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府给官员分配住房吗？——宋朝公务员制度之三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初八日庚寅

          耶稣2017年5月3日     

许多国家都实行高官住房制度——官邸制，我们耳熟能详的“白宫”即为美国总统官邸，“唐宁街10号”为英国首相官邸，“爱丽舍宫”为法国总统官邸。国外官邸制虽有千差万别，但总的原则却是一致的：一、国家只为少数高级别的官僚提供官邸；二、官员对官邸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任期内入住，卸任后搬出；三、官邸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

按照这三条标准，中国古代也推行类似的官邸制，尤以唐宋时期为典型。

秦汉时，国家实行的是“名田宅”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给不同等级的住宅，很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

唐代之后，国家不再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赐田宅”，而慢慢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套系统：在地方一级，州衙与县衙通常都划分为办公区（外衙）与生活居（内衙），地方官员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内衙。

而在京师，中央政府则只向高级别的少数高官提供官邸，多数官员是住不了官邸的，如当过礼部主客郎中的白居易就没有资格入住官邸，只好写了一首《卜居》的诗发牢骚：“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大诗人游宦京都二十年，官至礼部主客郎中，相当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司长，却连一套住房也混不到。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还是中央高级官僚的官邸，所有权都归国家，官员只能在任期内获得居住权，离任则必须搬走。唐玄宗时，宰相李日知提出辞职，获朝廷批准，“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即回官邸收拾了一番，准备搬出来。李日知辞职前并未与妻子商量，所以妻子很吃惊，骂他：“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

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仁宗朝的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韩琦所言，绝非夸大。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调到京师任职，租住的是破旧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他只好像唐朝的白居易那样写诗谴怀：“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

连宰相都是租房居住，有朱熹的话为证：“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真宗朝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职务）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当然，在京城租房子还是挺方便的，北宋汴京的租赁市场非常发达，除了有大量民宅出租，也可以租住公屋。宋政府建有一批公租房，并设立一个叫做“楼店务”（类似于房管局）的机构进行管理，官民均可向“楼店务”申请租房。那租金呢？自掏腰包，以致有一位叫做章伯镇的北宋京官发牢骚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高官无专门的官邸，各自租房居住，虽然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但也会给政府带来某些不便，宋笔记《石林诗话》说，“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又多漏泄。”意思是说，宰相僦舍而居，有时下班之后，宰相回家了，却有紧急的文件需要宰相审阅、批示，那只能由“省吏”送到宰相私第呈押，这样既耽搁了事情，也容易漏泄机密。

因此，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便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诏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始迁也，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以上皆预。”这批官邸，民间称为“八位”，大概是有八套的意思吧。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有资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他们只是在任职之内有权居住于官邸，离任即必须搬出，南宋咸淳年间，宰相马廷鸾因为有“翻胃之疾”（呕血），上书请辞。尽管当时病情很重，无法长途跋涉回乡，但他辞职后还是立即从官邸中搬走，“遂出寓于六和塔”，在六和塔租房居住养病。

至于部长以下的官员，是不安排官邸的，还得“僦舍而居”。当然，如果有钱，也可以自己购置住宅，不过宋朝官员俸禄虽高，但京师寸土寸金，宋人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许多官员在京城是买不起房子的，当过宰相的寇准，“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为官四十年，居然也未能在京师置产，入京觐见皇帝时，只能在寺院寄宿或者租住民居。即便官员有钱购房，宋政府对此也有限制，如宋仁宗天圣七年，朝廷出台了一道“限购令”：“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限制现任京官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禁令只针对官员，平民不受限制。

在地方一级，宋代的州县衙门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区与办公区，“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廨即官署，指政府办公区；舍即官舍，指官员居住区。州县的长官一般都会配备官舍，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这个待遇，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时，州政府就没有给他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当地百姓拥戴寇准，动手给他建造了一所房子。苏辙被贬谪到雷州，也是“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但苏辙的政敌——宰相章惇认为他有“强夺民居”之嫌疑，命令雷州政府“究治”，苏辙最后拿出了租赁合同，才未被治罪，“以僦券甚明，乃止”。

“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门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县衙都由办公区与生活区组合而成，冯友兰先生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在县衙居住过（他父亲在晚清时署理过崇阳知县），对县衙的构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进了（县衙）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

中国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即交回房产。

不过对旗人，清廷则给予“福利分房”的特权，由朝廷“拨给官房”，即按照官阶高低向旗人分配房产，“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这是清初的分配标准，后来由于财政不堪重负，标准才有所降低：“各处取到旗下官员，拨给房屋，各照旧例酌减。”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又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房改”，允许福利房交易，旗人可以通过缴纳首付与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完整的产权。

民国建立之后，旗人的住房福利特权才被废止，只有总统、内阁总理等高官由国家分配官邸，其他政府官员，则自购房或者租房，实际上即恢复了唐宋的官邸制。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