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说明】

本书是一部以读书为角度的著作。

以读书为中心，意味着它的写作方式，与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为中心不同。以读书为中心，是读书的时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是为解决某一问题而找书。这样的写法固然非常的“不专著”，也似乎没有“问题意识”和“中心思想”。每一个人拿一部书来读，都会有其独特的读法，而且关注不止一个问题。

像《周易正义》，虽然被视作经学新统一的结果，是唐人（孔颖达）所编撰，有些人认为它定王辅嗣为一尊从而使郑玄衰落；有人认为它抄袭旧说，无所发明；还有人认为它成为科举标准后，使儒学沦为记诵之学。我才开始读此书，主要是为了了解王注，但后来目光转移到《正义》本身后，发现这里面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也并不能仅仅用抄袭、单调或空疏来看待。我将《周易正义》视为孔颖达试图重建经学和儒家文教的一次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很多人认为并不那么成功。更大的成功，自然是需要等二程子出来。但不那么成功的努力亦有其价值。我们认定其重建文教的价值，自然要先解决相关的文献问题，比如，它是不是像其他经的《正义》那样系删削六朝旧疏而成？再比如它到底如何对待王辅嗣注，以及“辞涉虚玄，义多浮诞”的六朝旧疏？对此加以考察，我们才能发掘孔颖达的用心。在科举实行以后的儒学史中，有两种以国家意志颁行的集成式经学著作，一是唐的《五经正义》，一是明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都可以看作是经学的多家注释、多家义疏通过竞争、融合渐渐自发地形成一家主导之后，由政府以权力加以选择、肯认，从而重建文教的努力。换句话说，《五经正义》和《四书五经大全》，这种编纂行为本身就有政治和文教的意图。然而不同的是，《四书五经大全》抄袭宋末及元儒成书，是没有疑问的。这意味着，《大全》诸经疏编订的去取之间，基本上体现不出什么编撰者的用心。它的背景本来就是朱子学已经取得权威，不管抄元儒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还是《周易本义集成》，差别都不会太大。但《五经正义》不一样，尤其对于《周易正义》来说，面对六朝文教失坠、纲常陵夷的现状，以及思想上的虚无、混乱，选择哪一家为主来进行修订，让士子诵习，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尚书》、《毛诗》等，孔颖达可以选择一两家，删裁其违碍的地方。但面对《周易》的十余家义疏，孔颖达陷入了踌躇，他觉得这些皆不符合其理想。所以《周易正义》更集中的体现了孔颖达本人的想法，重建经学的想法。

我自然不同意理学的思想多数来自《正义》乃至玄学这样的观点，因为理学之所以成为新儒学，是缘于二程子“天理二字自家体贴出来”的思想决断。同时我也并不认为《周易正义》是易学典籍中最深邃、最高明的解释著作。但我对孔颖达的用心和成就充满了敬佩，所以《自序》中颇多赞赏之辞。《正义》为理学打扫好了场地，提供了舞台，这个功绩是不可忽视的。宋代的士人，在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以注疏为主。所以本书后面一部分有“流传”一章，以目录学或思想史的方式来呈现《正义》的影响。

中间有几篇文字，是试图体会孔颖达的想法而写的，当然也融会了我这几年从船山、曹元弼等先贤那里得来的想法。我觉得他们根据易学来试图构建文教的精神是一致的。

最后的两篇《周易补疏辨正》和《周易旧疏考证检讨》，一是与焦循的辩驳，一是与刘毓崧的讨论。现在看来，刘毓崧的说法，涉及《正义》与六朝义疏的关系，还是有必要检讨的。而驳焦循的内容固然是对的，但焦循的意图本来就是借王弼来讲自己，文章写于攻读博士期间，没有太提及焦循的这个特色和意图，故此处稍微补充一下。

感谢同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诸师友对我成长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本书责编薛羽先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工作，“齐定清”的稿件报给出版社后，我又改动了一些小地方，薛羽先生都不厌其烦地重新校阅，藉此机会表示感谢。潘忠伟、吕相国兄都是研究《周易正义》的专家，皆在本书出版前颁赐了博士论文，我在书中的小注里都有所提及。文献方面，我在修订旧论文的时候参考了李霖、程苏东诸学长的说法，改正了几个错误。最末一篇文章还部分得益于孔祥军兄的指正，在此一并感谢。论《易》老友睿超曾读过一部分内容。北京大学的王鑫老师和白辉洪学弟正在做王弼易学的研究，尤其是辉洪认为，以往的王弼易学研究都需要检讨，而且孔颖达对辅嗣的理解有问题。王弼方面我已经部分地被他说服，不过不妨碍我对《周易正义》的基本看法。期待他的博士论文能顺利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