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邓晓芒：天理等于人情？何谓启蒙？

作者：贺希荣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历2017年5月11日

昨天看到现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写的一篇题为《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弘扬传统文化》文章，看得很迷糊甚至有些头痛。

记得两年前，我批判了邓的一个说法：建国后我们的教育都是忠孝教育。我当时说邓晓芒就是赵高，不知羞耻地在指鹿为马。

其实建国后一直到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教育纯粹是反传统教育，反忠孝教育，邓晓芒却硬要把斯大林说成是孔子。我不清楚是他水平实在太差，还是别有用心要污蔑中国的传统。

就《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弘扬传统文化》这篇文章来看，读得很吃力，但仔细捋捋，发现邓还真的是满脑子浆糊。

比如说他的第一个观点：要以理性对抗天理。天理是自然法则，不管儒家或道家的天理可能有什么缺失，你首先要去界定、分析、然后评价它们，要去梳理，然后条分缕析。这才是你的理性要做的工作，也是你作为学者的责任。而邓啥也不干，就来“对抗”二字。

你不是要“批判”吗，“批判”是否就是“对抗”？你对抗的对象是什么，搞清楚没？天理就是“无法规则，不可言说”？儒家的亲子之爱是否天理，儒家的尊卑差等或贤人政治是否天理，道家的自然是否天理？怎么不可言说无法规定了？那你这种“对抗”，是否有的放矢？是否只是喊个口号博关注？至于邓把天理等于人情，纯粹是浅薄的无知之论。

天理是最高的形而上，是价值信念，人情是具体的形而下，是生活形态。这两者不是一个范畴，虽然可以下学上达，但不存在“天理就是人情”这样这个判断。

恰如，飞行的理念与具体的飞机，并非一回事。邓在说到人情的时候，批评“循规蹈矩”，但在第二段，又说中国人不懂自由，要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那么请问，权利是否基于界限，界限是否就是规矩，尊重权利是否就需要“循规蹈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还说“下级对上级的愚忠，甚至行贿受贿”也是传统的人情，而人情就是天理。“愚忠”这样的字眼，本就是极左时期污蔑传统的口号，你邓晓芒今天还用这样的字眼，说明你本身就有打手的嫌疑，没有尊重起码的对话伦理；要说肃清文革余毒，首先就要检讨你自己使用的这些语词以及你内在的真实心态。

至于说贪污受贿是人情，也是天理，我只想说，邓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简直贻笑大方。什么时候贪贿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理？天理真的等于人情？

邓晓芒的第二个观点，什么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都是些中学生水平的自言自语，这也罢了。关键是，他说启蒙思想当今的主要理论对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其实很想邓能界定一下，到底他心中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哪些，是哪几家以及这几家的什么理论和观点。不要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大概念，显得很不严肃。此其一。

其二，今天中国的启蒙思想到底是些什么思想，或者说，今天什么样的思想还够得上“启蒙”二字？以邓的回答，似乎今天的启蒙就是“建立起多元文化发展的前提，即普世价值”，那么按此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启蒙思想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压制多元、反对普世价值了。

如此我倒有个疑问：自从1905年清末废除科举制，兴办学堂，民国初年蔡元培禁止中小学读经，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建国后破四旧批林批孔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代表儒家文化都已被打倒在地扫荡得支离破碎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零落飘荡，邓自己也承认，竟然它在今天还真的有能力来阻止邓晓芒或其他人“发展多元文化，普世价值”吗？莫非今天中国还处在明清科举制下？

从邓对“启蒙”的界定前提出发，根本得不出他所谓的主要理论对手。那么我只能认为他逻辑混乱，胡说一气，攀咬中国传统文化。

邓在最后说什么只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弘扬传统文化，这个说法我部分同意。批判不是对抗，不是站队，真理本来就要接受思想的挑战，良性的批判是人类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邓自己研究康德的三大批判，应该深知其味。所以，传统当然要在批判中发展和弘扬。

但是，正因为批判和被批判乃是每一思想存在的状态和发展的条件，所以，不能光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而应该一视同仁。否则，这样恐怕就不是批判，而是批斗了。

邓在最后说“儒家文化最要命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大一统的权力诉求。”不错，历史上儒家确实有得君行道的诉求。但是，这最多属于儒家“外王”的层面。客观地说，到底是应该检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设计理念，是检讨整个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特性，还是把帐都算在儒家或者儒生头上更公允？

再进一步说，把帐算在儒家头上是否是今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我想，邓晓芒如果还有一分诚实，还是个有见地的学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深思。

本来不想评论此类论断，只是看到邓晓芒这类观点错误、逻辑混乱的口水帖碍眼，却又动辄以“启蒙”自居，才不得不发。

拜托大家多些诚实的研究和平心的讨论，少些这样的掰扯。

意气之争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反而显得太业余，太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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