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五四的自由儒家之呈堂证供：不用再辱清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三十日壬子

          耶稣2017年5月25日

反五四的自由儒家白彤东之呈堂证供：

现在常有用大清国影射当下的，实在是对清朝的侮辱。

虽然清朝已经是传统中国问题很多的朝代，但也比五四导致的政治恶果与对传统的污名，交相推动，不分左右（因为左右多是五四的后代），仍盛行于当下。

肃清五四遗毒，公允看待西方，在温情与敬意下看待传统，才能建立真正自由的中华秩序。

下为证据之一。James Millward: "由于清朝和伊斯兰教双方的灵活性，二者之间在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调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并没有要求当地的穆斯林蓄留发辫。这是清朝统治者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不对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服饰和身体外观等事务进行干预。（清朝政策中的这种文化多元与中国政府在廿一世纪初期禁止维吾尔人蓄留胡须、佩戴面纱或是限制斋月封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时期对这种...“集权化的多元主义”（centralized pluralism）并不只是统治的权宜之计：相反，正是这种典型的清朝认同的特征，方才使得清朝能够获取这块文化与民族多样性的辽阔疆土并维持对其之统治，如今这一领土已经变成了现代的中国。"

附录：

《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中文版序

米华健

贾建飞将拙著《嘉峪关外》译为中文，对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常荣幸拙著中文版经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一睹其颜。为了翻译此书，建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为了术语和引文的精确，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献和档案，使得译文在很多方面都较英文原文有了改进。因此，本书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关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1990年在北京进行的，本书最早的版本是我于1993年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随后，我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正，并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本。所以，本书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将近二十年，距我最早开始写作此书的时间就更久远了。那时，在英文世界中几乎没有有关清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领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边缘。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向我提出挑战：“告诉我们清朝征服新疆对苏州的百姓有何影响？”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剑桥中国史﹚中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的章节是当时仅有的有关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这些作品利用了傅礼初当时可以获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语种文献，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视为是这个伟大的学者的巅峰之作。但是，由于傅礼初并未有机会接触到清廷内部的档案，因此有关清代新疆的很多问题依然无法解答。在英语世界中，我应该是第一个利用北京的清代档案文献对新疆进行研究的人，我的结论都是基于这些文献以及当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友好和开放。

当然，自那时起，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汉语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没有人会再怀疑这个地区在我们对清朝以及清朝作为一个帝国进行运转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东（Ho-dong Kim）的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中国的圣战）是利用伊斯兰、中文和其他语言的文献，对阿古柏伯克政权进行的一部研究。事实上，在我写作《嘉峪关外》一书的时候，金浩东的Holy War in China已经完成，只不过出版的较晚。吴劳丽（Laura Newby）的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清帝国与浩罕汗国）利用满文和汉文档案，为我们讲述了清朝与浩罕汗国的关系史。濮德培（Peter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Eurasia（中国西进）则从比较史的、泛欧亚的角度，论述了康熙、雍正和干隆时期与准噶尔战争中的军事和政治历史。近年来，赖恩•萨姆（Rian Thum）的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维吾尔历史的神圣路线）精辟地阐述了在维吾尔语言tazkirahs中所体现出的历史传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在汉语和满语文献中不曾有过的新疆的历史景象。另外，金光明（Kwangmin Kim）的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圣洁的中间人）对于拙著主要聚焦于汉、回商人的问题进行了纠正。金光明揭示了维吾尔精英在与明清的商业关系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强调了贸易对清帝国的形成的重要性。

我很高兴这些著作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近代早期新疆的认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作者能够比我使用更多的满文和维吾尔语的文献。但是，我也很高兴《嘉峪关外》的主要结论在二十年后还依然成立。

第一，商业贸易和商人对于清朝向中亚的扩张和将新疆整合入清王朝非常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明显“丝绸之路”一直都没有终结。相反，远程的交流已经延伸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并使得中亚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维（Scott Levy）与马修•罗曼涅罗（MatthewRomaniello）有关中亚和俄罗斯帝国的研究也从帕米尔的另一端对此进行了论证。人们可以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和中亚、南亚以及西南亚之间扩张的商业和外交联系，包括“一带一路”的提议，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发下的全球化进程的延续。

第二，清帝国在新疆的统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这个地区的人口得到了增长，经济获得了发展，大体上也保持了和平的局面。尽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系之间存在本地化的教派冲突，但是并没有发生反抗清朝的“圣战运动”（jihad），在伊斯兰教和北京之间也没有内在的矛盾。十九世纪初期发生在喀什噶尔附近的变乱从来都没有威胁到清朝在整个新疆的统治，整个地区一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由于清朝和伊斯兰教双方的灵活性，二者之间在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调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并没有要求当地的穆斯林蓄留发辫。这是清朝统治者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不对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服饰和身体外观等事务进行干预。（清朝政策中的这种文化多元与中国政府在廿一世纪初期禁止维吾尔人蓄留胡须、佩戴面纱或是限制斋月封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丧失了对新疆的控制，这是内地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叛乱的结果。这些叛乱使得清政府对新疆的白银供应遭到中断，导致了新疆地方官员的贪腐、剥削和暴政。在这种不稳定的氛围下，陕甘回民叛乱扩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从中亚侵入新疆。但是，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统治的叛乱中，宗教自身从未成为其中的起因。

第三，清朝在新疆的一个世纪的成功统治，证明了它在这个辽阔帝国中，针对民族多样性所实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统治者并不主张社会的同化，他们的统治理念不仅承认帝国的五个主要文化群体（满、汉、蒙、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异性，而且还在思想体系和政治上，通过标志性的象征和行政制度，主动接受和强调这种差异性。这与欧洲的海外帝国极为不同，也与今天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汉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历史的标准截然相反。事实上，干隆时期对这种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集权化的多元主义”（centralized pluralism）并不只是统治的权宜之计：相反，正是这种典型的清朝认同的特征，方才使得清朝能够获取这块文化与民族多样性的辽阔疆土并维持对其之统治，如今这一领土已经变成了现代的中国。

后来，198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由一些中国以外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新清史”，这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事实上，在包括《嘉峪关外》在内的那些著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观点，已被如今的英语学术圈所接受，当然其中的一些观点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这些观点也理应得到修正。无论如何，多数有关清史的英文著作，还有一些汉语作品，都已经或多或少反映出了我们对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国的重新构建。我依然记得当我们于1990年代在中国发掘更多有关清代新疆的历史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老师们和我一起分享从档案中所浮现出的新的、更为积极的清代形象时的激动的情形。

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视这种对清史进行重新思考的所谓“新清史”是对中国怀有恶意。和很多历史观点发生的变化一样，今天为人们所知的“新清史”有关族群性和帝国的观点，都是根据新的文献和新的关注点而作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包括中国史学家、档案工作者和外国史学家在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上，《嘉峪关外》一书的中文简体译本最初就是在中国官方资助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支持下出版的，只是由于和本书自身并不相干的原因，一直都没有公开发行。

历史讲述的不仅是过去，也是今天。对清帝国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进行新的思索，将其视为一种灵活的文明、多样的群体和一个现代的国家，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湾和香港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将其与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之间的特殊的、有时候又显尴尬的地位归因于清帝国的遗产，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对清朝历史的坦诚的、无偏见的、周到的和创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让中国与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呢？

米华健

2016年1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