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作者：顾永新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十七日己亥

           耶稣2017年5月12日

【摘要】

近古时代,经学文献在流传和刊刻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文献,并表现出民间化、通俗化的倾向。通过对相关著录及见存版本实物的考察,可知经学文献的变异和衍生无不是在传刻过程中通过内容重编、体式改造来实现的,这在"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个主干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充分,而直接的驱动力就是科举考试的推广和雕版印刷的发达。同时,近古经学文献还表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倾向,两大主干系统之外,仍然有其他系统或其他载体的存在。而中日两国经学文献的流播,也是经学文献衍生的一个真实侧面和特殊形态,反映了文献流传的双向轨迹和学术思想的交互影响。

【正文】

在中国文化史上，近古(宋、元、明、清)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市井文化的漫延，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推广，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文学、学术、宗教、艺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民间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倾向。经学作为传统学术的核心和根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形式，其直接的载体——经学文献也是如此，在流传和刊行过程中，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单一走向多元，由高雅走向通俗，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文献，数量更大，受众面更广，普及程度更高，商业运作更多；与之相适应，内容和形式不断地调试，以期满足多层次、多用途的受众需求。

经学文献的主体是儒家经典的原典以及以之为核心的历代编纂、注释、校勘、考据等整理、研究成果。“十三经”的原典在先秦、秦汉时期俱已成书，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本；汉、魏、晋直至隋唐人为之作注，是对原典的注释；南北朝义疏及唐、宋“五经正义”、“七经疏义”，是对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释。宋元刊行的诸经注疏合刻本，以及明清汇刻的“十三经注疏”就是这些经、注、疏(多附载《经典释文》)的结集，我们姑且称之为正经注疏。这是一个垂直的、自足的系统，是经学文献的核心。随着经学史上拨弃章句注疏之学、倡导义理之学的经学转型期的结束，“五经四书”的宋元人新注不断涌现，尤以朱熹及其学派的相关著作影响最大，南宋后期至元代既成主流，进入明代成为独尊的通行本。近古时代，其传播范围之广、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经注疏所无法比拟的。朱学系统内部的传承和发扬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系统，即朱子等对于原典的注释成为新的经典，其弟子或后学为之再作注释，或称注(传、释、解等)，或称疏(疏义、纂疏等)，并将这个系统内外的各家说法加以汇编。当然，两个系统之间也有交叉和融会，如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就是由正经系统《左传》注(杜预《集解》)、疏(孔颖达《正义》)和宋人“五经”系统胡安国《春秋传》两个源头衍生出来的。虽有所侧重，但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二者的交集。本文立足于上述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通过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的传承、流变、编纂、刊行的考察，透视出近古经学文献衍生的脉络和规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

这里，我们引进级次文献的概念，将两个系统内部的经学文献再作划分，依次分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文献，以期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有整体的、全方位的而又历史的、有层次的认识，并进而探求各级次文献之间衍生、孳乳的过程。

1、正经注疏的衍生与传刻

正经注疏系统的一次文献无疑就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经”的原典。一次文献本身既已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历史因革和学术传承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抄写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从而增加了其复杂性，削弱了其稳定性。这种版本异同的状况在二、三、四次文献中同样也是存在的。二次文献包括汉、魏、晋古注，间有隋唐旧注，是对一次文献(原典)的注释，所谓“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伪汉孔安国传、《毛诗》汉毛亨传、郑玄笺、《周礼》郑玄注、《仪礼》郑玄注、《礼记》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集解、《公羊传》汉何休解诂、《穀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孟子》汉赵岐注等。当然，汉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汉魏的孟喜、京房、荀爽、马融、郑玄、虞翻、王肃、干宝等注；《尚书》汉代的伏胜、马融、郑玄等注；汉代今文三家《诗》传(或分内、外传)、说、故；《左传》汉代的贾逵、服虔等注；《论语》郑玄注；《孝经》所谓的“孔传”和“郑注”等等，理论上也属于二次文献；但由于政治、学术或地域、学派等方面的缘故未能成为“正注”，所以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畴。经传(如《易经》和《易传》、《春秋经》和三传)原本各自单行，古注更是独立于经传之外别行。不过，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而无单经本。也就是说，六朝以后一、二次文献已合为一体，正经因正注而得以传承有绪，正注因正经而获得正统地位。三次文献即所谓疏，是对原典及原典注释的再注释，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唐的义疏之作，今多已亡佚，传世者有梁皇侃《论语义疏》；二是前揭正经正注的“疏”，包括唐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和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以及宋邢昺等编纂的《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唐人贾、徐、杨所撰四疏连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时由国子监校定刊行，称之为“七经疏义”)和旧题北宋孙奭所作《孟子疏》。实际上，唐宋人所作的疏(正义)是在前人义疏的基础上完成的(如邢昺《论语疏》“大抵翦皇氏(《义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基本上涵盖了其主体内容(个别的疏直接以前人旧疏为蓝本，如唐元行冲为玄宗《孝经注》作疏，而邢昺疏所依据的正是《元疏》)。疏(正义)原本单行(单疏本)，直到南宋才出现注疏合刻本，经、注、疏合刻，至此一、二、三次文献合而为一。当然，这并不排除同时及其后并行的单经(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等其他类型正经刻本的存在。

从时代上划分，正经注疏的一次文献均产生于先秦、秦汉，二次文献主要是汉、魏、晋古注，及个别隋唐旧注，三次文献则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一、二次文献衍生出来的。二次、三次文献之外，唐宋以降正经的其他注释(之所以没有把这部分注释列入二次文献，是因为这些经注多系参酌汉魏古注和唐宋疏义之作，并非单纯地植根于原典的原始文本)以及历代以序跋、札记、评点、校记、解题等其他形式出现的相关研究论著，连同经学文献的整理成果，如历代公私目录和史志目录中的相关著录、经学文献专科目录、各种经书选本、节本、经学丛书、各种相关著作中保存下来的校勘和训诂资料等，则是四次文献。就四部分类目录的经部类目而言，群经总义类(如郑玄《驳五经异义》、陆德明《经典释文》)著作基本上都属于四次文献。乐类是比较特殊的，无一次文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乐记》等篇可视为二次文献，而以下诸书多为四次文献，如宋陈旸《乐书》、蔡元定《律吕新书》等。礼类除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属，还有三礼总义(如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通礼(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杂礼书(如宋陈祥道《礼书》)之属，大体上也都是四次文献。总之，四次文献是由一、二、三次文献衍生出来的整理、研究著作。

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五代，最先刊行的是一、二次文献的结合体——经注本，自后唐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历经四朝二十余年校刊完成。北宋前期继续沿用，到了中期，版片多残损、漫漶，于是景德二年(1005)至天禧五年(1021)间国子监相继重刊诸经经注本。靖康之乱，不仅北宋监本悉数被运往燕京，连同书版也为金人掳掠以北去，损失殆尽。南宋国子监又据北宋监本翻刻，实际上是江南各州郡刊刻、再将版片送往国子监的。两宋监本书版允许吏民刷印，并颁行地方，准予翻刻，进一步促进了经书的推广和流通，也使得经书刊刻统一在监本系统之内，进而出现了众多的官刻本和坊刻本。南宋官刻经注本以抚州公使库和兴国军学刻本最称善本，刊刻群经的同时并刻陆德明《经典释文》，各经音义依经别行，配套出现。附刻《释文》的形式固然可以及时查对音义，但翻检仍嫌不便，于是南宋初坊间开始出现了经注附《释文》本，将各经《释文》打散，依次分别插入相应的被释经、注文之下，省却翻检之劳，颇为便利。经注附《释文》本是由单纯的经注本附刻《释文》衍生出来的，所附《释文》经过不断的增删、改易(先后有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和廖莹中世綵堂等刊本)，便于阅读，迎合了当时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及经术研修的多重需求。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南宋中期至宋末又从经注附《释文》本中衍生出一种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其书由建阳书坊刊行，名目繁多，如纂图互注、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及监本、京本、婺本等，不过是吸引读者眼球，内容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往往陈陈相因，辗转相承。经、注文多施以句读或发字(唐宋标注四声的方法，以圆圈或墨点分注字的不同位置以示四声)，本文之前插配图画或图表(天文地理、器物服饰、传授统绪、知识体系等等)称作“纂图”，“曰重言者，本经相同之句；曰重意者，句似而意同之文；曰互注者，他经所引之语”。各书体式不一，或具其一二，或兼具多项。

早在重刊经注本之前，北宋国子监从端拱元年(988)到景德二年(1005)十几年间，已先行校定、刊行“五经正义”和“七经疏义”，即“九经三传”单疏本。南宋国子监又据北宋监本翻刻，今存单疏本均为南宋刻本(或后世覆刻本、影抄本)。五代、北宋经注本和单疏本先后刊行，一直各自别行，宋朝南渡以前并无“注疏”之名。经注本兼有经、注文，而单疏本不具经注，两本对照阅读，翻检犹嫌不便，这才产生了经注和单疏萃于一书的构想。南宋前期，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先后刊行群经经文、注、疏合刻本，亦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谓“越中旧本注疏”，通称八行本，当时至少刊刻了《周易》、《周礼》、《尚书》、《礼记》、《毛诗》、《左传》、《论语》、《孟子》等八种。南宋后期，建阳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注疏合刻本，于经、注、疏之外加入《释文》，今传建安刘叔刚(桂轩)一经堂刻本《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及《附释音礼记注疏》(和珅覆刻本)，此外当有若干种，刻者或非一家，或全部出于一经堂。这就是所谓宋刊十行本注疏，《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作“建本有音释注疏”。清人所谓十行本并非宋本，实为元大德至泰定间刊刻、明正德中修补本，其版历元明两朝迭经修补，或称南监本(据今人研究，书版一直存在福建，实际上并未在南京国子监印行)。明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提学佥事江以达校刊诸经注疏，以元刻十行本为底本，这是全部“十三经注疏”汇刻的第一次。万历中，北京国子监据李元阳本重刻，是为北监本。崇祯中，毛氏汲古阁又据北监本重刻，是为汲古阁本。清乾隆初年，武英殿据北监本重刻，加以句读，并附考证，是为殿本。嘉庆二十年(1815)，在阮元主持之下，南昌府学据十行本十一经并黄丕烈所藏《仪礼》、《尔雅》单疏本重刊，又附刻各经《校勘记》于卷末，题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总之，正经注疏一、二、三次文献的多重衍生都是在版本刊刻过程中通过内容重编、体式改造来实现的。经注本是六朝以后正经最通行、最基本的文本形态，五代、北宋均为单纯的经注本，进入南宋，先后衍生出附刻《释文》的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纂图互注本等版本类型。单疏本于北宋刊行之后，原本与经注本各自别行，南宋初始与经注本合刻，衍生出八行注疏合刻本。南宋后期，单疏本又与经注附《释文》本合刻，衍生出十行注疏合刻本，元代重新翻刻，明正德中修补，并依次衍生出嘉靖李元阳本、万历北监本、崇祯汲古阁本等，清乾隆武英殿本出自北监本，嘉庆阮元校刻本则直接出自元刻十行本。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上述诸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衍生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定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全部十三经都适合这一路径。如《孟子》疏为两宋之际人伪作，故无单疏本之刻；《仪礼》在明嘉靖之前仅有经注本(无经注附《释文》本)和单疏本，并无注疏合刻本；《尔雅》、《孝经》注疏合刻始于元代。第二，就八行本和十行本的关系而言，《论语》、《孟子》二经的十行本直接出自八行本，并不是由经注附《释文》本和单疏本重构而成的，而它经则不具有这种直接的承继关系。第三，就《论语》而言，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所附《释文》并无关联，分别源出《经典释文》，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上述十行本构成的结论。第四，宋元之际正经注疏的刻本数量众多，系统复杂，传世的个别版本仅为其中的片段或局部，所构拟系统必有缺环，不足以完全代表当时的实际状况。

2、“五经四书”的衍生和通俗化

随着汉唐章句注疏之学逐步趋向繁琐化和自我封闭，经学自身的发展走进了死胡同。唐大历以后，“自名其学”的经学家不断涌现，尤其是啖助、赵匡、陆淳等的《春秋》学派以经驳传，断以己意，昭示着经学史上转型期的开始。北宋时期，不惑传注、自出新意逐渐形成风气，并在庆历以后演变成疑古惑经的学术思潮。欧阳修、刘敞、苏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弃章句注疏之学，以新意解经；又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为心性之学，理学蔚然兴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五经又有了新注，成为程朱理学思想的载体：宋胡安国《春秋传》、朱熹《周易本义》、《诗集传》、蔡沈《书集传》以及元陈澔《礼记集说》。另外，朱熹又在韩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视《大学》、《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的基础之上，撰成《四书章句集注》，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配合起来，集中进行注释和阐发，于是有《四书》之名。其中，《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

元人虞集论当时朱学系统诸书的社会影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曰：

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

这样，独立于正经注疏之外、秉承程朱理学思想的“五经四书”系统已经形成。我们仍然采用划分级次文献的方法来剖析这个系统。“五经四书”本文无疑就是一次文献，前揭朱熹等的新注则可以视作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是宋元人为新注再作的注释，犹如唐宋人为汉魏古注所作的疏(正义)，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羽翼、发明或辨证、去取朱熹等新注，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诸家经说，彼此互证，转相发明。不管哪一种类型，都把新注奉为圭臬，或径称疏，以孔(颖达)、贾(公彦)为标榜，如疏解注，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其他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则可纳入四次文献的范畴。

明永乐中颁行的《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实际上株守甚至攘取三次文献各书，从中衍生而来。《四书大全》即全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为蓝本，“稍加点窜”，编订而成。《周易传义大全》取诸天台董楷《周易传义附录》、鄱阳董真卿《周易会通》和双湖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云峰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书经大全》大旨本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和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依顾、朱二氏所言，《诗传大全》实出自元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取材于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比较特殊的是《礼记大全》，“就陈氏(澔)《集说》而增益之”。这是因为元代及明初科举程式《礼记》均主注疏，永乐以后才废注疏不用，止用《集说》。《大全》攘窃成书，为后人所诟病；但取材对象多为相关著述中学术价值较高者，或义理明备，或采择精审，亦不可完全否定。

总之，从朱学系统新注中衍生出来的三次文献(出以疏义、纂传、纂注、纂疏等名目)，明初又成为《四书、五经大全》的取材对象，或沿用其例，或攘取成文。而《大全》一出，成为官方指定的标准文本，悬为令甲，直接影响到有明一代的经学，不仅汉唐注疏废止不用，即便是其所从出的宋元疏义亦多湮没无闻。

“五经四书”系统的经学文献既以程朱理学为绝对的指导思想，又以科举考试的推广和雕版印刷的发达为双驱动，在近古社会逐渐压倒传统的正经注疏，最终成为主流的标准文本，呈现出多重衍生和通俗化的态势。

科举的演进，科举文体的程式化，实质上从内容到形式对士人思想的桎梏都是越来越严，从而对经学文献衍生的路径也产生了影响。元太宗九年(1237)，因耶律楚材等之请，一度开科取士，但此后中断了七十多年。直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才正式颁布科举程式，次年(延祐元年)正式开科取士。按照这一程式，分榜而试，其中汉人、南人：

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明初实行科举，亦以“五经四书”试士。至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科举定式：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

明初科举程式大体沿袭元代，虽以朱学系统新注为主，但兼用注疏；而永乐以后废注疏不用，止用《大全》。职此之故，元人虽宗尚朱子学，但尚有汉唐注疏之学的根柢，“当时经义，犹不尽废旧说，故应试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经学所以终胜明代也”；明人则唯《大全》是务，正经注疏束之高阁，“于是明代士子为制义以应科目者，无不诵习《大全》，而诸家之说尽废”。

随着科举的日益平民化和科举文体的不断程式化，服务于科举考试的辅导资料应运而生，以其简便有效、切于实用而流行开来。正是因为体式和内容的程式化和封闭性桎梏了士人的自由发挥和主观思考，使得这些类似于射策、猜谜的参考书瞄准科举程式，对士人应考产生了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辅助作用，无疑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所以一时大受追捧，泛滥开来。旺盛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场前景，对于编撰者和书坊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形成了编撰、刊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动的完整利益链，又使得受众进一步增多，影响进一步放大。这一类书在宋代既已出现，当时已有梓刻；伴随着元代重开科举，又成为坊刻本的重镇，发行数量之大，流行区域之广，使用之普遍远远超出宋代。根据相关书目著录及传世版本，可知这类文献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举程文选编，将科举考试中选的文章结集；一是经义作法指南，又可细分为经义和经疑两小类。宋元程文选编和经义之作入明多已亡佚，明人尚有编刊元代程文者，清代坊贾则多刊行明代时文。

“五经四书”系统多重衍生并渐趋通俗化的另一个驱动力来自书坊。有关科举考试的经学文献备受坊贾青睐，当然是由于其切于世用和经济效益。这也就促使书坊不断地推陈出新，本着通俗化、实用性的原则，促生“五经四书”的各种变体。如诸经的音释类著作(即对经文、注文施以注音和释义)在元明时期颇为流行，犹如《经典释文》为群经经、注文注音释义一样。朱学系统新注成为新的经典之后，也相应地产生了音释的现实需求，音释本渐次衍生出来。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书集传》、《诗集传》音释本。又如出于乡塾童蒙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士子科举考试的需要，通俗浅近的旁注(或作傍训)类、句解类经学文献出现于宋元之际，元、明两代盛行，或依经直解，旁注窄行；或随文分句，句各有释，明显地趋向于通俗化。旁注本经文大字书于正行，以训释字义者细书于旁简，有署名罗祖禹、李恕、朱升等的“五经四书”旁注之作。各家取材大体一致，互有因袭，编纂旨意不同，内容略有差异。句解本多为“直音傍训句解”三种注释体式的集合体，经过变异、整合而成，兼释音义，串讲文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经均有句解本，编著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有林尧叟、朱祖义、李公凯和朱申。由于发行量大，流通广泛，同一著作往往有同一作者、不同书坊刊行，或不同作者、同一书坊刊行的不同版本。

近古时代，《四书》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受众面远远大于“五经”。元代最为通行的两部《四书》学著作是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和倪士毅《四书辑释》。二书先后于后至元三年(1337)和至正二年(1342)分别由建安德新堂和日新堂刊行。明初，坊间又先后出现了王元善《四书辑释通考》以及二书合编本(附载王元善《通考》)。两部名著合编，固然有书坊出于牟利的考虑，但确实也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又加以改窜、重编，变换体式，改易名目，编成《四书通义》，正统五年(1440)由进德书堂刊行。各种合编本渐次通行，单行本反而流传不广。《四书辑释》和《四书章图纂释》元明两代分合、孳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近古经学文献衍生路径的缩影，折射出经学、科举和书坊三者之间多重的互动关系。

3、其他系统或载体的经学文献

由于经学的全面发展和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近古经学文献空前繁荣，趋向通俗化的同时，还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倾向。除了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之外，仍然有其他系统(或者称之为系列，究其渊源虽不出上述两个系统，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范围之内具有比较深远而且持久的影响)的存在。例如，王安石熙宁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王氏新学系列著作行于场屋几十年，虽中间不无反弹、摇摆，但还是直接影响到北宋后期直至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北宋龚原、耿南仲分别著有《周易新讲义》，先后作为三舍法实施期间的学舍讲义，与王安石《易义》是一脉相承的。

近古进入刻本时代，书籍的主流形制无疑就是刻本，而抄本作为书籍流传的重要方式依然不绝如缕。除了这些纸质载体之外，以儒家经典为题材镌刻的石经是另一种重要的载体，也是经学文献衍生的另一个面向。之所以镌刻入石，就是取其奉为标准、传之久远之义，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定本，无论是象征意义上的还是现实社会对于标准文本的需求。近古最重要的两部石经是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和北宋嘉祐石经。蜀石经自广政元年(938)由其相毋昭裔捐俸始刊，终广政二十八年间共刻《孝经》、《论语》、《尔雅》、《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截至十七卷，卷十八至三十书石在后蜀，而镌成则已入宋)十经。北宋皇祐中田况补刻《公羊传》、《穀梁传》，宣和中席贡补刻《孟子》。嘉祐石经传世拓本经数有九，周密亦有“九经”之说，但真正是北宋刊刻的仅有八经，《孟子》是元初补刻的。关于其散佚及流向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所谓金人运往燕京的说法不足为据，元世祖时曾加以修复，散亡殆始自元末之乱。

4、海外佚存经学文献的回传

中日两国古代经学文献的流播由来已久，近古尤为频数，这也是经学文献衍生的一个真实侧面和特殊形态，反映了文献流传的双向轨迹和学术思想的交互影响。《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而成的经书校勘著作，乾隆中回传，收入《四库全书》，得到了诸多乾嘉学者的肯定，成为清代以降经书校勘不可或缺的著作。前揭皇侃《论语义疏》南宋后期亡佚，但在日本传承不绝，宽延三年(1750)古学派学者根本逊志校订并刊行足利学校所藏古抄本《皇疏》十卷，后又多次翻刻。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鹏航海至日本，购回根本氏刊本。翌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进呈四库馆，收入《四库全书》；后鲍廷博又用王氏翻刻本的版片印入《知不足斋丛书》。

事实上，作为中日经学文献传承的重镇，《孝经》学文献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双向流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占主流的当然是东传日本。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七世纪初叶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即有《孝经》的内容，可见其书传入日本由来已久。自日本回传，肇始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即有“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的诗句，典出太平兴国九年(984)日本僧奝然进献《孝经郑注》的史实。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先后有《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注及唐玄宗《御注孝经》的“开元始注”本回传，对当时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学文献东传日本，衍生出新的写本或刻本；回传之后，通过覆刻或翻刻等方式又衍生出新的版本。这个过程着实不同于近古一般经学文献衍生的路径，具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

赞论

近古既是历史学、语言学上的分期，同时也是社会学、哲学上的分期，因为在这些领域，宋元明清各代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和明显的承续关系。文学适应市井社会的文化需求，实现了从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脱雅入俗的切换；宗教迎合市民社群的精神需求而表现出民间化、世俗化的倾向；思想领域，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辨哲学——宋明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学术领域，宋学取代了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在明代漫延。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之下，基于日益发达的雕版印刷在社会生活、学术文化领域的普遍应用，受益于不断深入的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往来，与文学、宗教、思想、文化等领域日益显著的世俗化倾向同步，经学文献由传统的单一形式不断地衍生出更多、更新的类型，或立意简明，深入浅出；或图文并茂，取便初学；或取法程式，经义指南，愈发呈现出通俗化的特色。这固然是自觉地适应世俗化社会的普遍要求，更直接的动因还是服务于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因为近古社会二者已经完全结合在一起，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对接，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帖括之学、兔园册子大行其道，同样适用于二者，成为士人博取功名的利器。

在这个过程中，书坊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学文献的最新衍生品类大都是由书坊率先完成的，不断地推陈出新，以求适应更广大的受众。当然，直接的目的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近古书坊独特的运营模式，使得它游走于学术和商业之间：一方面，书坊主广泛地接触学者，征询选题，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术团队，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术进步；另一方面，书坊主最终的着眼点当然是射利，所以他的出版计划还是以是否畅销为取舍标准，在此前提之下的合理预期才是求得利润和学术的最大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俗化的倾向并未完全吞噬或取代传统的经学研究，经学自有其演进的内在规律性和连续性，即使是学风空疏的明代，依然也有严谨求实的经学著作，这是传统经学史所关注的，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之内。

总之，近古经学文献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走向，不断地衍生、变异并渐次通俗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文本的嬗变、体式的翻新，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物质生活史层面的动因，关涉着科举与经学、学术与出版(尤其是坊刻)等多层次的复杂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文本形态的研究，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学术史的研究，这对于中国经学史和古文献学史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