来看，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本身应当构成经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吴国武老师指出，经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包括历史、思想、应用）等，都必须透过经学文本系统这个基本架构才能获得理解。因此，以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研究为中心，由经学研究所衍生的相关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研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定位。

叶纯芳老师

基于对“经学”概念的澄清，吴国武老师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把握“经学史”概念的问题。正如“经学”的义涵可以划分为文本、意义乃至相关研究等不同层次一样，与此相应，“经学史”也由经书经解文本的流传、围绕经书经解文本形成的思想体系、经学思想与其他领域发生的交叉关联等等不同层面共同构成，这些层面使得经学史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例如，从经书文本演进的角度来看，历代对经书文本的选择具有各自的侧重点，这种侧重包括对不同经书的偏重、对经书中不同内容的偏重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纳入到经学文本的讨论。从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角度来看，历代经学研究中经解文本形成和发展，历代经学家将各自的经学意图贯彻到具体经解中所形成的意义系统，也都是经学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关键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现代学术分科中为“经学史”研究确定位置的问题，恰恰体现了“经学”和“经学史”概念的复杂性。吴国武老师指出，无论是将“经学史”纳入中国史学科下的一种专门史或中国哲学专业下的哲学史，还是归入中国古典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专业下的一类特殊的文献学史，无论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献学史的角度来展开研究，从事经学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共同确立一定的“经学”共识。吴国武老师提出，以这种经学共识为基础，在不同学科下从事经学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与各自所属的不同学科门类之间形成某种“疏离”。原因在于，经学的研究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经学研究本身却更应立足于共同的前提——依照经学本身的应有之义来展开研究。

陈壁生老师

经学史写作的历史与现状

通过澄清经学概念，将经学的核心确立为“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研究，经学史的概念也相应地呈现为从经学文本系统研究这一核心扩展开来的综合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书经解文本、经学思想体系，乃至经学与政治、文教、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交叉渗透所产生的影响，都纳入了经学史的视野。那么，从这种视野来看，应当如何理解、看待以往的经学史著作及其得失呢？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吴国武老师简要回顾了20世纪以来经学史著作的总体情况。

（1）经学史的早期著作

吴国武老师指出，以往学界对经学史写作的历史和现状问题并无太多讨论。在早期关于经学史写作的讨论中，周予同先生在1928年发表的《经学历史》序言提出了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这篇序言中，周予同先生将前人有经学史性质的代表作品归为三类。第一类作品以经师为中心，例如江藩《汉学师承记》、洪亮吉《传经考》、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以及各史的《儒林传》、《儒学传》等。第二类作品以书籍为中心，例如朱彝尊《经义考》、《通志•艺文略》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第三类作品以典章制度为中心，例如顾炎武《石经考》、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通典•选举门》、《文献通考•选举考》等。

吴国武老师指出，周予同先生在这篇序言中已经认为当时尚不存在成熟的经学史，而上述三类作品也仍然只是经学史作品的雏形。总体来说，前人对于如何写作经学史的问题并未提供成熟的学术资源。

早期的经学史著作数量有限，吴国武老师介绍了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以及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

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经学史著作，刊刻于1907年。从内容上看，这部经学史按照历史时段，自春秋到清代划分为十个部分，阐述了由“经学开辟时代”，经过经学的“昌明”、“极盛”时代，直到“积衰”“复盛”时代的总体过程。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架构，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内容比较简略，有些认识不够准确，其中也带有清代经学的时代烙印，尤其是清人关于今古文之争的痕迹。那么，倘若削离这些时代痕迹来看，我们对《经学历史》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将会有不同的理解。吴国武老师同时也指出，《经学历史》应当结合《经学通论》来读，才能更好地理解全书的整体意图。

吴国武老师指出，《经学历史》之后的经学史著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以本田成之和马宗霍的经学史为代表。本田成之发表于1933年的《中国经学史》——原名《支那经学史论》，虽然不是完全成形的经学史，不过作为个人著作，该书的系统性仍然较强。此书对秦汉、后汉、三国、六朝一段，亦即唐代之前的经学历史脉络阐述得非常详细，反映了日本汉学的传统特色。重要的是，按照本田成之对经学的定义，“简单地说，研究记在四书五经里的圣贤之道的，就是经学”。吴老师指出，本田成之的经学定义代表了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理解经学的传统，对后世的经学史写作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马宗霍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中国经学史》代表了早期经学史的第二种类型。从这本书的原名——《历代经学述略》可以看出，这本书也并未具有完全成形的经学史观念。此书的特色在于注重经学传承，综述经学史料，但对经书中具体内容的讨论则相对较少。这种写法对于后世的经学史写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2）20世纪以前的其他经学史著作

除了上述三种早期经学史著作外，20世纪还有一些经学史著作，其中包括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944年），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1962年），何耿镛《经学简史》（1993年）等。这一类经学史著作大多持批判经学的立场，在论述的方向、重心和态度上，大多从经学史以外的角度来看待经学，往往将经学理解为“中国社会封建思想的斗争史”。吴老师指出，严格说来，有些著作只能算作经学批判史。

在这个时段，台湾学者也写作了一系列经学史作品，比如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1988年）。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有不少学者越来越注重经书、经解本身的内容，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作品较多地集中于从传承史的角度写作经学史，对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研究仍然有不足之处。

（3）21世纪以来的经学史著作

吴国武老师首先指出，当前内地的经学研究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的两种转型：一是，经学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经学批判史”到“经学史”的转型；二是，群经研究正在经历从分学科研究到整合型研究的转型。吴国武老师认为，这两种转型都标志着学界在经学研究上形成基本共识的开端。当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诸如传统治学与现代方法之争，学术思想与信仰实践之争。

华喆老师

从著作情况来看，国内近十余年来出现了四种经学史作品。分别是吴雁南等著《中国经学史》（2001年），许道勋、徐洪兴著《中国经学史》（2006年），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本，2003-2009年），以及叶纯芳著《中国经学史大纲》（2016年）。

吴国武老师分别简略介绍了上述几部经学史作品的特色。具体来说，吴雁南等先生的《中国经学史》是一部哲学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相结合的作品，偏重思想史的研究进路，缺乏对经书、经解文本的详细探讨。许道勋、徐洪兴先生的《中国经学史》的特色在于，按照学派的不同将历史上的经学划分为汉学、宋学、清学和晚清四个系统，集中关注了对经学流派的总体概说，属于一部具有经学通论性质的作品，有关经书、经解文本的论述也偏少。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对学界影响较大，该书是一部以经书观念解释为中心的思想史作品，从经学史分期到具体的经学议题等方面都包含着较有特色的讨论，只是对经书经解文本着墨不多。最后，吴国武老师特别提到了叶纯芳老师所著的《中国经学史大纲》。与以往经学史著作相比，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不同于采取思想文化史的思路，这部经学史专注于经书文本，一方面对经书的刊行、流传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同时因为回到了经书文本自身，所以避免了某种当下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左右。吴国武老师同时指出，《中国经学史大纲》一书虽然将经书文本自身作为重点，但是在历代经解及其经学意义等方面还可做出更多的讨论。

在介绍了四部通史类的经学史专著之后，吴国武老师择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的其他几类经学史作品。

首先，在十几部关于单经学的通史专著方面，程元敏先生的《尚书学史》和赵伯雄先生的《春秋学史》较有代表性。程先生的《尚书学史》（迄止唐、五代），特色在于材料丰富，广泛涵盖了五代以前《尚书》学史上的重要学者，只是对于经解文本的意义研究偏少。赵先生的《春秋学史》，特色在于以《春秋》及三传基本问题为中心提出了深入、独到的见解，但对于历代经解的文本研究偏少。

此外，吴国武老师还简要介绍了十来部经学断代史专著的总体情况。其中，焦桂美先生的《南北朝经学史》较有代表性。而在二十多部单经学断代史专著方面，王铁先生的《宋代易学》也是一部水平较高、带有经学史性质的作品。当然，两类专著在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讨论上仍有较大的空间。

关于重写经学史的思考——以宋代经学为例

在回顾20世纪以来经学史写作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经学史著述的进展之后，吴国武老师在讲座第三部分转向了关于如何继续推进经学史写作问题的思考。吴老师指出，随着近些年来内地经学研究的复兴，学者对于重写经学史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关切。事实上，对于各自从事专经研究和经学断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些瓶颈同时也是引起学界共同讨论、凝聚共识的契机。具体说来，重写经学史问题所面临的瓶颈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不同学者对于经学和经学史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学界对经学文献和经学史料的整理仍然比较欠缺，因此回归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也仍然不足；此外，对于经学史的发展线索，学界也有待提出新的意见。面对这些困扰经学史写作的瓶颈，吴国武老师也从个人的研究体会和经验出发，提出了关于经学史写作问题的五点思考。

（1）经学史架构的重新定位

吴国武老师指出，经学史写作的根本在于建立合理、完整的经学史架构。在这个架构中，经书经解文本应当居于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经学史上“经解典范”的形成和发展则应该成为这个架构的关键线索。此外，经学史的架构中还应当融合重要的经学活动、经学家的重要事迹乃至经学著述成书流传过程等其他因素。

刘丰老师

在具体解释上述经学史架构时，吴国武老师表示，将经书文本及其注解作为架构的中心，有助于纠正经学史研究中的诸多误区。比如，一些学者会采用将经书中的某些观念与社会背景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学研究；又如，在研究古代经学家时，有些研究可能不从该学者的系统性专著出发，而是将某些零散论说作为这位学者的学说主体，等等。事实上，在学界以往对宋代经学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便常常采取理学的学术规模，按照理学的学术流派来理解宋代经学。依此类推，有些经学史著作也陷入了以朱子的理学代替其经学的误区。吴老师指出，与上述这些误区相比，经学研究最需要讨论的仍然是经学家对经书文本比较系统、完整的注解，毕竟，这些经书注解才是经学家思考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同时，在把握了经书经解文本的核心之后，也可以兼及子、史、集诸部的经学论说，形成对一位经学家思想的全面理解。

在经过重新定位的经学史架构中，经解典范的形成发展往往是理解经学史的关键线索。吴国武老师仍以自己研究宋代经学的经验为例：在研究朱熹《诗集传》如何成为经解典范的问题时，自己从《诗集传》的体例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发现了宋代经学史中“经解典范”的整体发展过程。吴老师进一步发现，通过勾勒、还原两宋“经解典范”的发展线索，恰恰有助于更具体地把握、印证宋代经学史的整体脉络。

根据吴国武老师的归纳，在宋代经学史上，经解典范的发展可以分作尝试、初定、重塑和再定四个阶段。北宋前期是宋代经解典范的“尝试”阶段。从邢昺的《三经新疏》到胡瑗的《五经口义》，这一阶段的经学虽然有对汉唐注疏之学继承，但以《五经口义》为代表的新“解义”体作品已不再拘泥于旧有的注疏，开创了宋代学术的新风气。此后，王安石所作的《三经新义》形成了对“解义”体经解典范的完善，代表了经解典范的“初定”阶段。两宋之际，众多学者不仅反对王安石《三经新义》的观点，也在经解体式上提出反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以程颐《易传》、胡安国《春秋传》为代表的一批新“传注”体经解挑战着《三经新义》的官学地位。从南宋初年开始，结合汉唐注疏和本朝新解的集解式作品“重塑”着宋代的经解典范。到了南宋中后期，经解典范进入“再定”阶段。朱子的《诗集传》、《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集传”“集注”体经解成为新的经解典范，围绕朱子经解的疏义作品也不断涌现。

吴国武老师指出，从宋代经解典范的上述发展脉络来看，作为经学史架构关键线索的“经解典范”，的确有助于我们更明晰地把握宋代经学发展的内在线索。

吴国武老师

（2）经学史资料的重新勾稽

在吴国武老师看来，经学史资料的整理研究构成了经学史写作的基础，其中，对经学佚著的重新勾稽是经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那么，如何具体理解整理经学佚著对经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呢？通过介绍自己近期的一些研究体会，吴国武老师为整理经学散佚资料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例证。吴老师在对王应麟《困学纪闻》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依照《困学纪闻》对《诗》《书》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的表述，王应麟所理解的宋代经学面貌与后世对宋代经学的把握不尽相同。我们根据王应麟及宋人的阐述可以推知，很多如今已经散佚的著作在宋代的影响非常深。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能更多复原佚著，仅以后世所存的传世著作为基础展开经学研究，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

吴国武老师随后简要介绍了自己所主持的“宋代经学佚著辑考汇释”工作，列入这项计划的宋代散佚经学著作约有250余种，其中包括近50种较为重要的作品。例如，刘牧的《周易注》对于理解宋初易学有很大的意义，范祖禹等人的《五臣解孟子》也对南宋的孟子学发挥了深远影响，等等。总体来说，宋代散佚经学著作的勾稽对于理解宋代经学史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冯金红老师

（3）经学史视野的重新拓展

经学史写作的基础和根本是回到经书经解，但是吴国武老师也表示，回到经书经解不等于仅仅就书论书。以宋代经学为例，经筵东宫讲经、学校科举习经等一系列的制度活动与经书经解本身有非常内在的关系，而不应理解为经书写刻、经解成书的外在背景。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制度活动也可以视为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动态延伸，或者是系统性的经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经学史写作同样不能成为仅仅讨论经学著作的历史，对经学史研究来说，拓展视野非常重要。事实上，从宋代经学的例子中可知，如果不关注经筵讲官制度，我们无法理解宋代经书经解问题的内在成因和影响，这也反映了宋代经学与汉唐经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随后，吴国武老师通过实例阐述了经筵讲官制度与宋代经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吴老师表明，通过列举北宋各朝经筵讲官的人选，可以大体勾勒出北宋经学的主流线索。在梳理北宋历朝经筵讲官的过程中，吴老师也发现，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担任讲官的程颐、范祖禹、吕希哲等人对于南宋经学的发展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具体案例也表明了拓展视野对经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4）经学学术系谱的重新建构

吴国武老师指出，把握学术系谱是经学史写作的关键。在近年来对宋代经学传承的研究中，吴老师认识到，重新整理经学传承的学术系谱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对学术系谱的整理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应综合经学家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要注意到学术、学理上的传承，其中，经说经义的传承脉络尤其重要。例如，吴老师在考察陆九渊弟子袁燮、杨简等人的学术系谱归属时发现，袁燮、杨简在理学中虽然属于心学一脉，但从经学的角度看，袁燮的经解著作与浙东吕祖谦一系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这个例子也表明了把握经学学术系谱的复杂性。

吴国武老师提出，就宋代经学而言，学界通常理解的学术系谱其实未能避免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宋代理学的系谱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学者对宋代经学系谱的把握。在理解宋代经学系谱时，一种较典型的做法是以《伊洛渊源录》和《宋史•道学传》为依据，不少把经学视为理学的学者往往采取了这个视角。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做法是，以《宋元学案》以及《补遗》为中心来理解宋代经学系谱。吴老师指出，一方面，《宋元学案》所勾勒的很多系谱值得采纳。例如，《宋元学案》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伊洛渊源录》《宋史•道学传》偏重程朱、排斥陆九渊等各派的偏颇之处。但是另一方面，沿用《宋元学案》来理解经学系谱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原因是，《宋元学案》的系谱建构本质上仍然是理学系谱的扩展和经学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对经说传承脉络重视不够。

吴国武著《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此后，吴国武老师以东莱吕氏家族的经学传承为例，简要梳理了从吕公著、吕希哲到吕本中、吕祖谦的传承系谱，同时也指出了吕氏经学系谱与“中原文献之传”的关系。这个例子也再次表明了经学系谱对于理解宋代经学史的重要意义。

（5）经学原生议题的重新发掘

吴国武老师指出，把握经学原生议题的问题与“回到经书、经解文本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说经说经义终究是由经书、经解本身反映出来的，那么历代经学史上的很多关键议题也同样来源于经书经解的文本。以皮锡瑞《经学通论》为例，该书虽然也夹杂了晚清经学中的很多因素，但是所讨论的各经中的关键问题，往往都是经学史上的经学原生议题，这些广泛的议题在经学史上也构成了当时经说经义的系统认识。对于重写经学史的工作来说，把握这些原生议题是非常关键的。同时，我们能否在原生议题的基础上继续一些新的开掘呢？吴国武老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学中的一些原生议题并没有完全开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经过更为细致透彻的研究之后，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原生议题有新的理解。可见，经学原生议题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一定开放性。

李霖老师

此后，吴国武老师也借助经学研究的具体实例，描述了经学研究中关于原生议题的一些误解。第一种误解在于，不回到经学的原生议题，而是代之以后人的问题意识。例如，吴老师在对王应麟《困学纪闻》的研究中发现，清代以来的学者对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阎若璩的影响。后世学者往往把“伪《古文尚书》”问题当作宋代尚书学的主要议题，这与阎若璩等人的工作有关，包括阎氏本人在为《困学纪闻》做注时进行的有意引导。事实上，这个议题对于清人固然十分重要，但并非宋人关注的重点。此后，吴老师简要提到了有关经学原生议题的另外两种误解。误解之二在于，不回到经学的原生议题，而是窜入当时其他学问的相关议题，比如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论。误解之三在于，以现代学科的视角来取代经学的原生议题，比如哲学史、考古学进路。吴老师指出，后一种做法尤其容易偏离经学和经学史本身，也是当代经学研究中尤其应该避免的倾向。

在关于经学原生议题的讨论中，吴国武老师举了两个偏离宋人治经旨趣来理解宋代经学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疑经惑传”思潮为主导来理解宋代经学。吴老师指出，“疑经惑传”思潮主要是清儒和近代学者着力建构出来的，在这种建构的影响下，后来的研究者不断把“疑经惑传”思潮的解释向更早或更晚的朝代推进。事实上，虽然“疑经惑传”问题在宋代的确存在，但并不是宋代经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倘若按照“疑经惑传”的眼光来看待宋代诗经学，把当时学者分别划入“尊《序》（《毛诗序》）派”和“反序派”两大阵营，就会产生很多误解和问题，甚至妨碍我们对宋代诗经学主流的认识，妨碍我们对宋代诗经学问题的细致研究。第二个例子也与后世学者在宋代诗经学史中建构出来的流派问题有关。一些学者将陆佃、蔡卞等王安石一派学者的诗经学解释理解为清人所理解的“名物训诂”派，这种理解也不符合王安石新学的学问旨趣。原因在于，王安石及其后学从事“名物训诂”，其实是为了从字义和物性的角度理解《诗经》义理，这种做法不同于清人所理解的考据性质的“名物训诂”。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回到经学原生议题的重要意义。

在讲座的最后，吴国武老师简要总结了此次讲座的基本主旨——讲座的首要目的是希望凝聚更多共识，也欢迎学者对自己的理解提出批评。吴老师再次强调，传统经学的研究先要回到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上来，这是着眼于经学本身来从事经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就经学史写作而言，经学原生议题的发掘和经学史资料的钩稽是基石，经学史视野的拓展和经学学术系谱的重建是关键，经学史架构的正确定位则是主干。

最后，吴国武老师再次回应了讲座之初的主题——经学是古老的传统学问，也是一门重新兴起的新学问。经学史与经学文献、经学思想等内容则是这门重新兴起的新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期待更多的学人参与到这门历久弥新的学问中来。

赵金刚老师

吴飞教授对此次讲座做了简短的点评，吴飞老师指出，吴国武老师的讲座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在经学史研究问题上提出了很多丰富的视角，而且在很多问题上的论述都为我们今后的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生长点。

在讲座之后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与吴国武老师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陈壁生老师指出，吴国武老师以“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定为“经学”这一概念，因而实现了这一概念的广泛包容性。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从现代学术观念出发来讨论经书的作品，是否会因为这种包容性而纳入经学范畴？例如，在文学学科中把《关雎》解读为爱情诗或迎亲诗，是否仍然可以纳入“经学”的范围？如果可以的话，将会对经学史写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吴国武老师在回应中提出，自己用“经书、经解文本及其意义”的说法来概括经学，关键目的并不是实现经学定义的包容性。“经书、经解”这种限定所强调的首先是回到“经”本身，同时值得强调的还有回到经学自身的系统源流。这两个方面都旨在侧重对经书文本的系统性理解——经书本身有其固有特征，而传统经解也必定是一套具有内在特点的经学意义系统。那么，如果背离了这套系统去讨论经书，就已不再是经学，而只是现代学科视野下所谓的“语料”、“史料”或纯“文本”。吴老师因此也赞同陈壁生老师的看法——完全使用现代学术方法所做的经学研究，往往容易脱离经学的原生议题。

赵金刚老师以宋代经学为例，着眼于经学史写作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应当以经学学者还是以著作为核心来写作经学史？第二，由于宋代经学与理学有相当程度的交叉，那么，就宋代经学史的写作而言，应当如何看待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

吴国武老师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以著作为纲来写作经学史更为可取。原因在于，以经学著作为纲，能够更好地突显经解典范的形成发展脉络。少数学者（例如郑玄、朱熹）有若干著作成为经学典范作品，那么，对这些学者也应当有特殊的写法。但是，除了这些特例之外，经学史上的多数学者大都专治一两部经，或以一两部经解著称。这些学者基本会在所治经典的学问系统内部来考虑问题。例如，程颐唯一完整的经学著作是《伊川易传》，其治经的系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易学研究中，因此将他放在宋代易学部分来讨论就有其道理；至于程颐在《春秋》学方面的思考，则可以纳入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所形成的经解典范框架中来讨论。第二，对于在经学史写作中如何把握经学与理学视角的关系及异同的问题，吴国武老师提出，宋代的经学与理学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交叉，而区分二者差别的关键在于，经学部分必须是在注经的传统中、以经解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位学者的学说如果并不是以经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不能理解为面向经学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应当以经解及其学说为核心来把握宋代经学史。比如，我们不能把《近思录》这类重要的理学作品当作经学著作，因为《近思录》所涉及的问题及其问题框架都不是经学内部的问题。而编者之一的吕祖谦所编撰的多部经解，其经说应当归入经学内部的问题；所留下的多种讲义语录，又涉及不少理学问题。可惜的是，兼具经学家和理学家双重身份的吕祖谦，在传统理学的框架中没能得到充分重视。

陆胤老师

刘丰老师指出，关于宋代的学术谱系，理学和中国哲学学科各自都提出了一些较为成熟、明确的谱系划分，例如理学中著名的“濂洛关闽”的学派分类等等。但是从自己研究宋代礼学的经验来看，从经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的经学谱系仍然存在不少疑难之处，也希望了解、借鉴吴国武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

吴国武老师认为，如何梳理宋代经学家的谱系问题也是自己面临的难点之一。按照自己目前的理解，宋代的理学谱系与经学谱系首先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周敦颐在理学系谱中虽然地位很高，但就经学来看，周敦颐则不能列入北宋经学的主干脉络。而程颐的经学则已进入宋代经学的主流，判断依据在于，程颐曾在元祐年间担任经筵讲官，与元祐年间的经学大家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根据吴老师已有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司马光、范祖禹一系和吕公著、吕希哲一系，乃是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之外的经学主线。吴国武老师也指出，对于宋代经学谱系如何划分的讨论仍然是开放的，不过，学界首先应该做的是还原不同时代经学的本原面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会发现，很多经学问题在原本的经学领域中重要程度，会与学界过去所想像的情况很不同。

叶纯芳老师提出，自己非常认同吴国武老师关于经学和经学史的总体看法，并分享了自己在经学史教学和写作过程中的体会。叶老师强调，经学研究一定要深入到各个经书的内容本身，也需要基于经学家的具体解经著作来把握其思想，倘若仅仅通过阅读其文集等外在方式，我们其实无法真正了解一位经学家的思想。叶老师提出，自己在课堂上回答“经学研究如果入手”的问题时始终强调，从《五经正义》开始乃是入手经学研究的真正途径。倘若对《五经正义》不熟悉，往往很难知道一部相关经学著作究竟在讨论什么问题。此后，叶老师也讨论了历代的解经方法问题对把握经学史的关键意义。

钟韵老师

李霖老师结合古典文献学的学科背景，赞同吴国武老师关于凝聚经学史共识的很多深入思考。李霖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倘若以中国古代史的写作为例，尽管古代史可以包罗万象，但以政治史为主线，一直是通史著作的共识——与此相应，在具体的经学史写作中，应当以什么作为主线？又如何处理“一经”与“群经”之间的关系问题？

吴国武老师提出，按照自己对宋代经学史的写作设想，自己将试图以“经解典范”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描述宋代经学的一条主线。进一步说，不仅应当考虑有哪些作品构成了一段时期内的经解典范，还应注意考察经解典范形成过程中包含着哪些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一部经学史不应该成为不同“单经”的经学史的集合，也不是若干经学家的集合。当然，也可以像皮锡瑞一样，既有《经学历史》也有《经学通论》，在单经学史上的某些问题不一定纳入更宏观的经学通史中讨论，而是在经学通论性质的作品中来阐述。

陆胤老师指出，吴国武老师提出的“原生议题”的表述很有启发性，按照这个概念，原生议题可以与每个朝代和时段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意识形成对照。不过，原生议题能否与每个时代的经学问题意识完全分开？经学原生议题是否可能恰恰是在历代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建构、积累起来的？陆胤老师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宋代为例，一位宋代学者是否会有意识地区分自己的哪些作品属于理学，哪些属于经学？

吴国武老师仍以宋代为例，解释了自己提出“原生议题”这一视角的用意。从后人对宋代经学的认识来看，元、明学者与清代学者对宋代经学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不从后人的视角来看宋代经学，那么宋代经解本身的议题是什么？经学的“原生议题”所指的恰恰是一代经学中的主流方向。如果用宋代经学中“原生议题”的标准看待后世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元、明学者对宋儒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基于理学的传承，并以理学解释作为标准，对此前流传的经学内容进行了“裁剪”。这就导致一些原本属于经学主流脉络的内容在后世受到忽略。在这个意义上，凭借辨识“原生议题”的问题意识，也有可能逐层地梳理出各个时期经学的本原形态和主要议题。

关于“经学与理学”的问题，吴老师指出，我们对宋代很多经解的整理和研究仍然很不充分，这也是学界对“从经学还是理学角度理解宋代学术”这个问题很难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以“元祐学术”的兴起和朱子的经学为例，吴国武老师提出，在后人看来创建了“理学谱系”的宋儒未必把自己首先定位为理学家。例如，“伊川之学”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一部分，而且也与许多经学家试图以新的经解典范取代王安石《三经新义》的内在要求有关。朱子的教学和著述活动也都表明，朱子本人作为“经学家”的身份要优先于“理学家”身份。朱子不仅始终将《五经》作为教学和著述的基础，而且，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讲，朱子从未尝试用《四书》来取代《五经》的经典地位，只是将前者视为理解后者的阶梯。吴国武老师指出，很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南宋开始以《四书》替代《五经》，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到了元明才出现了《四书》优先于《五经》的明确意识。

在吴国武老师与各位学者的广泛交流、讨论之后，本次礼学沙龙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