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左传》中的武姜

作者：李颖（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教中心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初九日辛酉

           耶稣2017年6月3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述郑武公去世后，郑武夫人（即武姜）规诫嗣君（文中称孺子，即郑庄公）之事。

武姜在规辞中，从“先君”武公依靠大夫治国的经历讲起，规诫年幼的嗣君守丧期间把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管理，并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两方面讲了这样做的道理。她回顾历史说：“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故君与大夫晏焉，不相得恶。”“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关于具体的政治安排，她说：“今吾君既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执竖卑御、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

这篇文献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嗣君三年不得干预朝政，而将国家交大臣治理之论与通常认识似有不符。与此相关，涉及人们对《左传》中武姜其人的认知。

《左传·隐公元年》记有“郑伯克段”之事，《古文观止》以《郑伯克段于鄢》为名将其置于书首。篇中言武姜因难产而厌恶长子庄公，而爱小儿共叔段，终酿成兄弟阋墙的大事件。这一记述影响到清华简整理者对《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基本判断。清华简整理者对于规诫嗣君将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三年，断为武姜出于帮助共叔段“夺权”的需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庄公的顺利登基理政”。这种评价，显然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如果抛开成见，我们会发现，武姜规孺子三年后理政，并非出于夺权的“阴谋”，而是高明的政治安排。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郑世家》相关记载推断，武公去世时郑庄公十三岁。十三岁的嗣君，很难独理国政。武姜临事不乱，纵观全局，规诫庄公三年内“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这是一种明智的政治方略。她的明智就在于选择一种可依循的古礼，让年幼的嗣君平稳度过政权交接的困难时期。

嗣君三年不理国政，本于古礼。这种古礼以“高宗亮阴”的传说方式留存下来。高宗，即殷商中兴之王武丁，相传他即位时曾三年“亮阴”。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典籍为《尚书·无逸》篇。篇中周公训教成王时说：“（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亮阴”，典籍也称“谅阴”“亮闇”或“梁闇”，与古人居丧之礼有关。《论语·宪问》篇载有孔子与子张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按照孔子的说法，国君去世，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三年，是古人的惯例。考之史实，“高宗亮阴”确非个案。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这一状况与殷高宗“三年不言”极为相似。

嗣君“亮阴”，三年不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守居丧之礼，更是旧君崩亡时完成君权接替的一种政治手段。旧君初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国语·晋语》）旧君已逝，各方力量盘根错节，历史上许多篡弑之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君欲顺利承位，绝非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政权。此时，嗣君依靠三年不言的守丧方式，反而能稳定局势。不言，更能震慑臣下，使之不敢妄动，也能暗中观察、培植自己的力量。

《吕氏春秋·重言》记载高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说的就是高宗“不言”的震慑力量。《殷本纪》叙述此事时，也强调了“不言”的作用：“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把政事交与冢宰三年，伺机“观国风”，而获“其佐”。楚庄王即位时“三年不动，不飞不鸣”，也是在积蓄力量。“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吕氏春秋·慎言》）“定志意”“长羽翼”“览民则”，正是其三年“不言”的用意所在。

武姜嘱嗣君“毋知邦政，属之大夫”，不仅出于上述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且有具体明晰的方略。她训诫庄公：“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使御冠也，布图于君。”“如弗果善……其罪亦足数也。”庄公听从武姜教诲，“毋敢有知焉，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这一政治谋划的结局，与殷武丁“卿大夫恐惧”的效果相同。

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武姜，是“郑伯克段”事件中那个偏狭的母亲。左氏大加渲染的叙事笔法，让人对武姜“爱恶之偏，以基骨肉相残之祸”（《古文观止》评语）的印象挥之不去，对故事结尾的细节忽略不察。

《左传》记郑庄与姜氏大隧之中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关于这一赋诗情节，人们往往做浅表解读，认为是庄公与武姜母子虚伪的表现。实际上，这一行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理解武姜这一人物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赋诗”是春秋时贵族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其意义有二：或“造篇”，或“诵古”。“造篇”就是自己创作，“诵古”就是诵古诗之意。无论造篇，抑或诵古，都反映出春秋时贵族的礼乐文化修养。武姜与郑庄母子间的“赋诗”是以“造篇”的方式呈现的。武姜与郑庄公的酬对，儒雅得体，说明她有很深厚的礼乐文化方面的修养。这与清华简中武姜的形象正相映照。

“遂为母子如初”一句，是另一个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它对我们理解武姜与郑庄公间的母子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母子如初”，说明当初武姜与庄公曾有过正常的融洽的母子关系。“郑伯克段”这一郑国的宫廷斗争与家族悲剧，是随着共叔段势力增长，兄弟间矛盾激化才产生的。《左传》作者为叙事生动，渲染当年庄公的“寤生”，模糊了母子矛盾产生的时间，致使人们对武姜其人的整体认识出现偏差。

责任编辑：姚远