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董仲舒公羊学的解释学——黄开国教授莅临董子讲坛讲座（之一）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十五日丁酉

           耶稣2017年5月10日

董子讲坛是由衡水学院董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团委和宣传部联合推出的大型高端学术讲坛。它依托董子文化，旨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董子讲坛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本次董子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黄教授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圣会学术委员，川大儒藏学术委员、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出版有《廖平评传》、《儒家人性与伦理新论》、《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经学管窥》等以及主编《经学词典》、《诸子百家大辞典》等23部著作，其中多部是海内外第一部著作。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人民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等16次。

2017年5月8日晚7:30黄教授在董子学院学术中心为董子学院教师和部分学生带来第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董仲舒公羊学的解释学》。

黄教授认为董仲舒是经学史上借用典籍以言己学的开山人物。他研治《公羊》,不是为了墨守其学,而是要借以建立自己的董氏《春秋》学。他的治经方法是“六经注我”，以解经来灵活地阐发己说。

接着，黄教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一，道有常变；二，《春秋》文字上的“常辞与变辞”；三，《春秋》的用词规则。

董仲舒提出“道有常变”。道之常，是道在一般情况下的普遍适用性，是原则性；道之变，是道在特殊情形下的变通,是灵活性。道具备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双重品格。不但道有常变，礼也有经变。经，是礼的原则性，讲求对礼的固守不变；变，是礼的灵活性，主张对礼的反常变通。

董仲舒对《春秋》的全新诠释,给人们理解《春秋》加进了变数的因子，为灵活地发挥己说提供了便利。同时，董仲舒为防止由此而引发异端邪说，强调在常与变、经与变之间,应该以常、经为主,这样就使变数的因子受到了严格限制。

与道有常变、礼有经变相应,董仲舒把《春秋》的文字分为常辞与变辞两大类。常辞，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法”、“《春秋》之道”、“《春秋》之义”，体现着《春秋》的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变辞变化多样,董仲舒把变辞分为三类情况：一是因事物本身发生了变化，常辞已不足以明变,而需采用变辞为说；二是常辞不足以概括所言的全部对象，而需采用变辞以补其不及；三是为亲者、尊者、贤者讳而采用的变辞，此类变辞有温辞、婉辞、诡辞、微辞四种。

既然《春秋》辞分常变,那么对《春秋》文辞就不能作固定的执一理解,而应注意各种变辞的特点，予以灵活的变通。这样,利用其辞的多样性与变化性,董仲舒就可以方便地借辞以言己说了。

接下来，黄教授又分析了董仲舒关于《春秋》用词规则的分类:其一,“《春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其二，“《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其三，“《春秋》常于其嫌得处,见其不得也”；其四，事同而异论，事异而同论。其五,书与不书。

根据对《春秋》文辞的解释,董仲舒得出一个结论：“《春秋》无通辞”，“《春秋》无达辞”。这个结论为其灵活地借经言说提供了文本学的根据。

最后，黄教授指出董仲舒运用这种治学方法,建立起了与时代相契合的董氏《公羊》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董仲舒在经学史上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立起了董氏《公羊》学,而且更在于他借以建立其学的一整套治经方法。

黄教授的讲座观点新颖，逻辑严谨，学术性强，在座的师生纷纷表示获益良多，不仅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启发了研究思维。

在互动环节中，在座师生积极向黄教授提问请教。有同学问：现在研究传统文化应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董仲舒公羊学的研究方法？黄教授在回答中强调既要遵守儒家经典的法则，又要与时俱进讲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义理。有同学问：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读什么版本的«春秋繁露»？黄教授推荐了钟肇鹏先生的《春秋繁露校释》，认为这本书中的按语非常有价值。老师们就春秋三传的评价问题，孔子作《春秋》的本意问题等纷纷向黄教授请教，黄教授都一一进行了解答。整个互动过程气氛活跃，将讲座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衡水学院学生向黄开国教授请教）

（董子学院白立强博士向黄开国教授请教）

（董子学院王文书博士向黄开国教授请教）

（黄开国教授与董子学院部分教师合影）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